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为什么说中美经济“脱钩”是伪命题

美国政府近些年来在科技、经贸等领域不断加大对华遏压，持续挤压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空间，不少人由此担心会引发一场“新冷战”，甚至导致中美经济“脱钩”。笔者认为，这种“脱钩论”是没能充分考虑世界历史进程的一种假设，即只把能看到的现实性结构进行因果推演，而看不到进程性结构的历史性演化。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世界范围内的大国竞争形式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国下场投身热战，到冷战时期虽然掺杂“代理人战争”但以意识形态对抗为主，再到冷战结束以来以产业链供应链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竞争。当下美国对华遏压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不愿看到中国向着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声称这会危及其包括美元在内的霸权支柱。不过，无论美国为了维系全球霸权而如何“不惜代价”，中美两国仍需发展经贸关系，这是世界历史规律所昭示的。

换言之，当前出现的所谓中美经济“脱钩论”是一个伪命题。为什么这么说？“世界市场”是关键答案。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经济全球化的决定性时刻，也开启了以“世界”为主体的历史。作为人类文明史上一大关键词的“世界市场”，具有多重启示意义，也对中美关系演变有着重大影响。

“斯密定理”驱动下的世界分工体系

谈到中美经济不会“脱钩”的原因，不少人可能首先会想到“斯密定理”——分工提高效率，市场越大，分工程度越高，效率也就越高。尽管这是常识，还是有必要再简单勾勒一下基于世界市场的分工现状。

美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很大程度上就是世界市场分工的结果。二战结束之初，美国GDP占到世界的56%，几乎能生产所有门类的工业产品。随后，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以及类似的经济扶持培育了德国和日本两个制造业强国，但它们的政治同质性和经济规模都不足以“威胁”美国，甚至可以作为美元霸权体系下的一种补充而存在。即便如此，美国当年还是倚仗强势地位强迫日本放弃相对发达的芯片产业，并强迫日本车企前往美国设厂以促进当地就业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见证了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代表的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全工业体系，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吸引和利用外部投资，塑造了中国大而强的产供链，并使中国站上世界产供链的中枢位置。世界级的体量、超大规模市场以及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使中国长期成为“世界工厂”并在此基础上向着“智造强国”迈进。

深受经济“脱实向虚”和“产业空心化”拖累的美国，越来越将中国视为“威胁”，并将本国出现的“铁锈带”等问题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归咎于“斯密定理”塑造的全球产供链结构。但实际上，美国绝非经济全球化的输家，而是实实在在的大赢家。1980年美国GDP占全球25%，2020年依然大概如此；1980年美国GDP达到德国的3.02倍、日本的2.53倍，2020年则分别是德国的6.5倍和日本的6.8倍。考虑到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美国依然维持这个水平，表明它确实是这波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美国经济保持大幅领先的手段之一，是利用“美元潮汐”收割世界财富。聚集了大量财富的美国为什么还是出现了“铁锈带”这样的问题？表面上看是财富分配问题，更深层次原因在于政治制度，导致现在的美国只是1%美国人的“民治、民有、民享”。

美国政府现在试图借助保护主义手段推动制造业回流，但显然用错了政策工具。“斯密定理”作用下的世界市场分工，或者更广泛层面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不可能被关税等保护主义操作逆转。

“世界市场”揭示历史与现实演进的逻辑

《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几次提及“世界市场”。比如，“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拓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等。

这些经典论述建立在欧洲近代史特别是欧洲民族国家成长史的基础之上。第一，世界市场催生一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哥伦布等航海探险家并非新兴资产阶级，但当大航海把地理上的世界连成一个经济上的“世界”时，资本主义组织化经济体系和资产阶级随之诞生。紧接着，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地位演变成政治统治和政治制度。这就是世界市场的政治制度价值。

总体来看，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具有一定同步性。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有赖于两根支柱：一是“战争制造国家”，这样的财政—军事型国家又多好战，频繁发动战争；二是海外贸易和殖民地扩张，并衍生出作为一种政治思潮的帝国主义思潮。

为什么说大航海是世界历史的一道分水岭？很大原因就在于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市场启动了贸易全球化，贸易全球化进一步刺激了欧洲国家追逐财富的欲望，而在当时，欧洲国家普遍认为要想获得财富，就需进行海外扩张并加强自身军事实力和国内政治建设。在这个意义上，欧洲的海外扩张与民族国家的发展是同步的。或者说，海外扩张是推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与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西方政治发展研究的现代化起点就是同步出现的代议制和民族国家，而它们都建立在世界市场之上。看看欧洲地图，这样的面积容纳那么多民族国家，生存空间有限，只能依赖世界市场而存在。这也是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作为思潮在欧洲民族国家流行起来的国内政治逻辑。因此，世界市场是欧洲民族国家成长的催化剂甚至“生命线”。这是世界市场在“国家”层面的性质与逻辑。

世界市场具有政治制度价值和民族国家存亡逻辑的双重作用，这个结论具有战略认知意义。世界历史告诉我们，虽然西方政治制度和民族国家都因世界市场而诞生和延续，但并不意味着西方各国的国家利益绝对一致，而是具有冲突性甚至对抗性。这是17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之间、列强与非西方国家之间频频发生战争的世界市场根源，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所在。

历史映照现实，这就是为什么当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挑动关税摩擦时，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欧洲主要国家普遍表示批评和反对，也是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选择与中国密切经济关系。对于那些以世界市场立国的国家来说，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且坚持高水平开放的中国，意味着民众福祉和发展红利。

基于世界市场“极”变理解百年变局

当年，欧洲各国构建大西洋世界体系，靠的是生产力优势和以此为基础的军事优势；英国把这个世界体系扩展到全世界，并使西方长期统治非西方世界，靠的也是工业化生产体系优势和以此为基础的军事优势。今天，中国建成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化生产体系，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乃至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打破西方对于先进生产力的垄断，进而推动已经维系数百年的世界权力格局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这也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陷入“焦虑”的原因所在，它们焦虑自己丧失长期享有的垄断权，丧失超越经济本身的垄断红利。

但全球价值链的“极”变，终会带来世界市场以及世界政治的多极化转变。就此而言，世界市场结构的“极”变，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底层逻辑。这也自然地呼唤着能够解释这种巨大变化的新范式新学科。

至此，人们应该明白，“世界市场”的学术意义不同于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如果说后者讨论的是现实性或结果性结构，世界市场的政治学则是研究进程性或者说深层结构。基于世界市场的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国家之间因为市场分工而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同时，建立在世界市场基础上的国家尤其是西方民族国家具有经济利益上的冲突性乃至对抗性。基于这些规律，我们可以发现，中美经济之所以不可能“脱钩断链”，一方面是因为市场分工所形成的相互“缠抱”或相互依存之势；另一方面，美国也根本不可能建构一个经济利益同盟来围堵中国，因为那些国家各自的经济利益本身具有冲突性甚至对抗性。政治思潮层面的“意识形态同盟”，在世界市场面前不会牢固。

时代呼唤新的国际问题研究方法和范式，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为基础、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出发的世界政治学。世界政治学研究的是基于世界市场的政治思潮所诱发的制度变迁，以及由此塑造的大国关系和世界秩序。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三大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既不能回答世界秩序的起源与变革问题，也无法解释不同于西方“国际关系”的中国“天下观”逻辑。正因如此，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加强理论创新，而非沉迷于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好学生”，在既定框架内修修补补，那种研究不可能带来范式意义上的理论创新。（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