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瑾瑜、李海东：政娱界限模糊凸显美国政治分化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指控前副总统哈里斯竞选团队“花重金”请碧昂丝等名人为其站台，暗示哈里斯“以娱乐为幌子”非法支付“代言”费用，并呼吁启动“重大调查”。此前，美国政府曾以“国家安全”和“拯救电影业”为由，高调宣布计划对境外制作的电影征收100%关税，矛头直指与民主党关系密切的好莱坞。这两起事件都揭示了当今美国娱乐界与政界间极其紧密而复杂的关系。

在选举政治中，美国娱乐名人具备日益强大的政治动员与话语塑造能力，其广泛的知名度与吸引力扮演着“催化剂”和“扩音器”的角色。他们通过在社交平台上进行话题打卡、发布帖文、直播互动等方式，影响着选民参与投票的热情；通过举办私人筹款晚宴和线上捐赠等活动，为参与政治人物的选举募集更多的资金支持与政治捐赠。相较之下，政治人物则通过对影视作品、颁奖典礼、真人秀访谈等娱乐产品进行公共话语塑造的“政治化”操作，达到宣扬竞选理念和笼络选民的目的。能否熟谙政娱跨界通吃之道，成为衡量参与选举的政客们能否成功的重要指标。

不过，深入挖掘这种政娱融合现象会发现：娱乐界名人的主要政治功能，是显著提高投票注册量和参与投票的意愿，激发基本盘投票率，但其影响的主要对象是政治兴趣较低的粉丝人群，较难改变具有明确政治倾向选民的政党忠诚度，或吸引跨党派新选民。当前美国政界与社会存在的深刻分裂，也意味着娱乐界名人对改变选民政治倾向作用比较有限。美国著名歌手“霉霉”泰勒·斯威夫特在去年大选中曾旗帜鲜明地支持哈里斯，营造了很强势的舆论声量，但实际上并未对选举结果造成关键影响。

同时，过度“娱乐政治化”所带来的反噬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去年的大选中，特朗普团队将民主党描绘为“娱乐资本的傀儡”，利用其擅长的政治话语，激发出美国中下层民众对建制派精英的厌恶和敌对情绪，使民主党反而处于选举政治的极端被动状态。

实际上，政娱融合是美国选民结构演变过程中娱乐资本与政治权力“共谋互补”的产物。一方面，娱乐化内容成为激发年轻人政治参与的重要入口。根据哈佛大学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研究估计，到2028年，“千禧一代”和“Z世代”将占据美国选民的大多数。年轻选民更依赖通过社交媒体和流行文化获取政治信息，对娱乐界名人持有相较于政治人物和传统媒体机构更高的信任度，更愿意参加他们转发推广的选民登记和投票工作志愿者募集活动等。同时，美国年轻一代中也有不少“反偶像群体”以社交平台为阵地，通过制作表情包与二创视频等亚文化操作，十分生动且有效地持续解构着美国的政治与文化主流叙事，对娱乐界名人的说教式政治动员进行“反抗”。

另一方面，传播技术发展和媒体生态转型也正在重塑美国政治。现有主流社交平台以算法推荐为核心，偏好互动性、情绪化和视觉冲击力强的内容，这为娱乐短视频和推文带来相较于传统电视政策辩论节目的独有优势。在提升政治信息的可及性与参与度、在特定议题上精准定位受众并引起情绪共鸣、增强基层动员和社会运动扩散等方面，以社交媒体为主体构成的“新生态”影响尤其明显。不过，这也带来了“文化战争”扩大、政治极化加深、信息茧房强化、助长虚假信息传播和水军操纵等诸多弊端。

总体来看，美国国内出现的“娱乐政治化”和“政治娱乐化”现象揭示出其政娱融合、利益互嵌的客观现实和发展趋势。娱乐名人通过其在社交媒体中的立场表达、影视作品的隐喻等影响着选民情绪和塑造着选举议题风向，某种程度上成为政治势力的扩音器。政界人物则在政策制定、税收优惠、平台管控、市场准入等调节着娱乐产业的布局和走向。

政娱融合现象对美国发展有复杂影响。二者间相生相克的互动模式，不仅折射出数字时代政治传播的变化，也暴露出所谓美式民主政治的深层危机。美国政府以政治任命和高调施压手段，试图塑造一个支持其政治权力的娱乐界政策环境与话语格局，但政娱融合实际将成为激化而非化解美国政治分裂和动荡的一个诱导因素。（作者分别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