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高文勇：了解中国，拉美不应局限于华盛顿视角

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月中旬在北京举行，会议加强了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经贸和外交关系。同时，会议也凸显中国政府对促进拉美和加勒比人民了解中国的重视。习近平主席在论坛上宣布，未来3年，中方将向拉共体成员国提供35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1万个来华培训名额、500个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名额、300个减贫技术人才培训名额、1000个“汉语桥”项目来华团组名额，实施300个“小而美”民生项目。此外，对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乌拉圭5个国家实行免签证政策，也是中方鼓励民间交流的明确标志。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讲话中引用了一句古诗“人生乐在相知心”，这让我想起中国现代知名作家林语堂先生在其1935年出版的《吾国与吾民》一书中写道：“一个人要么喜欢中国，要么不喜欢，并开始举例来证明自己的好恶……在被理解与被称作伟大之间，中国宁愿选择前者，这对周围的任何人都有益。”拉美地区若想在对华关系中发挥更积极、更具创造性的作用，就必须对中国社会有更深入的了解。这远远超出了经济指标或贸易协定分析的范畴。最重要的是，需要对指导中国体制的政治和制度逻辑、中国政府的内外政策，以及塑造中国社会组织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观有系统性理解。

在西方，中国的国家治理常常被简化为二元刻板印象。这种肤浅的观点将高度复杂而古老的文明置于僵化的概念框架中，削弱了辩论的深度，损害了对话的质量。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必须摒弃这种过度的简单化。由于植根于悠久的历史和政治文化，中国的治理有其自身的逻辑，其中包括：具有明确目标和衡量标准的长期规划；以党为基础、兼顾德才的干部选拔制度；协调一致的机构动员与纵向及横向监督机制；日益广泛的公众参与评估和制定政府举措。传统的西方政治分析工具无法完全理解这些因素。

如果缺乏对中国权力结构以及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构内部决策流程运作方式的了解，误解就会反复出现。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可预测性、谨慎性和内部共识优先于短期冲动。不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中国社会的节奏和态势的理解不够深入。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国家治理逻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就有可能沦为被动的合作伙伴——只会做出回应，而不是提出建议。因此，了解中国的五年规划、不同行政层级（中央、省级、地方）的协调机制、中国政府的内部优先事项以及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公报，对于开展富有成效的对话至关重要。

中国已尽己所能，在外交政策中采取了一系列有组织的行动，这些行动以“知识外交原则”为指导，其根基是在谈判与合作之前对合作伙伴进行深入研究。中国设立拉美研究中心并与拉美大学合作，推动了高水平学术外交的发展，旨在建立惠及所有相关各方的伙伴关系。受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中设立“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启发，中拉共同体的科技合作有望催生“知识特区”，这对于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发展非常关键。

中拉论坛明确指出，南南合作潜力巨大，但需要加强信息对称。然而，尽管中国投入大量资金研究拉美，拉美国家对了解当代中国的制度性努力仍然很少。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培训项目、中国问题研究投入以及学术和机构交流的区域协调，拉美地区仍将只能充当被动的对话者。

打造拉美研究和中国研究项目的外交努力须由大学和智库承担，以搭建科技对话的桥梁。此外，最重要的是，这需要重新审视自身认知：不再局限于华盛顿的视角，而是要看到中国真实面貌。有效的对话并非仅仅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契合或商业利益之上。它需要知识、制度上的同理心和文化敏感性。中国重视理解其世界观、政治语言和历史脉络的合作伙伴。拉共体国家要想提出项目、自主谈判并影响多边议程，就必须理解中国的治理、决策、谈判和优先排序之道。

了解中国，是以成熟和战略性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的先决条件。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不仅仅是一次外交盛会，它也提醒我们，21世纪的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亚洲—拉美关系的质量。为此，我们必须系统地投资于拉美和中国之间深入且战略性的相互理解。这种知识外交对全球文明倡议至关重要，有助于中国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更有效地构建命运共同体，并根据各自的独特性调整外交方式。（作者是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国际法学教授、2023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