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三个角度看清美对华科技竞争“牌局”

当前国际形势波谲云诡，除却地缘政治冲突的复杂纠葛，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呈现巨大变革性影响力。一时之间，世界进入“乌卡时代”（VUKA，volatile，uncertain，complex与ambiguous的缩写，即易变、不确定、复杂和模糊）。如何在“乱局”中把握大势，中美两个大国的互动成为重要“参照系”。尤其是进入2025年以来，特朗普再次执政恰逢中国DeepSeek“出圈”，中美AI竞争成为推升科技博弈热度的“助燃剂”，美国对华科技战略走向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由于美国国内对后续政策仍存争议，加之特朗普强烈的个人执政风格，对于美对华科技战略走向似乎又难有清晰判断。如果将中美科技竞争与博弈视为一场“牌局”，要想看清未来“牌面”，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着手：

一是从底层逻辑看，美国对华科技遏压之势难逆。事实上，美国发动对华科技战可以说始于“特朗普1.0”，但一定不会终于“特朗普2.0”。只要没有特定突发事件介入，比如技术突进或重大地缘冲突，对华科技遏压会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关键一环。

美国对华发动科技战的根由不在于谁执政，而是美国内部认知变化带来的战略转向。早在2007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内掀起所谓“全球化反思”浪潮，认为作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缔造者或最大贡献者，美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并没有获得应有之红利，反而受到相当的“反噬”。比如制造业的空心化、巨大的贸易逆差等是造成国内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广大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崛起，使得美国国际主导权与影响力不断受到削弱与挑战。这些内外主要矛盾均指向中国，这是美国视中国为“头号竞争对手”的底层逻辑。底层逻辑不变，则美国对华战略取向不变，将科技竞争视为中美博弈“决胜关键”的立场就不会变。

更何况作为二战后的头号科技强国，美国深谙技术与产业优势对于国家实力乃至国际力量格局意味着什么，这也是美国两党能够在此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的根本原因。因此，无论美国对华科技战的叙事如何变化，如为寻求对华科技战的“合法性”，拜登拿“国家安全”说事，而特朗普则以“维护美国优势”为由；或者手段方法有所不同，如拜登偏好多边盟伴体系，侧重建立“小院高墙”，而特朗普看重“务实”双边，强调占领全球市场。但美国对华遏压的“内核”高度一致，行动导向的结果也殊途同归，都是巩固美国在全球科技生态中的主导地位，并尽量压缩中国的发展空间。

二是从事实行为来看，遏压已进入细分领域的短兵相接。当前已有诸多事实表明，美国对华科技战越来越重视重点领域的精准阻击。如果说在发动对华科技战的初期，美国将重点放在整体战略构想与行动原则上，如到底是“彻底脱钩”还是“精准脱钩”，是推动“科技分叉”还是构建“小院高墙”。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断调整与修正，美国政策重心开始转向细分领域，措施不断下沉，以追求实际遏压效果。

在AI领域，除动用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干扰科研合作、争夺AI人才外，美国还就如何防止AI技术扩散至中国不断“卡点补位”。如5月13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发布《美国商务部撤销拜登时代人工智能扩散规则，加强芯片相关出口管制》通知。在数据领域，美国不断以各种理由截断可能流向中国的数据流。如4月8日，美国司法部制定并公布的《防止受关注国家或涵盖主体获取美国敏感个人数据和政府相关数据的规定》正式生效，并很快以此为依据中断同中国的相关商业与科研合作。在生物领域，5月5日特朗普签署加强美国及全球生物研究安全性的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终止资助目前和未来对中国、伊朗等国的相关研究合作。相关动向不一而足，可见，未来中美将在越来越多的科技领域进入短兵相接的深水区。 

三是从“集体反思”来看，美国正在不断构建所谓“美式举国体制”。美在积极展开行动的同时，其科技战略界与政策界还在不断“反思”，试图从历史经验中为未来探寻更加高效的路径。当前美国学界与智库界热衷于回溯二战之后的美国科技史，认为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科技自由发展”模式其实并非主流，他们津津乐道的是冷战时期“斯普特尼克时刻”以及冷战后期的“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前者是1957年苏联抢先成功发射斯普特尼克1号人造卫星，触发美国战略焦虑，让美国认识到国家投入的重要性，催生了诸如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等重要国家机构，在后续美苏争霸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者则再次印证政府主导、政企协同打掉竞争对手的有效性。他们认为，面对中美科技竞争，政府主导的体系性对抗至关重要，未来也要进一步强化政府主导的“美式举国体制”，更有力地动员与融合国内资源，以及构建相应的多边机制乃至同盟体系。这种“反思”的结果，一方面会影响美国下一步的科技机制调整与完善；另一方面还有助于消除美国国内的不同声音，比如科技自由主义思潮，更好地统一认知。（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与网络安全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