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斌：科学引导破除“乱放生”认知盲区

日前，有市民在大连西山水库发现一群体型硕大、通体乌黑且无鳞的怪鱼，经专家鉴定为原产于非洲、环境适应能力极强的埃及塘鲺，初步推测是被人放生后大规模繁衍。

近年来，类似事件屡屡发生。不同于人工繁育后，通过训练放归自然的“野化”，未经科学评估的“乱放生”可能打破原有生态的微妙平衡，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巨大威胁。这些看似“向善”的放生行为，非但达不到“积德”的初衷，反而会酿成难以挽回的杀生恶果。

目前，外来物种入侵已是危害我国生物多样性的第二大“元凶”。以鳄雀鳝为例，这种生性凶猛的肉食性鱼类，一条就足以颠覆小型湖泊的生态系统。此前，河南汝州为捕获两条被放生的鳄雀鳝，不得不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抽干 20万立方米湖水。其背后的生态修复成本，远超放生者所设想的“善意”。

此外，放生者追求的“功德”，已逐渐成了滋养黑色产业链的温床。一些不法商贩大肆捕捉野生动物卖给放生者，由于环境不适、照料缺失，被捕获动物死亡率高达30%。这场“放生”闹剧，本质上不过是一种“先抓后放”的伪善循环，背离了放生行为的初衷与善意。

“乱放生”屡禁不止，折射出公众对生态规律的认知存在多个盲区。第一，认知偏差让不少放生者为外来物种赋予“灵性光环”。在武夷山等生态敏感区域，被贴上“招财”标签的巴西龟疯狂挤占本土龟类生存空间，导致本土龟种濒临灭绝，生态链遭受严重破坏。

第二，对环境条件的致命误判。不少放生者忽视适应性差异，将人工养殖的温室龟、杂交鱼贸然投入自然水域。由于难以适应野外复杂多变的生存条件，杭州某寺院就曾发生放生龟群集体死亡事件，不仅未能 “积德”，反而造成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

第三，荒诞逻辑推动仪式异化。将放生规模与“功德”简单画等号，让部分放生活动异化为畸形的“功德竞赛”。在江苏镇江，部分老人为追求“大善”，集体放生了2吨台湾泥鳅。这种对“量”的盲目追求，可能使“乱放生”的危害程度进一步加剧。

这种以自我为中心构建的“功德经济学”，是对自然规律的漠视与傲慢。面对屡禁不止的“乱放生”生态困局，必须多措并举，构建起科学引导、制度兜底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首先，结合技术创新，搭建专业化放生监督指导体系的尝试已箭在弦上。如山东省设置了13处公益放鱼台，打造从本土苗种供应到放生环境评估的服务闭环；福州则通过组织跨界协作，为公众提供放生物种鉴定、检疫检测；山东日照、烟台等地成立了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协会，借助基因筛查技术精准拦截杂交种苗。2024年，仅威海一地就成功阻断3000余尾非本土鱼类流入自然水域。

其次，完善法律框架与强化监管机制是破局关键。尽管相关法规已将非法放生纳入刑事追责范畴，但具体条例仍需进一步细化，包括明确禁放物种清单、数量上限、大规模放生需提前严格报备审批等。武汉东湖开展的“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动态评估模型”试点，将水质恶化、物种灭绝风险等长期生态影响纳入赔偿计算体系，提高个案判罚与生态修复成本的匹配度，彰显法律的震慑力与科学性。

最后，要通过放生教育等活动引导形成正确的放生观。福州推出了阐释适种、适地、适量、适时、适法“五适”原则的放生漫画手册，发放后当地错误放生案例同比锐减45%。山东开展的“云放鱼” 活动则让市民可通过线上认养鱼苗，由专业机构代为放流，吸引了超50万人参与，既满足了公众的“行善”愿望，又从源头上规避了生态风险。

放生的本质是尊重生命，而非功利的工具。唯有以科学指导替代盲目冲动，以法律敬畏消解“功德”执念，才能真正让放生成为滋养生命的善因，避免放生者的“善行”异化为生态反噬的帮凶。（作者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