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圆桌对话：用反制告诉美方，霸道高关税是错的

编者按：近日，美国借“对等关税”的名义挑动全球范围的“关税战”，引起国际舆论关注。中国为什么必须就“对等关税”实施反制？“美国贸易吃亏论”“美国被剥削论”等论调为什么是错的？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相关话题展开讨论。

*宋国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约翰·麦考恩：*美国航运专家、海洋战略中心（CMS）非常驻研究员

*潘勇：*重庆工商大学公管学院教授

面对美国霸道关税，为何必须反制？

宋国友

面对美国政府蛮横对外加征所谓“对等关税”，中国亮出鲜明态度并予以反制，坚决不退缩，丝毫不退让，展现了大国外交的鲜明底色。

中国反制，既有道的基础，也是术的要求。从道的角度看，美国对外加征关税是霸道，中国反制是公道。国家间存在经贸分歧很正常，维护自身利益可以理解，但美国是极为霸道地用关税宣泄着对全世界的不满，谋求让其他国家付出贴补自身的所谓“损失”。这明明是要从别国那里硬拿，却非要找其他国家“对不起美国”的借口。

笔者认为，美方“对等关税”霸道有三。一是逻辑霸道。美国政府无视国际贸易的基本逻辑，以美国存在贸易逆差就认定其他国家占美国便宜，要对外征收关税。贸易总有顺差或者逆差，难道顺差国就一定有错，逆差国就一定有理？难道美国不是对有些国家逆差的同时，对另外一部分国家有顺差？按照美国的逻辑，美国是不是对那些顺差的国家使“坏”了？如果说贸易逆差有问题，那根源也不在外，而在于美国消费过多这一国内经济结构问题，华盛顿应该着手改革国内经济结构。但其逻辑霸道就在于，美国巨额逆差都是因为外因，都是其他国家“坏”，回避自身问题，甚至压根不认为自身有任何问题。

二是计算霸道。白宫宣称美国受到全世界的不公平对待，最开始也煞有介事地要求商务部、贸易代表办公室等部门用一段时间拿出评估报告。本以为华盛顿会用翔实的数据，科学的方法说明美国受到“不公平待遇”到底为何，但最终却用一种极为蛮横、粗暴的计算方式，直接用其他国家与美的双边贸易差额除以对美出口额，以此计算出所谓的对等关税。更令人愤慨的是，即使有部分国家对美国是贸易逆差，但华盛顿也要对这些逆差国征收10%的关税。无论是部分国家被征收的高额关税，还是所遭遇的莫名其妙的10%基准关税，都缺乏基本的学理计算依据。

三是手段霸道。美国政府公开宣称，对外征收“对等关税”，其他国家必须接受，因为美国手上有牌，而其他国家手上没有牌。所谓有牌，就是市场大、实力强；所谓没牌，就是市场小、实力弱。如果其他国家不答应接受美国条件，美方就威胁征收更高的关税，直至其他国家同意为止。这是典型的霸道思想、强权思维，是把国内市场“武器化”的胁迫手段。美国与其他国家没有协商，缺乏尊重，自以为实力强，就可以不问事情本源，不顾道义准则，胁迫他国损失自身正当利益来追逐本国不当利益。

正因为对华关税是霸道之举，中国绝不接受，因此美国政府更求之于术的实施，希望用“交易的艺术”实现目标。可惜没有大国正道作为基础，这个“术”容易走得更偏。交易本是市场经济的精髓，基于自愿，立足协商，实现共赢。但任何交易不能变成“强买强卖”，更不能变成敲诈或讹诈。反复极限施压，他国一旦不遵从，就对其威胁升级，发最后通牒。这哪是什么交易？简直就是以大欺小，甚至是敲诈勒索。中国如果面对这种歪术和邪术选择退让，就是助长了国际社会的歪风邪气。

美国“对等关税”的道、术皆不正。更何况，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重要的贸易对象和所认定的国际对手，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对外关税战的最大目标。因此，中国必须用坚决的态度和有力的反击，既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又捍卫自身合法权益。中国态度已经明确，继续打还是选择谈，取决于美国。美国如果希望寻求国际社会帮助解决本国问题，就必须从道和术两方面加以改善。放弃霸道，回归正道，选择谦虚，用真诚、平等的态度，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进行沟通，寻求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互利共赢的情况下获得最大的政策公约数。尤其要提醒，美国是全球大国，不是一个普通公司，不能像管理一个个人所有的公司那样管理美国，更不能像公司做生意那样采取各种手段来处理国家间外交。

征收船舶停靠费只会造成巨大混乱

约翰·麦考恩

当今世界，航运业正以人们可能意识不到的方式影响着地球上几乎每个人。近期，“船舶（停靠）费”成了美国新政府频频谈论的话题。在我看来，航运业与全球贸易有着直接且密切的关系，贸易使所有参与方受益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它不仅增加了全球财富，还促进了世界和平，帮助大量人口摆脱贫困。

我将船舶（停靠）费视为另一种形式的关税——且是更为粗暴的形式。虽无法完全洞悉政策制定者的动机，但其中显然存在强烈的政治意图，且这项措施与他们声称要达成的目标完全不匹配。近期某些逆全球化举措令我感到惊讶、困惑与沮丧，尤其是在美国，贸易带来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在于政策制定者未能建立更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显然，船舶（停靠）费将对美国经济造成极大的扰乱。若计划得以实施，将绝非单一费用那么简单，相关后果极为严重。例如，集装箱船或将考虑改道加拿大或墨西哥港口以避开美国港口。尽管货物最终仍会抵达美国，但航线更长、成本更高。这将直接冲击美国码头工人及与之相关的整个物流产业链，导致美国经济活动萎缩，成本大幅上升。

挑战远不止于此。过去船舶通常会停靠美国西海岸的多个港口，征收船舶（停靠）费可能导致船只仅选择单一港口，放弃其他港口。这样引发一些港口严重拥堵，可能难以应对不断增长的业务，就像此前洛杉矶港外百余艘货轮滞留引发的供应链中断危机。

这项费用的更荒谬之处在于，由于适用所有船只，它将无差别地直接对美国出口产生负面影响。通常情况下，传统关税仅针对进口。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贸易壁垒终将招致反制措施——最终受损的往往是出口。船舶（停靠）费对出口的损害要大于对进口商品，因为运输高附加值商品的集装箱尚可消化相关费用，而散货船会遭受更沉重打击。它甚至适用于那些抵达美国墨西哥湾沿岸，仅仅是为装载运往中国或其他地方的美国谷物的巴拿马型货轮。无论是艾奥瓦州农民种植的谷物，还是西弗吉尼亚州矿工开采的煤炭。

潜在影响难以估量，这就是为什么我将征收船舶（停靠）费称为“贸易末日”。这会带来各种负面结果，造成巨大混乱——远超我们预期。审视当前形势，不难发现，该计划剥夺消费者选择权、推高通胀、引发持续连锁反应，令人不禁要问：我们究竟为何要这样做？

在华盛顿，这项政策提案被视为“美国重振造船业计划的一部分”，但我认为，当今的美国造船业相比昔日几乎不复存在，这与中国无关。造船业从美国转移了——二战期间我们的确规模庞大，但战后英国成为最大造船国。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超过英国，然后韩国超过日本。现在，是中国领跑。这些国家都是依托比较优势发展造船业的。

造船业是个相对简单的过程，主要的投入是劳动力和钢铁。长期以来，美国并非具有竞争力的钢铁生产国。至于劳动力，美国的工资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因此，我们的造船业走向衰落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经济的大部分已转向服务业。这就是为什么当有人声称“我们造船数量不如中国的唯一原因是他们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时，我会觉得很天真。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据我测算，全球至少有一半的商船（无论悬挂哪国国旗或船主是谁）都在参与向中国运输原材料或从中国运送制成品。鉴于中国的经济规模，这很正常。历史上日本、韩国等出口强国都深度参与航运业。有些人过度解读中国的正常发展。当产品占据全球半数货舱时，发展相匹配的航运规模完全合理。

我坚信，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越多，彼此的经济未来越紧密相连，就越有可能实现稳定与和平。中美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中国商品支撑美国消费，美国则在服务贸易（尤其是创意服务）领域保持顺差。

美国贸易吃亏？无稽之谈

潘勇

美国毫无根据地加征所谓“对等关税”，扰乱了世界经贸规则和全球产供链体系。美国新政府上台以来，以受害者的心态宣扬“美国贸易吃亏论”“美国被剥削论”“美国制造业外流威胁国家安全”等论调，从而挥舞起关税大棒。但是，美方这些论调都是无稽之谈。

首先，美国不是国际贸易的吃亏者，而是获益巨大者。美政府拿出的美国“贸易吃亏”证据，仅限货物贸易逆差，而对美国优势的服务贸易却闭口不谈。前不久，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专门发表文章批驳“美国贸易吃亏论”，强调“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占了全世界的便宜”。文章指出，2023年美国服务出口额突破1万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额的13%；2024年服务贸易顺差3000亿美元，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就收入了1440亿美元。美国政府不用完整、客观的贸易数据说话，而是根据需要对数据进行选择性取舍，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以偏概全。

其次，美国制造业外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政府与企业的主动所为。二战结束时，美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例高达40%的峰值。为了控制欧洲并占领欧洲市场，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重建欧洲，推动了欧洲制造业的复苏。朝鲜战争爆发后，为避免长途运输所需物资，美国向日本企业下军品订单，促成了日本制造业的恢复。尤其是1974年7月美国与沙特签订秘密协议，“石油美元”体系建立，美国正式进入“金融帝国”时期。自此，以金融业为核心的服务业逐渐成为美国的支柱产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才，美国的制造业人口也逐渐流向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业。

此外，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随着工会影响力扩大，工人为争取更高工资和更好工作条件不断进行谈判和罢工，导致了企业人力成本不断上升。为了保住竞争力，各大企业将劳动密集、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把研发、设计、营销等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留在美国。可见，美国制造业向外转移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美国自己主导和推动的，美国是实实在在的最大受益者。通过制造业转移，美国进口大量价廉物美的商品，获得了40年的低通胀发展时期。“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观点也是以偏概全，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依然控制着设计、研发、应用软件、金融服务等高端环节，充其量只是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了其他地区。

就中美货物贸易逆差而言，中国对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如人工智能芯片有很大的需求，美国却严格限制。现在，美国把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搞不公平竞争”。这完全脱离基本事实。

第三， 在美元霸权前提下，增加关税将破坏世界经济。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协定》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完全自给自足，必须向外购买必需的商品，这就意味着任何国家都需要有美元储备，否则就要陷入困境。其他国家怎样才能有美元？从根本上讲，只有把货物出口给美国才能换回美元。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也成就了美元霸权：各国向美国输出货物换取美元，美国通过进口货物向世界输出美元，承担起了“全球央行”的角色。据此，美元向各国提供流动性，全球经济得以正常运转。所以，美元的霸权地位决定了美国必须是贸易赤字国家，这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必须承担的后果。

如今，华盛顿却以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为由，用关税工具推动制造业回流，这意味着美国要“一手控制美元、一手控制货物”，控制住全世界的两个命门，把所有的好处全部占尽，使其他国家既没有美元，还要进口美国货，美国新政府的霸道逻辑只会让世界经济陷入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