【环时深度】利益分歧，美大学与政府矛盾逐渐累积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戴润芝 环球时报记者 李萌】编者的话：在《“政治漩涡”中的美国大学》系列上期文章中，我们讲述了大学在美国历史中的起源及其扮演的角色。事实上，随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崛起，大学一直被视为美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美国源源不断地输送世界人才和经济收益，进而扩大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我认为，对美国而言，最宝贵的财富莫过于曾在此接受教育的未来世界领袖们（对美国）所怀有的友谊。”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2001年时曾这样表示。但与此同时，美国顶尖高校的绝对优势也使得美国文化精英与底层民众的对立加剧，美国政府为了争取底层民众的选票，与美国大学的利益分歧和价值观冲突也越发凸显。本期文章将继续为您讲述，美国大学与政府的矛盾如何逐步累积并最终爆发。

“外交和软实力中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自19世纪起，国际学生已经开始到美国进行学习。有研究表明，美国最早的留学生来自中国和日本。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最早的数据，1948至1949学年，美国高校招收了超过2.5万名国际学生，约占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总人数的1%。2006年以后，赴美国际学生数量飙升。2023至2024学年，在美国高校就读的国际学生人数达到110万，主要来自印度（约33.1万）、中国（约27.7万）、韩国（约4.3万）、加拿大（约2.9万）等国家。

美国大学国际学生人数增加为美国带来经济收益。“学生不仅支付学费，还要支付房租、去餐馆吃饭、去旅行。”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巴尔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FSA）的数据显示，2023至2024学年，超过110万名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近440亿美元。大学密集的州尤其受益——在得克萨斯州就读的近9万名国际学生为当地经济贡献了25亿美元；在马萨诸塞州就读的8.2万名国际学生贡献了约39亿美元；在国际学生最多的加利福尼亚州，近14.1万名国际学生贡献了约64亿美元。

“国际学生为我们的经济作出贡献，支持了美国的就业，并且是我们外交和软实力中最有力的工具之一。”民主党联邦参议员珍妮·沙欣近日这样表示。美国乔治敦大学也曾在其校刊刊文称，美国最重要的软实力资源在于高等教育，尤其是针对国际学生的高等教育。文章认为，当国际学生身处美国文化中，其观点至少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改变。当国际学生回到祖国，在公共或私营部门担任重要职位时，他们将影响本国发展轨迹、甚至影响该国对美外交政策。

外交学院教授李海东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量国际学生前往美国学习，为美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开放包容、接纳不同文明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学生的良好声誉，也使其提升了作为全球人才汇集地的知名度。这种开放性以及人才汇集所激发的创新和进步精神增强了美国的软实力。众多国际学生在美访学或毕业后选择留美，也成为推动美国发展的重要力量。

从“血统筛选”到“智商筛选”

随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精英教育”成为一些顶尖高校，比如常春藤盟校的代名词。这些名校聚集大量资源，从师资力量到科研设施，从学术声誉到社会影响力，都占据优势。然而，美国普通民众对这种优势的不满逐步累积。美国盖洛普民调机构2023年11月的一份报告显示，对本国高等教育怀有信心的美国受访者占比已降至36%，远低于2015年的57%。

高额学贷是让美国民众对高等教育失去信心的因素之一。20世纪末，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变化是营利性高校的大规模出现。它们起初吸引低收入学生，这些学生可以从联邦政府贷款支付学费。然而，由于大量学生未能顺利毕业，或毕业后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导致许多人难以偿还高额联邦学贷。进入21世纪，这些营利性院校的存在变得极具争议。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2014年时刊文称，从前被视为集体利益的公共高等教育正日益被视为私人利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再愿意支付学费，“美国高等教育处于临界点”。部分营利性学院也因为利用脆弱群体而遭到联邦和州政府打击并倒闭，但美国高额学贷问题至今仍广泛存在。

“（美国）大学为何变得如此容易被攻击？”今年3月，美国《纽约时报》刊文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该报观点专栏作者斯蒂芬斯回顾了2015年的一起标志性事件。当时，耶鲁大学跨文化事务委员会发布了一则通知，提醒同学们在万圣节派对中避免某些可能冒犯或伤害少数族裔的着装，耶鲁本科学院副院长克里斯塔基斯却强调，校方不应以照顾少数族裔情绪为由限制学生的着装自由。随后，一场上千名学生参与的抗议活动爆发。斯蒂芬斯评论称：“那是现代大学的两种价值观——多样性和言论自由——以一种糟糕的方式发生冲突的时刻。”

《纽约时报》另一位观点专栏作者格森认为，除了价值观问题，美国高校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反精英”正成为美国社会上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他表示，问题并不是出在大学这类精英机构上，而在于精英群体（无论校内还是校外）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差距上。虽然这不是大学的错，但大学无疑在创造和延续这些不平等中起了作用。

美国《大西洋月刊》去年11月以《常春藤联盟如何摧毁美国》为题刊文称，美国的精英教育体系经历了从“血统筛选”到“智商筛选”的转变，但没有实现社会公平，反而以更隐蔽的方式固化了阶层隔离。20世纪最初几十年，哈佛大学等名校录取学生更看重“社交因素”，如外貌、运动能力、优雅举止、圣公会背景以及白人血统，校友子女还享有优先录取权。1933年至1953年担任哈佛校长的詹姆斯·科南特试图改变这一现象，提出以“智力”作为核心录取标准，希望通过学业成就筛选人才，构建更流动的社会、阶级冲突更少的国家。然而，其改革仍受制于捐赠者的利益。到1951年，哈佛仍录取94%的校友子女。文章认为，长期来看，“智商筛选”理念使得大学成为“认知精英”孵化器，就业市场对名校学位的依赖反倒加剧，形成“顶尖学校—顶尖职业”闭环，“那些能挤进名牌大学的人之后几乎可以进军各行各业担任领导职务”。

“精英大学录取数据表明，极其富有本身就是一种资格。”《纽约时报》2023年报道称，在常春藤盟校中，大约1/6学生的父母属于全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一家总部位于哈佛、专注于不平等现象研究的团队Opportunity Insights发布研究结果表明，在成绩相当的美国名校申请者中，来自收入最高1%家庭的学生被录取的可能性比普通申请者高出34%，而来自收入最高0.1%家庭的孩子被录取的可能性是普通申请者的两倍多。

《大西洋月刊》认为，精英统治的固化引发民众对体制的不满，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教育背景也成为美国政治分歧的核心——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从事不同职业，居住在不同社区，拥有不同价值观和政治倾向。

“深层次的阶级冲突与资金依赖危机”

2021年，时任俄亥俄州参议员候选人的万斯在美国全国保守主义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大学是敌人》的演讲。他控诉美国高校是“充满敌意的机构”，并宣称，只要保守派同僚“想为我们的国家和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做点什么，我们就必须毫不掩饰地全力整顿这个国家的大学”。英国《卫报》称，这个演讲标题的灵感来自美国前总统、共和党人尼克松的一句名言——“教授们是敌人”。

万斯是美国“铁锈地带”民众的代表。这里曾是美国制造业的中坚力量，但随着产业衰落和经济结构转型，该地区民众的工作机会大量流失，生活陷入困境，自身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中描绘了该地区民众所面临的困境与迷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一篇书评中写道，尽管万斯以优异的成绩从俄亥俄州立大学毕业，但当他进入耶鲁大学时，却完全“迷失在陌生的文化中”——这里的人举止不同、说话方式不同，他们充满自信，没有遭受过工人阶级生活的心理创伤。当工人阶级学生必须填写表格，以便学校审核他们是否合格时，富人学生则依靠父母的人脉进入好大学、获得好工作，以此作为通往商界和政界顶峰的通道。

对此，有美国民众直言：“万斯自己从教育中获益了，但他不希望别人也这样做。”《大西洋月刊》认为，哪里的金钱和权力流向高学历精英，哪里就会有民粹主义领袖崛起，这些领袖明白，工人阶级对“精英傲慢”的憎恨远甚于对房地产巨头或富有企业家的憎恨，所以他们利用这种“反精英”情绪，将政治博弈转化为一场“价值观战争”。

李海东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大学与政府长期存在利益和价值观分歧。比如，大学秉持开放性原则，以此吸引充足生源、稳固经济收益，但在当下美国政治氛围下，反移民、反多元主义盛行，这种开放性受到冲击。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政府就在各方面收紧了出入境管理和监视防范措施。当时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建立了“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项目系统”（SEVIS），由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统一管理。每个进入美国的学生学者都会得到一个SEVIS编码，遇到住址变更、专业变更、学位级别变更和校外就业状况变更都需要对美国政府进行汇报。

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政府进一步增加了对留学生的限制。据《华盛顿邮报》等美媒报道，特朗普2017年签署多项行政命令，针对来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国家”的学生出台旅行禁令，导致很多中东国家留学生被迫中断学业。《环球时报》特约记者认识的一位学长当时因为此事在学业结束前被迫返回伊朗，之后再也没有回到美国。同年，特朗普政府还出台税改法案，对捐赠基金超过每位学生50万美元的高校征收1.4%投资收益税（2025年升至21%）。

2020年7月，美国政府宣布将不再允许“只参加线上课程的”国际学生留在美国。但当时美国正处于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很多学校都停止了线下授课，因此该政策遭到广泛抵制。哈佛、麻省理工学院，以及多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政府总检察长都对联邦政府发起诉讼，最终政府撤销了这一命令。

印度《电线报》评论称，政府与大学的分歧背后是深层次的阶级冲突与资金依赖危机。美国政府声称“终结精英特权”，实则利用民众对高学费的不满，将大学塑造为“左翼特权堡垒”。同时，左翼批判大学公司化（如高薪雇用行政人员、校友网络固化），右翼则攻击高校被“觉醒意识形态渗透”，两者共同加剧了美国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信任危机。

下期预告：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国政府当下针对高校采取的行动早就有迹可循。随着美国方面对哈佛国际学生签证办理事宜释放出复杂信号，世界多国都在紧盯二者之间的“较量”。美国政府和高校现阶段的矛盾焦点在哪些关键议题上？双方的冲突可能发展到何种程度？又会给美国自身和世界带来哪些影响？对于这些问题，国际社会和美国各界也在展开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