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圆桌对话：美重振制造业，开错了药方

编者按：美国政府以所谓“对等关税”挑起针对全球范围的贸易战，一个主要借口就是要打破全球产供链、重振“美国制造”。然而从一个多月的情况看，此举反而对美国国内经济起到了破坏性影响。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相关话题展开讨论。

*许维鸿：*中国发明成果转化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左品：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杨达卿：*现代物流报社长，近著《供应链为王》

滥施关税恶化美国经济结构

许维鸿

美国单方面滥用关税、挑起针对全球的贸易战，对自身的经济伤害正在显现。虽然华盛顿希望靠惩罚性关税占其他国家的便宜，但是部分国家以坚定的反制措施做出了表率，致使全球主要经济体都拒绝做出大幅度的经济让步。

近日，美国知名投资家巴菲特直言，“贸易不应被当作武器，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征收惩罚性关税，是一个重大错误”。这个重大错误是进入21世纪美国经济结构问题的客观产物，代表了美国相当大一部分人对经济现状和前景的焦虑。可惜，美国政客病急乱投医，没有勇气、也没有执政基础进行刮骨疗毒式结构性改革，只能从经济政策找办法，试图用孤立主义、关税壁垒讹诈世界。

当前美国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到底是什么？换言之，华盛顿到底想通过关税战化解什么难题？首当其冲的，是联邦政府的债台高筑。这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持续几任美国总统滥发国债、寅吃卯粮，用联邦政府债务扩张换取纸面的经济增长和国内就业的结果。十几年的经济政策累积，让美国消费者和中小企业逐渐习惯于经济纸面增长、产业脱实入虚。过度的资本证券化也让少数大市值跨国公司股价上涨。不少人都沉浸于赤字泡沫红利。但是伴随的后果必然是美国在经常性账目下的贸易逆差、实体经济不断去工业化、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制造业贸易伙伴依赖性加大。这是经济学规律决定的，不以执政者个人意志为转移。

可见，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根源在于联邦政府过于短视、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是美国选票政治、选票经济学的必然结果。在美国政治体制下，政客可以通过说大话获取持续的舆论关注，但是要践行自己在选举时期吹下的牛、化解美国经济结构性问题，却比登天还难。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新政府执政百天，美国老百姓对其的支持率下滑，全球金融市场对美国经济在2025年陷入衰退也逐渐形成共识。

要知道，美国经济主要靠消费驱动，上至联邦政府、下至普通美国消费者，借贷消费都是习惯性的。因此，美国经济的晴雨表除了正在去泡沫的股票市场，还有就是美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不出意料，美国4月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五个月下降，降至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最低水平；更严重的是，衡量美国人对收入、商业和就业市场短期预期的指标下降幅度更大，为2013年来的最低水平。如果说上一次美国经济的衰退是新冠疫情所致，那这一次面临衰退危险则是因为滥用惩罚性关税带来通货膨胀和经济规模萎缩，是经济学家们最担心的“滞胀”预期。

中国有句古话，治大国若烹小鲜。华盛顿显然并不理解这个道理，其政策混乱，要为经济的滞胀现象负责。不少人认为美国经济困境是在为过去十几年不负责任的宏观政策“还债”。同时，华盛顿缺乏对当代中国经济韧性的了解、过于急切地进行政府干预以期通过关税讹诈化解陈年顽疾，显然也难辞其咎。毕竟，一旦形成广泛的滞胀预期，美国国内市场规模的萎缩会让美国企业的投资意愿进一步降低，不仅难以形成“进口替代”的效应，还会让美国经济的所谓“再工业化”梦想迅速破灭。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单方面设置贸易壁垒、陷入贸易谈判困境，必然会让跨国企业对在美国进行长期投资产生犹豫，进一步加剧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困局。跨国企业的CEO都会推理经济大趋势，所谓“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必然会改变美国就业市场结构，如果让美国比成本，必然拉低其平均工资水平。这样下去，美国经济残留在AI等科技前沿领域的比较优势也会慢慢丧失。21世纪，无论是国家间的竞争，还是跨国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都是科技水平的竞争，是发明成果转化效率的竞争。不用多久，世界就会发现，美国滥用惩罚性关税，不仅会加大美国财政赤字，甚至还会让收入预期变差的科创型人才外流，让美国逐步丧失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优势。

“制造业回归”幻象，实质是展开政治动员

左品

美国新政府宣布对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加征所谓“对等关税”已经一个月有余，其借口之一是实现“制造业回归”。然而，从近期的情况以及2018年美国对多国发起贸易战的经历来看，关税政策对美国制造业回归的实际推动作用甚微。显然，选择关税而不是其他更积极的产业政策手段，绝非出于经济理性判断。

如果华盛顿发动关税战的真实动机不是“制造业回归美国”，那很可能是一次借由常规贸易工具关税展开的政治动员与战略重塑，所体现出的高度波动性正是其政策的核心逻辑之一。

首先，以19世纪“镀金时代”相类比，华盛顿着力营造“关税可以让制造业回归”的历史幻象。关税在美国现代化进程中一直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直至美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贸易立法——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出台并引发各国报复性的关税风暴，在美国有接近150年历史的高关税政策才开始转变。如今华盛顿却多次暗示关税可以让美国重回“镀金时代”的繁荣，但关税政策与制造业就业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成立，产业转移本质上是市场驱动。

事实上，美国制造业的衰落不是源自某个特定贸易协定或某个对手国家，而是基于产业结构的深层变化。“镀金时代”这一称呼出自马克·吐温与查尔斯·华纳合写的小说《镀金时代》，小说看似描述同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纸醉金迷，实质用黑色幽默的笔触揭示美国当时政治腐败等社会黑幕。如美国经济学者道格拉斯·欧文所言，“我们在21世纪的经济环境下拥有一位出生于20世纪的总统，然而他想让我们回到19世纪。”其关税政策的效果可想而知。

其次，如果关税不能实现华盛顿宣扬的经济目标，那只能考虑它的政治功能，即这场关税战的政治效用远高于其经济效用。关税被塑造为政治化的经济工具，成为白宫持续动员的政治语言。一些美国政客在竞选中赢得政治基础不是靠其政策的具体绩效，而是通过持续营造“危机叙事”和“战斗状态”，及基于身份认同和情绪共鸣去获得支持者的动员方式。一方面，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派的政治崛起植根于代表“被全球化边缘化的普通美国人”的身份政治逻辑。在这种政治叙事中，贸易赤字、产业空心化等都不是复杂的经济结构问题，“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关键就是“雇用美国人”和“购买美国货”。关税由此被塑造为一种回应全球化不安情绪的象征机制，超越经济政策的范畴，被赋予身份认同的意义。另一方面，关税在华盛顿营造的语境中演变为一种表演性极强的“战斗工具”，是在民众面前展示“我们在战斗”的政治动作，对提升政治动员力具有极强的情绪动员效应。

再次，美国学界对于华盛顿是否有一个深思熟虑的“大战略”存在争议，在关税战中所表现出的高风险和高度波动性等正是华盛顿政策核心逻辑的体现。当前美国的执政团队不重视专家知识和制度程序，政治风格高度情绪化。政策选择多受短期选举周期与舆论反馈驱动，政策实践中充斥着反复与不可预测性。表面上看，这似乎与传统意义上的战略部署很难比照，但华盛顿就想要这种不可预测的“戏剧性”，通过一次次激烈的、情绪化的政策出击，不断“扰乱秩序、重置规则”。即从一开始就是想削弱旧有制度框架，最终实现一个完全有利于美方的制度化体现。

综上，无论此后华盛顿在关税战中的对华政策如何波动，均是出于维持其政治叙事合法性的一种方式。对此，中国正保持战略定力，从容淡定应对外部挑战。华盛顿掀起关税战的最终代价，将由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而国际经济秩序也因此经历一场破坏性重塑尝试。但随着更多国家团结起来对抗关税战的霸权行径，一个更为包容和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转变正当时。

地产业逻辑套在制造业，“乱套”

杨达卿

日前，华盛顿宣布终止对从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进口的直邮小包裹的免税待遇，这意味着Temu、Shein等电商享有的最低限值豁免被终止。对于被通货膨胀、物价暴涨等问题困扰的美国普通民众来说，这一政策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美国官方公布的2024年数据显示，发往美国的小包裹总计近14亿件，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小型包裹算是“蚂蚁搬家”式贸易，对不少中国出口企业来说是挣个薄利。小包裹免税则反哺了美国消费者，让低收入家庭能享受价廉物美的商品。

美国政府终止小包裹免税意在打击“中国制造”，扶持“美国制造”，但“关税大棒”因为反弹却砸向了美国消费者。据耶鲁大学研究显示，约48%的小包裹寄往美国最贫困地区。美国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加税145%，终止小额包裹免税政策，不只是撕裂中美经贸合作，还将加剧美国通货膨胀。瑞银4月初发出警告，美国若全面实施关税政策将把美国通胀推高至5%。

美国想重振制造业没错，但开错了药方。2023年11月27日，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成立白宫供应链弹性委员会，包括美国国务卿、财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司法部部长、商务部部长、交通部部长等30多个部门的一把手任委员。这本质是想以制度化确立美国总统是国家供应链的“链长”，而拜登执政期间推进对华供应链制度化“脱钩”，不但让美国高端制造业很受伤，还加速了中国供应链补链、强链。

如今，美国新政府在发展制造业和国家供应链方面采取的是地产业的逻辑。这套核心逻辑是什么？地段！地段至上的商业逻辑在房地产业没问题，房地产就是地段越好价钱越高。

但地产业逻辑套在制造业就会“乱套”，因为现代制造业是靠全球采购、全球生产、全球运销组成的全球共生生态，以供应链的全链路协同和全流程优化为手段，最大程度从全球调配土地、人力、资金、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实现最佳的降本提质增效。制造商若采取“地段至上”逻辑，局限美国一地搞生产，就无法对各类生产要素实现全球最优配置，做不到最优配置就缺乏市场竞争力。今天的苹果、特斯拉等美国头部企业，哪个不是靠国际供应链成就全球化链主企业地位？

长期以来，中国学习西方供应链，起初更多是聚焦企业降本提质增效的微观供应链体系建设，后来发现全球经济发展受益于美国及西方盟友构建的宏观供应链体系，于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到加入WTO，就是主动融入美欧国家主导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很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也是在美欧主导的全球供应链底座上“盖房子”。

这个供应链底座有七大支点：一是由核心科技维护的价值链，支撑全球“链主”主导权；二是由美元体系构建的资金链，支撑全球金融霸权；三是由通商通航支撑的物流链，占据全球流通主导权；四是由电子信息打通的信息链，支撑全球数据优势；五是由领先军事构筑的安保链，维护经济安全高地；六是由高等教育支撑的人才链，占据全球人才高地；七是由文化传媒构建的舆论体系，掌握全球话语权。

华盛顿的关税大棒恰恰打破了美国多年构建的全球供应链高地优势，这不但救不了美国制造业，反而有损美国高端制造业。对部分市场规模小、经济实力弱的国家来说，抽走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供应链底座，可能导致这些国家贸易大厦坍塌，但对中国这类超大规模经济体来说，如果美国要强行抽掉底座，那么其自身将要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当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这终将助力共建全球互利合作的新型智慧供应链底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思路、新方案。中国电商企业需要成为新方案的共建者，也将成为全球合作发展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