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时深度】多派角力如何影响美国外交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冯亚仁 环球时报记者 陆泽楠】编者的话：“每个总统都有一个外交政策，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有5个。”美国外交政策学者、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亨利·基辛格全球事务杰出教授哈尔·布兰兹日前刊文称，本届美国政府内部呈现出五大“截然不同的外交思潮”——“全球鹰派”“亚洲优先派”“回归美国派”“经济民族主义派”和“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强硬派”。布兰兹认为，这些派别各自主张不同的外交优先事项，形成了一场复杂的政策竞逐。多位接受采访的专家学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深入研究这些不同派别有利于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尽管不同学者的分类标准不同，但非建制派和民族主义派对精英建制派和全球主义派的挑战是美国外交派别分化的大势所趋。也有专家认为，在观察美国外交政策这一热点问题多、意见分歧大的领域时，应针对具体热点问题具体分析。

特朗普政府的五大外交政策派别

布兰兹对美国外交政策五大派别的代表人物和主张进行了梳理。首先，“全球鹰派”（Global Hawks）代表人物包括国务卿鲁比奥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华尔兹。他们认为，美国的全球霸权是国际稳定的基石。他们主张对俄罗斯、中国等他们认为“破坏欧亚大陆地区稳定的国家”进行“强力遏制”。他们承认美国需要重新调整同盟友的关系，同时他们仍高度重视盟友。他们试图在西半球建立稳固的战略基础，遏制中国等国在美洲的影响力。

“亚洲优先派”（Asia Firsters）的代表人物是国防部政策事务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等。他们认为，中美之间爆发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因此美国必须减少对欧洲和中东事务的参与。这一派要求欧洲盟友提高防务自主能力，同时敦促亚太地区的伙伴国家为集体防御作出更大贡献。他们将同中国的问题视为“军事问题”，因此更关注如何在西太平洋维持力量平衡，而非在全球范围内与中国争夺经济和技术主导地位。

“回归美国派”（Come Home, America）与“亚洲优先派”有一定重叠。该派别的代表人物有副总统万斯和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茜·加巴德。他们的观点主要受伊拉克和阿富汗长期战争影响，核心目标是避免美国再次陷入类似的战争泥潭，因此主张大幅减少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存在。他们同样对援助乌克兰持怀疑态度，认为这可能加剧美俄对抗。其中一些人甚至认为，美国应大幅削减国防预算，彻底放弃全球干涉政策。

“经济民族主义派”（Economic Nationalists）主要将外交政策视为经济利益的延伸，代表人物包括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他们鼓吹利用关税作为“武器”，打击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并认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主要是一场经济对抗。他们的强硬立场不仅针对中俄，还涉及美国传统盟友，如加拿大等。

最后一个派别被布兰兹称为“MAGA强硬派”，代表人物是总统助理兼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等人。他们反对对外援助，甚至支持直接吞并外国领土。他们将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紧密结合，强调非法移民问题，并将其置于美国与南方邻国关系的核心。

布兰兹提出，分析政府内部不同外交政策派别，不仅可以帮助预判可能形成的战术联盟，还能帮助预测即将爆发的“内斗”。他举例说，“亚洲优先派”与“回归美国派”在减少中东干涉上有共识，但在中国台湾问题上态度截然不同。“全球鹰派”与“经济民族主义派”可能在对华贸易战上达成一致，但在如何对待盟友的问题上分歧严重。“全球鹰派”与“MAGA强硬派”都想重振“门罗主义”，但在如何对待巴拿马或格陵兰岛的立场上大相径庭。

民族主义派VS精英建制派？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布兰兹的分类方式虽然细致，但反而模糊了美国内政外交分野的关键分裂线，即非建制派和民族主义派对精英建制派和全球主义派的挑战和颠覆。所谓“建制派”，通常指那些秉持着美国传统外交理念的群体，这些理念包括所谓“捍卫民主”“人权高于主权”等，对于外部问题往往倾向于对外武装干涉、确保美国实力优势、维持跨大西洋或跨太平洋同盟体系等。在李海东看来，布兰兹所说的“全球鹰派”和“亚洲优先派”可以被视为精英建制派和全球主义派，而“回归美国派”“经济民族主义派”“MAGA强硬派”可以归为非建制派和民族主义派。

从近期美国外交政策决策层人员的一些变动中，也可以看到非建制派和民族主义派对精英建制派发起的挑战。“MAGA正在瞄准共和党鹰派。”美国“政治新闻网”今年2月报道称，一些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正在与共和党曾经强大的鹰派发生日益激烈的冲突，前者将后者视为重塑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障碍。在这一过程中，被“瞄准”的共和党鹰派目标包括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美国政府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鲁比奥以及华尔兹。

以鲁比奥为例，他作为共和党鹰派的一员，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政治立场和表态转变映射出美国政府外交决策的潜在变化。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2015年，当鲁比奥宣布竞选总统时，这位时任联邦参议员以对俄强硬立场闻名。而10年后的当下，鲁比奥正承担起一系列“非传统外交议程任务”，包括拉近美俄关系、“接管”巴拿马运河、“收购”格陵兰岛，甚至“掌控”加沙。今年2月，鲁比奥在沙特利雅得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面对面而坐，举行了4个多小时的和谈。

和鲁比奥一起作为美方代表团成员的还有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华尔兹。“政治新闻网”报道称，出席这次和谈的是威特科夫，而非美国时任乌克兰和俄罗斯问题大使凯洛格，表露出鹰派势力正在特朗普政府内部被削弱。

虽然卢比奥和华尔兹也都是国防鹰派人士，但他们在作为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先锋时，“抑制了过去持有的观点”。比如，在美俄首轮和谈中，鲁比奥明确表示：“美国打算在任何结束俄乌冲突的协议中最终解除对莫斯科的经济制裁。”华尔兹2023年曾发表评论文章，称俄罗斯应该对俄乌冲突负责任，但在今年2月的白宫简报中回避了关于俄乌冲突责任方的问题。

相比之下，“政治新闻网”报道称，因为一些人认为凯洛格对乌支持“过于强烈”，他在美国权力中枢的支持度正在下降。凯洛格是美国退役陆军中将，曾任前副总统迈克·彭斯的国家安全顾问，2016年出任特朗普的总统竞选团队外交政策顾问。去年11月，凯洛格被刚当选不久的特朗普提名出任总统助理及乌克兰和俄罗斯问题特使，国会山的共和党鹰派人士也一直出于凯洛格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推动其担任高级职务。然而，今年2月，凯洛格没有参与美俄和谈，而出现在次日的美乌高层会面中。今年3月，特朗普宣布，将凯洛格的任命调整为乌克兰事务特使。

与共和党鹰派影响力减弱相对的，是一群与传统建制派外交政策观点非常不同、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人物的崛起，比如万斯、图尔茜·加巴德、斯蒂芬·米勒等。

在这些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力量中，国防部政策事务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值得关注，其被提名时引发的争议也显露出共和党内一场更为深刻的外交理念之争。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科尔比的背景不仅代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力量，同时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对传统体制的挑战。45岁的科尔比是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的孙子，毕业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法学院，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处理国家安全问题，包括核武器、太空商业化、涉华军事问题等。

“政治新闻网”报道称，科尔比这位伊拉克战争的怀疑者正成为“美国优先派”中的“思想领袖”。当科尔比被提名时，反对声音并非来自共和党中新崛起的民族主义力量，而是来自传统的共和党鹰派。对于民族主义人士来说，科尔比的提名意味着“一次向党内意识形态对手展示强势的机会”，因此他们纷纷站出来为科尔比辩护。

“五角大楼的平衡可能发生变化。”英国《经济学人》报道称，对华鹰派在政府中的影响力正在减弱，最明显的迹象之一就是6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4月3日被解职或调职，其中不乏多位对华鹰派人物。4月8日，科尔比担任五角大楼重要职位的提名被确认。报道称，这位曾经“主张优先考虑中国事务的倡导者”如今的表态听起来更像一位希望关注本土、避免未来战争的“克制者”，他明确表示台湾问题并非美国核心利益，寻求与中国“平衡权力，避免冲突”。

“美国政治力量正处于重组过程中”

值得注意的是，精英建制派和非建制派这种比较经典的划分方式也并非绝对清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强对《环球时报》记者解释说，以万斯为例，他既属于建制派，却又难以简单地用“美国精英阶层”的标准来界定。所以，划分派别要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常而言，在对待美国海外霸权战略上，精英建制派更倾向于维持美国在海外的霸权地位，而包括万斯在内的一些人主张对内聚焦、对外收缩。在俄乌问题上，万斯和特朗普意见较为一致，都倾向于让美国尽快从俄乌冲突中抽身，哪怕需要盟友乌克兰作出牺牲。但鲁比奥和华尔兹两位曾经的资深议员持不同观点，他们不愿抛弃乌克兰，也不想因此影响到美欧关系以及美国与北约的关系。

信强对记者分析称，在对华问题上，尽管各派在政策手段、重点领域及施策顺序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在“压制中国”的总体战略目标上高度一致。在台海问题上，鲁比奥多年来坚决推动对台军售，华尔兹则主张把台湾打造成“豪猪”。相比之下，科尔比则认为协防台湾代价太大、风险太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首席研究员魏南枝也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她以美国共和党建制派举例说，该派别内部也已经出现了分野，部分被认为是建制派的政客已经选择与民主党联手，有些人则保持了一定的立场，“可见现在美国政治力量正处于重组过程中”。

魏南枝认为，任何政府团队都分派系，这不是特朗普任内的独有现象。特朗普政府主导外交政策的官员出身和履历差异大，有“草根”出身也有保守派精英，因而在一些问题上会有分歧。信强也举例说，前总统尼克松执政时期，美国就曾面临从越南战争抽身、国内民权运动和反战浪潮、美元与黄金脱钩等诸多问题上的分歧，后来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这和如今美国采取的行动有相似之处。

魏南枝分析称，美国外交政策团队当下还有很多分法，如现实主义派、金融主义派、教育主义派等，至少可以分成四五个派别。而决策和咨询过程越发碎片化，最终也会带来总统决策的集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