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美国在G7话语权下降了？

在加拿大班夫举行的七国集团（G7）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计划于当地时间22日结束，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悄然浮现：美国不再是那个“说一不二”的话事者了。外界普遍认为，表面上看，此次会议聚焦于“全球经济安全”“支持乌克兰”与“人工智能合作”，但在会议中真实呈现的，是一次七国集团内部对美国压迫性主导方式的集体温和反弹。华盛顿想再次用“对华经济施压”作为G7共识锚点，但包括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在内的“G6”显然不愿再为美国的贸易政策背书，尤其是那些伤害自身经济利益的主张。

尽管与会各方在表态中仍力图体现团结，然而在关税政策、对华策略等关键议题上，七国集团内部裂痕清晰可见：在特朗普重新定义美国对外经贸政策，推动加征“对等关税”之际，G7内部显现出明显的不适应与抵触，甚至连美国的最亲密盟友也开始“婉拒效忠”。

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其他六个国家的部长可能会委婉地提醒参会的美国财长贝森特，他们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当他们自己面临美国的胁迫时，很难满足华盛顿的要求，对中国施加经济压力。以加拿大为例，其出口商品仍被美国征收25%的高关税；英国虽与美达成有限贸易协定，但多数商品依然承受10%的税率；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面临着美国的“对等关税”挑战。在此情境下，美国财政部却仍要求各国联合对中国施压，打击“产能过剩”和“补贴出口”。此种双标策略，显然难以赢得广泛支持。

更何况，华盛顿所谓的“经济安全”逻辑，在G7内部逐渐失去说服力。美国强调中国“国家主导型模式”对市场公平的“威胁”，但它自己却正以“国家安全”为由将贸易武器化，把关税变为迫使其他国家在谈判中让步的工具，并明确将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作为推进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核心政策工具。这种以自身为例外的偏见与傲慢，直接对G7的共识制造机制造成实质性损害。

贝森特虽然被外界视为特朗普政府中较为温和的一员，但此次会议的走向却清楚显示：即便是他，也无法有效挽回美国在G7中的领导力滑落。

据美方消息人士透露，贝森特试图推动G7“回归基本面”，专注于内部及非市场国家的不平衡问题，但会议最终的现实却是，其他G7成员更关注的是如何降低美国关税对本国经济的伤害。对于这次会议，与其说是大家聚在一起寻求对华新共识，不如说是各自在会议间隙进行的双边谈判，试图通过“私下渠道”推动美方让步。

日本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正在推进，德国、法国等国也希望通过对话降低关税压力。这种“碎片化”的对美谈判方式，正是对美国G7话语权下降的真实写照。而对于中国，G7成员国之间不仅没有统一立场，甚至连公开提及中国的方式都需小心措辞，以避免内部分裂加剧。

鉴于其他成员与美国在气候政策方面存在冲突，会议公报关于气候方面的措辞预计将成为分歧之一；G7 将如何描述美国关税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和投资停滞，而不明确指责其政策，是谈判中的另一个棘手问题。据消息人士称，为了避免会议破裂，加拿大正努力推动一份模糊而广义的公报草案。换句话说，G7的“共识”正越来越像是一种旨在提供有限情绪价值的语言游戏——主要目的在于维持象征性的团结，对实质性的政策推进既没有贡献也没有兴趣。

当然，这从另一个角度，也正好印证了美国商会首席执行官苏珊·克拉克在G7商界领袖会议上的一句话：“我的水晶球非常浑浊，我实在难以看清未来走向。”G7不再是冷战时期美国战略协调的顺手工具，也不再是全球秩序设计的“指挥中心”，而变成了一个需要内部协调语境、谨慎维持共识，且前途走向日趋不明朗的象征性俱乐部。

如今，美国与G7之间最大的矛盾，已不再是议题选择，而是认知框架的分歧：美国仍习惯以领导者身份发号施令，而其他国家则越来越倾向于协商一致与利益均衡。这种分歧伴随着“美国优先”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今日的七国集团正面临转型的内生需求，因为在经济全球化以及地缘政治等均面临重大重构的背景下，各成员国看到了新的力量对比分布，看到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高速发展，因此日趋明显地失去了为某一国家战略利益买单的兴趣。而这一切，正是一个多极化世界正在形成的征兆。（作者是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