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圆桌对话：走向深蓝，海洋经济的潜力在哪里

*编者按：*海洋，这片占地球表面积7成以上的蓝色领域，正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随着发展的脚步从近海走向深蓝，未来我国海洋经济的潜力应如何激发？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相关话题展开讨论。

*胡志勇：*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郑苗壮：*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海洋环境与资源研究室副主任

*朱坚真：*广东海洋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统筹陆海发展，建设海洋强国

胡志勇

中国作为一个陆海兼备的世界大国，辽阔的海域构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近年来，我国海洋经济展现出强劲发展动能，综合实力持续攀升，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总体稳定，增速在多数年份高于国民经济平均水平，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24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历史性突破10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5.9%，增速较国内生产总值高出0.9个百分点，彰显海洋经济强劲的发展韧性与增长潜力。

海洋经济的蓬勃发展，已成为推动东部地区率先崛起、培育经济新动能、构建开放型经济格局的关键支撑。如今，我国已形成北部、东部、南部三大陆海经济产业圈，构建起产业集聚、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这一发展态势对国民经济、社会民生、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一，有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覆盖生物资源开发、海水综合利用、装备制造、油气勘探、交通运输、滨海旅游等多元领域，不仅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更通过产业联动效应，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其二，深度服务国家与区域发展大局。伴随海洋工程装备、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新兴产业快速崛起，海洋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推动国民经济三次产业协同发展，有效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为沿海地区及全国经济注入新活力。

其三，切实改善民生福祉。海洋渔业、航运物流、船舶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与滨海旅游等新兴业态共同发力，为沿海地区创造海量就业机会，显著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切实改善群众生活品质。

其四，筑牢国家安全与能源安全防线。作为战略资源宝库，海洋油气资源开发有效缓解国内能源供需矛盾，保障能源稳定供应；发达的海洋运输网络，则为国家能源及重要物资运输提供坚实保障，维护经济社会稳定运行。

其五，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我国海洋经济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依托科技创新，将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推动海洋开发向循环利用转型，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促进人海和谐共生。

其六，提升国际竞争力与贸易影响力。随着海洋科技、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我国在全球海洋经济市场中的份额持续扩大，国际经济地位与话语权显著提升。

面向未来，在科技革新与政策支持的双重驱动下，海洋经济正从近海迈向深远海，其辐射带动效应也不断增强，加速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推动了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海洋油气、船舶制造、交通运输、渔业养殖等产业深度融合。同时，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也为我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洋产业集群，完善海洋经济全产业链条提供了新的抓手。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坚持陆海统筹战略，以陆域经济支撑海洋开发，以海洋经济反哺陆域发展，加快推进海洋经济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通过聚焦极地资源开发、港口清洁能源应用、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创新等关键领域，持续提升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同时，我国也通过统筹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努力建设海洋生态文明。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核心路径，更是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增强海上实力，实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必由之路。

海洋经济发展的五大战略方向

郑苗壮

国际海洋秩序正经历加速变革，这一进程不仅重塑各国海洋活动格局，更将引发公海利益的重新分配，对我国海洋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海洋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我国作为海洋利用大国，主动适应国际新规则、创造战略主动权、把握海洋产业变革机遇，已成为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结合其他国家的战略布局来看，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应重点关注五个方向：

第一，推动海洋运输与船舶工业在绿色低碳赛道加速迈进。当前，海洋领域的气候变化应对已成为全球焦点，国际社会提出船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力争 2030 年实现零排放，船舶低碳化、绿色化发展成为行业趋势。欧美国家纷纷推出船舶更新计划，以顺应这一潮流。

我国作为全球最大造船国，拥有海运船队总规模达4.3亿载重吨，占世界船队比重的18.7％，稳居前列。在此背景下，急需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全面推进交通运输和船舶工业的产品体系、制造体系、供应链体系绿色转型，在践行全球海洋治理新要求的过程中，培育新业态、激活新动能、塑造新优势，提升船舶全生命周期的绿色低碳水平。

第二，全力抢占海洋生物产业变革的制高点。美欧等发达国家早在半个世纪前便开始布局深海生物遗传资源开发，已基本完成商业化开发所需的资源储备，并进入大规模产业化阶段。在国际社会就遗传资源惠益分享规则进行谈判期间，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紧急申请 1.3 万项海洋遗传资源相关专利，试图抢占生物产业革命的战略高地。

我国作为少数具备深海遗传资源勘探开采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可进一步加大遗传资源战略储备，推动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深度融合，强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速生物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前瞻性布局海洋生物产业，突破生物经济发展瓶颈，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第三，科学规划渔业发展路径，在扩增深水养殖的同时，稳定公海捕捞规模。近年来，国际社会将打击非法捕捞、遏制过度捕捞、保护海洋生态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削减有害渔业补贴、扩大海洋保护区范围成为全球共识。作为全球最大的海洋渔业养殖国和公海捕捞国，我国面临公海渔业补贴削减、公海保护区面积扩大的双重挑战。

为此，我国可稳步推进公海捕捞减船转产，实施渔船更新改造工程，积极争取他国专属经济区捕捞配额，大力发展深远海养殖，系统推进现代化渔业建设，确保渔业生产平稳有序。

第四，多维度谋划、稳妥推进深海油气与矿业的发展。随着全球低碳产业快速发展，铜、钴、锰、镍等矿产资源需求激增，深海矿产开发提上日程。然而，出于生态保护考量，法国、德国、智利等 30 余国明确反对深海采矿，主张提高环保准入门槛，甚至呼吁在环境风险解决前“冻结”深海采矿活动。

我国作为关键矿产资源进口大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种类最全的深海矿区，面对开发前景的不确定性，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稳步研发绿色采矿技术装备，强化装备多场景适应性，降低因环保政策收紧带来的潜在风险。

最后，深化海洋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相融合。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席卷全球，海洋正成为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重要应用场景。我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拥有全球领先的5G通信、卫星遥感和物联网技术基础，应妥善利用这一先发优势。如在海洋观测领域，通过构建“空天海地”一体化立体监测网，实现海洋环境数据的实时采集与智能分析，为灾害预警、资源勘探提供精准支撑；在船舶航运方面，凭借智能船舶操作系统和无人航运技术的突破，显著提升运输效率，降低人力成本与能源消耗等。

未来，我国应进一步加大对海洋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持续完善国家级海洋大数据中心（海洋云）等海洋数据服务平台建设，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速数字孪生、量子通信等前沿技术在海洋场景的落地应用，以数字技术赋能海洋产业升级，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智慧海洋”生态，在全球海洋数字经济竞争中占据制高点。

释放海洋经济潜力 有三大增长极

朱坚真

在“双碳”目标与科技革命的双重驱动下，中国海洋经济正经历从“要素驱动”到“系统重构”的深刻转型，以三大维度的特点，勾勒出一幅绿色、智能、协同的发展新图景。

一是绿色化+蓝色化，推动能源与产业的双重转型。在“双碳”目标驱动下，海上风电、潮汐能等海洋可再生能源占比不断提升，预计2030年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将达到2亿千瓦，带动产业链产值超20万亿元。而对于传统海洋产业，低碳升级的需求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例如，我国船舶工业发力液化天然气（LNG）燃料动力船，目前全球7成以上的绿色动力船舶订单发往中国船坞；渔业养殖业也开始走向远海，恢复、优化近海环境。一升一降之间，形成了“绿色装备制造—低碳产业集群”的海洋经济新生态。

二是智能化+集约化，以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拓展海洋经济的边界。随着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涌入，我国海洋产业正成为先进技术的孵化所。而技术的成熟与迭代，也推动了结构与效率的优化提升，如以机器学习算法提升深海矿产勘探效率、创新“一水八用”模式提高海水综合利用率等，推动了海洋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由第一产业独大向海洋服务业、制造业和渔业等领域多点开花转换。海域也由近海、领海、毗连区，向专属经济区、大洋、公海拓展，不断触碰、开拓海洋经济发展的边界。

三是协同化，以海陆与区域的联动实现共同发展。一方面，近年来沿海高新区与海洋经济开发区的积极联动，打造出聚焦新兴产业的深圳“海洋新城”、产研文旅全面发展的上海临港等多种海陆一体化合作样板，形成陆域研发、海域转化的区域合作格局。另一方面，各区域之间也有着较为清晰的差异化路径：北部经济圈聚焦高端装备（如船舶制造），东部经济圈主攻航运金融等服务，南部经济圈发力深海科技（如深远海养殖），构建起“错位竞争、优势互补”的区域矩阵。

未来，中国海洋经济的潜力释放，将通过技术突破、产业升级、生态构建的层级递进，形成三大战略增长极：首先是以技术突破激活海洋经济发展新引擎。从深海到极地，技术是解锁这些“蓝色盲区”资源潜力的钥匙。无论是海底沉积的锰结核、沉睡千年的可燃冰，还是深海高压环境下的神秘微生物群落，若要将这些“蓝色宝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就必须深耕深远海立体探测、海洋生物医药等前沿科技，让这些创新成果成为驱动新一轮海洋经济浪潮的核心引擎。

其次是以产业升级重构全球价值链条，推动海洋产业从“跟跑”到“领跑”的质变。传统渔业告别近海围网的粗放模式，借助智能网箱、深远海养殖等技术实现效率与环境的兼顾；航运业则依托区块链与物联网技术，提升船舶周转效率的同时，构建“智慧物流+供应链金融”的航运业新生态。这些万亿级的新兴产业集群将成为创新策源地，改写世界海洋产业版图。也只有以产业升级打通从渔业、海洋设备制造到海洋旅游业的产业结构上下游，加速传统产业向现代海洋产业体系转变，海洋经济整体竞争力才能得到提高。

最后是生态构建，以先进的中国经验与产业引领全球海洋经济的治理合作，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生态。如今，我国海洋碳汇交易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市场机制逐步完善，蓝色债券、海洋碳汇交易等金融工具撬动社会资本超2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在全球海洋碳中和行动中取得了亮眼的成绩。与此同时，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大框架下，我国积极布局海外深远海养殖基地与国际航运中心。这些项目不只是简单的基础设施建设，更是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标准与技术体系输出的重要窗口。通过技术输出、标准引领、规则制定的三步走战略，我国正逐步构建国际海洋合作新范式，为全球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