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李嘉伟：美中东政策没有摆脱旧影子

特朗普第二个任期首次出访仍然选择了中东地区，此次出访的三个国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正好是中东地区财力最雄厚的国家。13日，美国与沙特签署一项战略经济协议，沙特将向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此前有分析称，特朗普此行访问的首要目标与核心诉求，就是聚焦经贸合作，“变现”经济利益。

特朗普此次中东行目的有三：其一是让受访国更多购买美国国债，以缓解美国的债务压力。二是促使各国加大在美直接投资，以实现美国“再工业化”目标。其三是捆绑军售订单与航空采购，提振美国实体经济。本质上，这三大目标都是试图将海湾国家的财富转化为美国实力的有力工具，强化美国国内经济与产业发展。美国与沙特等海湾国家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合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合作具有一定的排斥性。在石油领域，双方具有竞争关系；而在武器领域，中东也面临其他国家优质军备的吸引。未来，沙特等国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对非美国武器的采购，这将逐渐削弱美国在该领域的市场优势，并可能引发“此消彼长”的替代效应。​

从海湾三国的考量来说，其近年来战略自主显著提升，但寻求美国安全保护和经济合作仍是其对外政策重点。以加大对美投资换取美国军火和安全承诺，符合三国战略利益。

需指出的是，美国“交易型外交”看似互惠互利、各取所需，实则是美国对中东的“经济收割”。美国历史上存在两种帝国主义路径：一种是由威廉·麦金莱和西奥多·罗斯福为代表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殖民主义路径；另一种是由伍德罗·威尔逊开启、由富兰克林·罗斯福践行的全球主义、自由主义路径，也就是二战后美国主要实践的霸权路径。它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不是依靠武力征服，依靠跨国资本流动实现资本增值而不是借助殖民扩张获利，向盟友提供公共安全产品而不是各扫门前雪，推动自由主义价值观而不是搞强权政治。

美国新政府外交政策的总特点，被认为是摒弃战后美国长期奉行的全球主义外交路线，重拾20世纪之前的孤立主义和“炮舰外交”政策。这种逻辑在地缘政治上体现为强调领土兼并和暴力扩张，经济上转向关税壁垒和保护主义，外交上转向工具性交易优先和意识形态保守化。

美国的中东外交实际是将地区盟友作为牟利工具，借助自身强势地位谋求垄断性利益，并努力将中东国家的战略资源绑定到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链条上，将盟友的安全需求异化为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利润来源。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中东政策，很可能日益从“离岸平衡”转向“乱中取利”。此次中东之行，华盛顿更深层的战略考量在于重塑中东地缘格局。美国试图通过强化同海湾国家的经济与军事合作，为“解决”伊核问题增加筹码。此外，美国很可能重启《亚伯拉罕协议》，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但由于以色列正在加沙加大军事行动，阿拉伯国家很难与以色列重启正常化进程。这就使美国政府的“战略设计”面临现实困境：既要维持其一贯偏袒以色列的战略承诺，又要争取阿拉伯国家支持。然而，近期美以矛盾加深，似乎预示着这种战略存在两头落空的危险。

总的来说，美国“交易型外交”在中东的战略落子，也折射出其中东政策正显露“短视化”特征，即为追求短期经济利益，不惜牺牲地区稳定。历史经验表明，单纯依靠军事威慑和经济捆绑无法实现地区长治久安。此次中东行看似风光无限的“万亿美元大单”背后，实则是美国霸权逻辑的惯性延续。历史证明，将盟友工具化的外交策略短视且危险，只会透支美国的战略信誉。美国若继续沉迷霸权思维，可能会逐渐失去中东国家乃至更多国家的信任。（作者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