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在制度优势中看懂“中国为什么行”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并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来，对标对表，深耕发展这一重大命题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年至2023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8.9%，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的平均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24.8%，居世界第一位；经济发展能级从1978年不到1500亿美元跃升至2024年接近19万亿美元；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978年的1.7%上升至2023年的17%左右。另外，中国现已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以及83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可以说，在一个个重大发展目标和关键任务达成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科技以及综合实力等方面都不断得到提升。

为什么中国能够取得这样的发展成就？在当下美国不断加大对华遏压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超乎寻常的韧性？对于这些问题，国际舆论多有关注并试图从不同角度做出解答。最近，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理查德·沃尔夫通过对比中美经济制度，强调背后根源之一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即“独特的制度优势”。

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进程是在没有现成参照系的情况下进行的，其间的许多成功探索，不仅部分改变了现代经济学的一般结论，还逐渐成为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在内全球经济学人的研究主题和关注焦点。例如，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主要任务的经济体制改革某种意义上印证了渐进式改革的可行性与合理性，提炼出了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过程中产权改革的重要逻辑，即在一个有效政府的引导下，国企不仅能够适应市场化，还能在市场竞争中构筑新优势。另外，尽管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但中国经济体制机制改革的成功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相互结合并释放出巨大效能。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既没拒绝市场经济理论，也没被西方关于经济转型的一些理论所左右，而是独立探索出自己的经济转型与发展之路。

近些年来，在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复杂多变、新兴经济体发展受到一定挤压的背景下，世界范围内围绕科技与产业主导权的竞争加剧，一些底层关键技术已经成为一国能否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关键核心指标。面对发展要素的变迁，中国近年来与发展相关的一系列重要跨越都是立足长远进行战略规划并予以高水平推进，每一阶段重要目标的实现都建立在克服发展短板、把准21世纪全球发展脉搏的基础之上。

正如前面提到的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沃尔夫所言，中国之所以能在关键领域快速取得突破，例如高铁、芯片、新能源、疫苗研发、绿色能源等等，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始终围绕国家整体战略展开，政府保留了关键领域的主导权。在此过程中，中国的体制机制表现出更高的组织效率与协调能力。

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新型举国体制，就是中国基于战略设计和目标引领，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并迸发出强大资源整合力与市场主体创新力的体制机制创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尤其是科技创新领域，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体现在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融合发展，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近年来正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与商业模式的改造，通过加大对前瞻性技术的研发投入与产业化应用，持续扩大开放，广泛激活市场主体的营商与创新禀赋，逐渐形成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来推动经济科技高质量发展的良性格局。

一般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发展经济学视野中的第三阶段，即在一些知识和技术领域仍需向发达国家学习和汲取经验，但同时也到了大力提升自主创新的关键阶段。即便在当前阶段，中国在诸多领域的发展也已远远超出西方一些人的预期，特别是隐含性知识学习方面的禀赋结合人工智能时代创新范式的变革以及超大规模应用场景优势，加上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日益精准对接，使中国快速迈入新的发展阶段，正在成为世界创新体系的重要一极，并开始引领全球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 

理查德·沃尔夫提到，中国的成功不仅是“运气”，更是制度设计下的必然结果。中国没有简单照搬别国发展模式，而是在实践中找到一种“实用主义+国家能力”的现代化路径。接下来，我们在更好统筹高水平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过程中，还需进一步发挥独特的制度优势，推动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以及前沿科技等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尤其要在基础研究领域和原始创新能力方面实现根本性突破，并在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生物技术、绿色能源等关乎21世纪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和自主可控，进而迸发出支撑国民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新动能。（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