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圆桌对话：在“千亿县”“万亿市”中感知中国经济韧性

编者按：地区生产总值超过千亿的县级行政区和超过万亿的城市，2024年再次双双实现数量增长。那么，“千亿县”“万亿市”持续扩容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此展开讨论。

*李长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

*许炎武：*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贾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县域经济为何成为“关键棋子”

李长安

不久前，工信部赛迪顾问对外发布“2024年62个千亿县GDP排名”榜单，新增山东滕州、合肥长丰、徐州新沂3个“千亿县”，全国“千亿县”总数达到62个。随着数量不断增加，“千亿县”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得到进一步巩固，当前的62个“千亿县”就以全国1.3%的陆地面积贡献了7.8%的GDP。

县域是我国资源禀赋最丰富的区域，占据国土总面积的93%、人口的70%和地区生产总值的45％。据统计，我国目前共有2846个县级行政区，数量庞大。不仅如此，县城还是连接乡村与城镇的纽带和桥梁，对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具有特殊重要作用。因此，近些年来，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布局的一颗“关键棋子”。“城尾乡头”的独特区位，使其既能承接大城市产业转移，又能辐射带动乡村发展，进而成为破解城乡要素流动难题、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核心枢纽。

与之相对应，国家以及地方层面的政策正在加速向县域倾斜。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标志着县域经济成为城乡深度融合的前沿区域。在一系列鼓励和支持性政策的加持下，我国县域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一批县城依靠特色经济和产业创新脱颖而出，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借助产业链构筑产业集群，是跻身“千亿县”的重要秘诀之一。不少县城依托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以“链主”企业为龙头，集聚了一大批链条相关企业，形成庞大产业集群。比如长期“霸榜”的江苏昆山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显示等前沿领域，推动15条重点产业链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这一举措帮助当地实现从传统制造业向高科技产业的华丽转身。

不仅如此，县域还成为我国创业创新的热土，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作用日益凸显。据统计，2024年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7.7%和8.9%；当年1月至11月，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9.6%。这其中，县城的贡献在持续增加。在绿色发展和产业承接方面，县域经济更是不遑多让。以此次新晋“千亿县”之一的合肥长丰为例，2024年当地生产新能源汽车95万辆，成为全国县域新能源车产量冠军，GDP增速高达10.6%。县域向“新”攀登，正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

正所谓“县域强则区域强”，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2024年的62个“千亿县”分布于15个省份，但东部地区的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四省合计占据45席，形成“县域经济第一梯队”。“千亿县”的快速发展和不断扩容，还为打通城乡融合发展、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近些年来，我国城乡差距持续缩小，县域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事实上，在浙江、江苏等县域经济发达的地区，城乡差距已经显著小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全国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为例，2024年城乡收入差距仅为1.83倍，明显低于全国的2.34倍。另外，县城还是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地方，聚集着大批中小微企业，不仅为广大民众提供丰富的产品和服务，还为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创造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

客观而言，“千亿县”的发展不仅带动本区域发展，还大大增强了中国经济的整体韧性。在面对国内外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冲击时，这些经济强县能够凭借植根于当地资源禀赋的优势以及灵活且有弹性的产业布局，成为有效化解矛盾与困难的“缓冲地带”。

“万亿之城”更上层楼

许炎武

一般来说，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元的城市，是带动所在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增长极。根据各地发布的数据，2024年我国共有27座城市GDP超过1万亿元。在“万亿之城”阵容更上层楼的背景下，全国性或区域性中心城市更加合理的布局带来中国经济韧性的不断增强。

回首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经济在地理上的城市权重变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末依靠出口导向、“内部挖潜”的城市发展阶段，逐渐形成北上广深等一线中心城市，辅之以享受一系列政策红利的东南沿海对外开放试点城市。改革开放迅速打开中国经济增长的崭新局面，大量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被引入经济中心城市，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占据国际市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更让世界看到中国的信用，并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具投资价值的目的地之一。当然，一度超常规的快速增长也埋下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一步发展，中心城市格局开始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以长三角、珠三角、川渝等为代表的现代化都市圈开始成型，数字化技术被更广泛地应用于工业制造，更多城市通过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实现长足发展，甚至挤进“万亿俱乐部”。从产业发展规律看，现代化工业产供链开始溢出北上广深等一线中心城市，在区域内扩张和整合；除了长江等天然的交通大动脉，高速公路、铁路建设等让中国“基建狂魔”属性渐成体系；加上城市人口迅速向区域性的中心城市聚集，相关因素叠加造就了“中国制造”和“世界工厂”的底气。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一方面弱化和细化对地方GDP增速和税收增长考核的权重，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发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等；另一方面推进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规范治理、积极化解各类风险，改变地方政府发展模式。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中心城市之间的发展竞争，逐渐从房地产等粗放型向“科技+产业+金融”的高质量模式转变，并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相关政策助力下，打破区域贸易和投资壁垒，鼓励现代制造业产供链在更广区域内进行布局。中国地大物博，拥有超大规模市场等诸多优势，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最佳方式就是坚定办好自己的事，提升自身经济效率。这就需要在更广泛的地理范围内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力求基础制度与规则更加统一、生产要素和商品流通更加顺畅，并以经济中心城市等为重要支点，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

正是在新发展格局相关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全国性和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除了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在整体的地理分布上也更大程度释放了“经济外部性”红利，比如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向安徽、湖北等地纵深扩展，浙江“杭州+宁波”双城体系对于省内更多城市发展起到带动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在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过程中越来越多将湛江、茂名等地整合进产供链体系等。与此同时，不少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和整体发展理念变得更加务实，更加放眼长远：一方面继续积极对接北上广深等地的高科技行业“外溢”，承接相关的产供链扩张和转移；另一方面立足自身特色建设适合本地发展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谋求基于新质生产力的科创型、内生性布局。

事实上，不只“万亿俱乐部”成员，在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城市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向着生态环境友好、惠及本地百姓以及助力区域发展等更高目标迈进。这种宏观经济政策与地方发展努力有效结合的发展经济学实践，在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大力优化国家整体经济布局的同时，也将对外释放更多红利，更多也更公平地惠及世界。

这是稳中有进的“潮头之声”

贾康

支持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实现“长期向好”的客观条件是实实在在的。总体而言，在新中国成立70余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在继续增长中表现出韧性强、潜力大等特征，还有相当可观的成长性和发展纵深。这一点，是从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当前所处阶段引出的基本判断。也只有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才能更清楚地理解“千亿县”“万亿市”不断扩容背后的逻辑。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改革开放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成为响当当的国际招牌。统计显示，2024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完成40.5万亿元，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同时也要看到，我们这个“世界工厂”还有“大而不强”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发展升级和破解“卡脖子”的短板，主要产能要在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微笑曲线”中端攀升到左右的收益高端。中国经济越来越强调产业转型升级和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驱动下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制造”正在完成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的转变，以上升为“中国创造”和“中国智造”。中国由“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步伐加快，工业化总体处在从中期向中后期、后期转变的过程。这使我们一方面认识到自身发展还有不足，另一方面更坚定于中国经济还有巨大潜力有待释放。

工业化程度进一步“向上”发展，将会伴随城镇化水平更大程度的提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末全国城镇常住人口为94350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从1978年到2024年的40多年间，我国这个城镇化率提高了49.08个百分点。就此而言，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

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另外一个重要数据，即当前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仅达到48%左右。较之2014年的35.9%，这一数据逐年上升，显示出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进程取得显著成效。不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显著差距，表明还有相当一部分城市常住人口没有取得市民身份，在养老、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还未享受一视同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待遇。这反映出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模式、提高真实城镇化水平还有相当可观的工作要做。

同工业化向着更高水平迈进一样，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有效提升真实城镇化水平，同样在我国具有巨大潜力空间。相关测算显示，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拉动数万亿元规模的新增投资需求和相关消费需求。从这个角度讲，新型城镇化无疑是支撑中国经济保持强劲韧性和继续成长的客观因素，它将与走完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和完成工业化整个历史过程相呼应，形成我国进一步发展的推进纵深、回旋余地、极大韧性和动力源泉。

随着工业化程度和城镇化率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城镇建成区规模将显著增长，城镇人口规模将逐步扩大，中心地域面积伴随城市群、都市圈建设而增加，城镇区域分布较之过去也将变得更加均衡。目前我国共有34个省级、333个市级、2846个县级行政区，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贡献而言，既有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顶梁柱”作用的经济大省，也有“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二线省会城市以及再往下的三、四线城市等层次上的区分。

这些行政辖区中，会有诸多发挥“增长极”作用的区域，它们可以是“千亿县”“万亿市”，也必然会嵌入相应的都市圈、城市群。这些增长极不仅自身保持快速和强劲发展势头，还对周边区域起到辐射和带动作用。从更广泛的层面讲，“千亿县”“万亿市”数量持续增加，也是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持续成长澎湃大潮中的潮头之声。这些增长极将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增进百姓福祉等方面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