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中西文明互鉴，共创人工智能治理新范式

在人工智能重塑人类文明的进程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必不可少的。东西方哲学思想仿若江河汇流，既保留各自特色，又交融滋养人类文明。这场关乎人类命运的技术变革，既依赖西方理性主义洞察技术本质，也离不开东方整体思维把握文明脉络。东西方思想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正谱写和合共生的新篇章。

*首先，形成整体性与分析性的认知互补。*西方理性主义为人工智能治理奠定方法论基础。西方哲学自苏格拉底开启的理性思辨传统，在人工智能领域结出了丰硕成果。强调分析性与系统性的思维方式，为人工智能研发提供了严密的方法论基础。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将技术透明性原则写入法律条文，正是这种哲学传统在现实治理中的生动演绎。

中华文明整体观为技术发展注入生态智慧。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则为技术发展注入了人文温度。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到张载“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中华文明始终将技术发展置于人与自然、社会的有机联系中。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提出“生态优先”原则，要求技术研发必须统筹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展现出技术发展中的人文关怀。这种整体性思维在多个项目中得到实践验证，如杭州“城市大脑”项目通过实时交通数据分析优化信号灯配时，在日均千万次调度中实现拥堵指数下降15%、能源消耗降低12%，展现了技术发展中的人文关怀与生态智慧的深度融合。

两种认知范式正在形成互补。西方分析性思维帮助人类拆解技术黑箱，东方整体性视角引导我们把握技术发展的生态脉络。这种融合正在创造理解人工智能的新维度——如同现代医学将精准诊疗与系统治疗相结合，技术治理也需要逻辑自洽与生态和谐的统一。

*其次，在治理范式上，实现权利保障与责任共担的协同进化。*西方权利本位的治理体系通过现代转化，构建起数据隐私保护的法律屏障。欧盟于2018年生效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确立的被遗忘权、可携带权等新型权利，以及算法歧视审查机制、算法公平标准，共同编织成严密的权利保障网络。这种以个体权利为核心的治理模式，为人工智能划定了伦理底线。

东方责任伦理则开创了技术治理的新境界。民本思想在当代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首创算法备案与伦理审查联动机制，要求企业建立伦理风险防控体系。深圳率先成立的“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通过行业自律机制实现技术研发与伦理审查的有效衔接，展现了责任共担的治理智慧。

西方以“权利保障”为核心，东方以“责任共担”为特色，二者并非对立，而是通过权利与责任的辩证统一、“协同进化”形成新型治理范式。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引入的“高风险系统”分级制度，既包含权利保障的技术标准，也体现责任共担的管理智慧；中国推行的“政府-企业-公众”协同治理模式，则将个体权利保护与社会整体利益有机结合。这种协同进化的治理智慧，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制度样本。

*再次，在实践路径上，需要技术创新与人文关怀的动态平衡。*在数据治理领域，西方个人主义传统催生了知情同意原则，GDPR规定的数据主体权利构筑起严密的隐私防线；东方集体主义智慧则发展出场景化的数据利用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创设的“单独同意”制度，在保障个体选择权的同时为技术创新保留空间。这种平衡艺术在政务服务领域已经得到验证。

在算法治理层面，西方理性主义传统推动着可解释AI的技术攻关，欧盟《人工智能法案》要求高风险系统必须提供决策解释；中国则倡导技术应用的场景化评估，通过持续迭代优化算法伦理。这种差异恰似西医精准诊疗与中医辨证施治的结合，共同指向更可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

*最后，文明互鉴是通向命运共同体的智慧之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吸收各国文明成果，其“以人为本”的核心原则正是东西方哲学智慧的共同结晶。当非洲农村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时，中国“数字包容”理念已在当地播撒下智慧的种子。在更多领域我们期待这种融合创新产生实质性成果。

站在数字文明的门槛前，我们愈发清晰地看到，人工智能治理的本质是价值观的选择。当西方理性主义的精密仪器遇上东方整体思维的生态智慧，当GDPR的数据权利遇见中国的技术向善理念，人类正在创造超越文明界限的治理智慧。这种和合共生的新范式，不仅为人工智能发展指明方向，更昭示着在比特与神经元共舞的时代，技术终将成为连接人类命运的纽带，让数字文明的成果惠及每个角落。（作者是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专家组成员、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