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圆桌对话：当美国的“太平洋世纪”遭遇“新孤立主义”

编者按：美国现任政府“内顾”倾向明显，对外战略至今尚未充分展开，引发了关于其正走向“新孤立主义”的讨论。这种倾向将对美国亚太政策产生何种影响？美国的“太平洋世纪”设想会因此生变吗？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此展开讨论。

*袁    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贾春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项昊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特聘研究员

从“重返亚太”到“印太战略”

袁   征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全球战略重心总体上经历了由西向东、逐渐转向亚太的过程。虽然中间一度出现偏移或精力分散的时刻，这个演进趋势总体延续下来。

二战结束之初，美国的战略重心主要放在欧洲，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在战争中遭受重创的欧洲进行重建，并据此构建了美欧跨大西洋联盟。在那之后，尤其是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美国的战略重心整体上向东转。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美国就已开始加大在亚太地区的投入，但“9·11”事件的发生暂时打乱了华盛顿的战略部署，反恐成为那个阶段美国对外战略的主题，美国也先后在中东地区陷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直到奥巴马时期，美国才又调整战略重点，再次将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力推“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战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2011年先是在《外交政策》杂志撰文，后又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发表演讲，强调亚太地区是美国今后外交战略的重心，提出“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按照奥巴马政府的设想，美国将在亚太地区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双边同盟；深入参与地区多边机制，包括启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并从中发挥主导作用；打造具有广泛基础的军事存在，将美军60%的军力部署到亚太。另外，美方还提出深化与地区新兴大国的关系，其中包括中国。

为什么美国当时开始越来越多地强调自己是亚太地区“常驻国家”，并且寻求在亚太安全和经贸等领域发挥主导角色？一方面是随着中国以及亚太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美国担心失去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于是试图通过盟友体系或介入地区热点问题加大自身的存在感；另一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和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而亚洲是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美国急于分享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红利。

到了2017年特朗普开启首个总统任期，美国政府开始强调从之前的反恐时代进入所谓“大国竞争”时代，这也带动美国亚太政策进一步演化。2017年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称为“战略竞争对手”，到了2022年版，对中国的定位更是变成“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在之前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阶段，美国对于围堵遏压中国的地缘战略目的稍有遮掩，现在则变得显像化。在此期间，美国亚太政策表述开始使用“印太”概念，虽然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在具体操作上有所差异，但在美国版“印太战略”中，华盛顿依然将亚太地区作为战略重心，强调维护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

回顾过去十多年来美国亚太政策的演变，从当年的“重返亚太”到现在的“印太战略”，可以说华盛顿基本延续着“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设想，持续加大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外交、经济和其他方面投入。近些年来，即便持续延宕的俄乌冲突和新一轮巴以冲突给美国外交政策造成一定干扰，但华盛顿主观上仍将亚太作为需要投入更多资源的优先战略板块。就其效果而言，美国不断加大在亚太地区军事部署和战略布局的力度，搭建了奥库斯和“四边机制”（QUAD）等叠床架屋的小多边机制，但就遏压中国发展这个目标而言，美国并不成功，其在亚太鼓噪冲突、制造对抗的种种做法也引发地区国家越来越强烈的反感。

美国政府在“美国优先”理念下的相关政策举措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不满，国际上有关美国外交政策正在走向孤立主义的讨论增多。当下美国外交的表现与传统的孤立主义确实存在一脉相承的一面。美国传统上的孤立主义主要是指不介入欧洲大陆的纷争，避免卷入欧洲列强的国际冲突，但不排斥在美洲和亚太的扩张。现在的“新孤立主义”也是主张把更多资源和精力放到国内，同时巩固美国周边安全，加大在“印太”地区的投入，防止其他国家“挑战”或“威胁”美国的霸权地位。

由是观之，美国“太平洋世纪”的设想或者说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进程将会延续，至少目前来看，美国对亚太的“重视”不会降低，只是在手法上会有调整，比如加大要价或要求盟国更多承担防务义务等。

正从亚太回撤？

贾春阳

美国政府考虑将数千名驻韩美军士兵转移至亚太其他基地的消息，再次引发国际舆论有关美国亚太政策走向的猜测。美国“特朗普2.0时代”开启以来，对内进行“政府效率改革”、收紧移民政策，对外挥舞关税大棒、推动美俄对话沟通，如此等等，但在亚太政策上动作不多，以至有人开始提出疑问：亚太是否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中之重”？美国正在从亚太收缩或回撤吗？

从历史惯性来看，在将国家安全战略重点由反恐转向所谓“大国竞争”之后，外交和安全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就成了美国两党为数不多的战略共识之一。尽管当前政策尚不明朗，但美国恐怕暂时难以改变这一战略选择。

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2011年在提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时称，未来几十年美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坚持在亚太地区大幅增加投入，包括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随后，奥巴马政府正式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但伊拉克、阿富汗安全局势的恶化和“伊斯兰国”的扩张极大影响了美国转向亚太的步伐。到了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虽然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对亚太的重视程度并未减弱，其中一个明显标志便是推出“印太战略”，并在2017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地区战略”部分将“印太”排在首位。随后，拜登政府明确美国“印太战略”的五大目标和十项行动计划，并通过“四边机制”、奥库斯、美日韩三边合作、“印太经济框架”等推动“印太战略”落地实施。过去十多年来，虽然历经两党执政，美国政府总体上坚持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进程。

美国现任政府的亚太政策还未充分展开，但从目前的一些言行和表征来看，亚太仍将成为美国外交和安全战略的优先方向。今年年初，在华盛顿举行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外长会发表声明，宣称要“共同致力于加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随后，日本、印度等国领导人或高官接连访美，美国防长赫格塞思访问亚太时大谈对亚太的重视及对该地区盟友的“承诺”，宣称美国“将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真正优先考虑并改变这个地区。”美国媒体今年3月曝光的《临时国防战略指导意见》不仅将中国认定为所谓“唯一步步紧逼的威胁”，还酝酿将军事资源更大程度地向亚太地区聚集。近来，美国驻北约大使公开表示，美国今年晚些时候将与欧洲盟国就减少驻欧美军事宜展开讨论。这立即引发猜测，即美国是否会将从欧洲撤回的部队转移到“印太”地区。凡此种种都表明，尽管受到国内事务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相关事务的掣肘，美国新一届政府仍将亚太地区作为外交和安全战略的重点，或者说是“真正优先考虑”的方向。

展望未来，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亚太因其总体和平稳定的地区形势以及发展优先的地区共识，将会持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美国继续将该地区作为战略重心所在，就应思考如何在亚太繁荣发展中扮演积极角色，而非囿于地缘政治考量甚至固守冷战思维，一味鼓噪所谓“大国竞争”，谋求维持自身的霸权式存在，那样既不利于亚太区域长远发展，也无法使美国真正从中获益。

亚太国家如何“以不变应万变”

项昊宇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亚太战略几经变迁，不离其宗的一大动因是对霸权地位的执念。但从“太平洋世纪”设想下的“亚太再平衡”到现在的“印太战略”，美国的战略思维和政策行动无不显露出深刻的内在矛盾：既想主导亚太多边经济合作进程，又游离于RCEP、CPTPP等区域主流合作架构之外；既标榜尊重地区的包容开放性，又竭力推行排他性的小多边盟伴架构。这种首鼠两端的战略路径使美国在亚太地区陷入了一定程度的战略混乱。

美国的政策取向对亚太战略稳定带来严重冲击。比如，过度依赖军事威慑和排他性竞争导致地区安全秩序的阵营化风险，一些地缘热点问题因美国的介入而持续紧张，破坏了地区的团结合作气氛；再如，无视区域经济整合的内生诉求，寻求另起炉灶重构美国经济霸权，使美国成为失道寡助的亚太一体化进程搅局者。

对于美国的区域存在与影响，亚太一些国家心态复杂。一方面，二战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着某种“安全秩序维护者”角色，通过跨国公司主导的经贸投资建立起跨太平洋产供链体系，不少地区国家对此形成惯性依赖；另一方面，地区国家普遍感受到美国战略调整带来的风险压力，尤其是当美国的地区角色从“公共产品提供者”更多地变为阵营化对抗的推手。

美国现任政府的亚太战略至今尚未出台，关税大棒却已“无差别地”挥向地区国家，作为全球制造业引擎的东亚产供链面临空前挑战。安全领域，拜登时期延续下来的同盟合作虽在惯性推进，但美国政府的孤立主义和交易主义倾向使其在亚太的安全投入不再牢靠。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巨大不确定性，正在进一步侵蚀其信誉，也令其亚太传统盟伴无所适从，即便是日韩这样的盟友也显露出愈发浓重的“疑美”情绪。地区国家普遍开始寻求更大程度的战略自主和多元化布局。

其中，东盟作为亚太秩序的关键平衡者，努力坚守区域合作的中心地位。虽然面临美国施压与内部协调的考验，但近些年来，东盟遵循“基于规则的开放区域主义”，经贸上推动RCEP深化实施与“10+3”机制升级，维护区域一体化进程，安全上通过东盟地区论坛（ARF）、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等机制推动多边对话，管控地缘矛盾，成为大国竞争的缓冲区。这种战略自主使东盟成为亚太秩序稳定的重要力量。

面对地区秩序变局，亚太国家需要警惕和超越任何的二元对立或阵营对抗思维，积极参与塑造多极化格局下的地区秩序。经济领域，面对甚嚣尘上的保护主义逆流，亚太国家应化危机意识为合作动能，加快提升域内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以RCEP升级和CPTPP扩员为核心，构建更加高水平的包容开放型区域经济架构。安全领域，亚太国家需基于“共同安全”理念，积极推动多边安全机制的建设，努力化解大国博弈带来的阵营化风险，并就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展开坦诚对话，加强预防性外交和互信建设，降低误判风险。同时，亚太国家应务实深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等领域构建多层次、普惠性的区域安全网络。

在美国亚太战略空前不确定的当下，亚太国家唯有以不变应万变，坚守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正道，以更大程度的战略自主突破“选边站队”的困境，以超越零和博弈的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才能在多极化世界中更好地掌握自身命运，共同打造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亚太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