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郑恩：Z世代“数字迷因”，凸显国际传播范式变革

虽然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但中外民间交流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反倒随着美国网红“甲亢哥”中国行和小红书“中外网友奔现”而日益加深。从这些现象级的交流中不难发现：契合Z世代青少年信息偏好的数字迷因文化，正形成去中心化、碎片化的国际传播新范式。

如今，Z世代的在线互动方式时常被称为“搞抽象”，其实是“数字土语”与“迷因式沟通”的生动实践。“数字土语”指由用户生成、具有社群特异性的非正式表达，而“迷因式沟通”则依赖于图像、短视频、表情包等易复制、传播和再创新的符号单元。在Z世代的交往中，形成了某种基于共同兴趣爱好的社会关系或群体联结，被称为“趣缘”。

这种由趣缘驱动的“数字展演亚文化”，是围绕共同兴趣自发形成松散社群。其身份认同主要依赖对特定符号体系的共享，而非文化积淀。Z世代在数字空间中的交流类似于符号化的策展和表演，并在此过程中塑造了群体身份和文化认同。例如，在甲亢哥中国行期间，Z世代粉丝们模仿C罗的“Siu”等看似无意义的词汇，却是独特的趣缘社群识别码。这些“梗”无需翻译，却能在成员间获得共鸣，体现了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力量。而在小红书平台，中外网民通过交换网络流行语，也构建起超越语言障碍的“共意空间”。

这种新兴的青年亚文化有四点特征：符号的解构与意义的游移，赋予既有符号全新内涵；情绪的极化表达与情感的即时共振，强化传播效能；圈层化的身份认同与区隔机制，让特定“梗”成为“入场门票”；弱意识形态性与泛娱乐化，更偏向社交满足而非政治立场。上述特征是Z世代在信息过载环境中对真实感、娱乐性及社群认同的需求，也是打造“数字原住民”的流量密码。

在数字迷因的传播中，“减法”与“加法”的辩证统一，也有效降低了国际传播中的文化障碍。“减法”体现在对文化壁垒的削弱。数字迷因作为“弱文化背景符号”，有效减弱了“文化折扣”，即本土文化产品在跨文化传播中吸引力的逐级递减。例如，甲亢哥在故宫惊叹“比我想象的历史还震撼”以及首次品尝豆汁时的夸张表情，无需翻译即可让人理解。小红书的外来用户以“交猫税”为破冰方式、跨越语言障碍，迅速与中国用户建立情感联系，缩短了心理距离，同样是数字迷因“减法”效力的体现。

“加法”效应则体现在传播内容的强化与放大。依据传播学中“反常放大”的理念，与既有认知形成反差的内容更易获得关注度。例如当甲亢哥震惊于高铁隧道中满格的5G信号时，这些“对冲”海外受众刻板印象的真实场景引发了“病毒式传播”的效应。

这一加一减，凸显了国际传播的范式变革。传统的国际传播范式强调信息的线性传递与有序解码，而数字迷因传播则带有“去线性化”特征，在情感共鸣和视觉冲击中实现信息的高效“撒播”。这表明，面对新生代受众，传播效果不再仅取决于内容的逻辑性，而更依赖于情感连接的即时性和真实性。

Z世代的数字迷因传播，超越了传统国际传播的官方路径，开辟了民间交流的新路径。这种“迷因外交”通过民间自发互动形成基于情感共鸣的沟通机制，搭建了“去机构化”的全球传播网络，在解构传统叙事的同时，建立起更贴近生活真实的跨文化对话空间。

自发性与真实性是数字迷因外交的核心价值。在甲亢哥中国行视频的评论区，有用户写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没有过滤的中国日常生活，比任何宣传片都真实。”这种自发性不仅缩短了不同国家用户之间的心理距离，也增强了国际传播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从另一个侧面这也反映出，传统媒体的从业者与Z世代在媒介使用和表达方式上出现了一定的代际差异。这不仅表现为媒介使用的代际鸿沟，更表现在认知框架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异。 

简言之，Z世代的数字展演和迷因外交，通过降低文化折扣、构建情感共鸣的传播生态，构建了数字时代国际传播的新范式。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背景下，这种新型范式能够促进不同文明间的理解与尊重，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为强大的动能和活力。（作者分别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