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冬：在逆全球化挑战中再看“北京共识”

当下，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世界面临百年变局下的诸多不确定性和严峻挑战。曾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标榜为发展道路圭臬的“华盛顿共识”不仅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失去吸引力，也无法用来有效解决发达国家的内部问题。在围绕更适合本国情况、更好回应国内诉求的出路进行的纷繁讨论中，20多年前曾成为国际舆论热词的“北京共识”又被一些西方媒体提了出来，作为回应当下诸多全球性挑战的诸多思路之一。

尝试归纳中国成功经验

2004年，约书亚·雷默，一个来自美国咨询公司、经历丰富的年轻人，带着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好奇，结合自己对中国的观察和大量访谈，借用当时流行的“华盛顿共识”的造词方式，提出了“北京共识”概念，用来说明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原因。当时，笔者作为访谈对象之一，曾经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国各级政府的诸多创新做法，分享对于“将发展作为社会普遍共识”的分析。之后，还与他一起参加了围绕“北京共识”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后来，由于学界对于这个概念是否能够全面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存在不同看法，加之国际舆论主要由西方主导，这个概念被提及的频率有所减少。

然而，在当下美国政府单边主义、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言行日盛的背景下，“北京共识”被国外一些媒体重新提了出来，借以思考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遭遇的顿挫，以及世界如何克服不断加剧的国际合作瓶颈。

与有着十条具体政策内容的“华盛顿共识”相比，雷默在2004年提出“北京共识”时的三个原理性判断，更加简明扼要，但也因此更具概括性和原理性。第一条原理是通过创新来解决改革中的问题。雷默认为中国的实践是对创新技术性含义的拓展，之所以需要不断创新和试验，是因为没有完美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第二条原理是社会进步的标准不单单是GDP增长，更是经济体系运行的稳定性、可持续性以及财富的均衡分配。这样才能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第三条原理是发展中国家要利用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中的不对称性，保持决策的自主性。因此，创新、发展和自主，是“北京共识”的三个基本内容。

实际上，对于生活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时代的广大中国民众来说，创新、发展和自主并不是什么新鲜概念，早已经是耳熟能详的词汇，它们反复出现在党和国家的各项重大政策文件之中。这些原则也不只是改革开放时代才总结出来的，而是基于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时期的探索总结，并在新的时代得以充实，效果得以更大程度的彰显。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些原则，中国才能在积极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会和条件，实现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

“北京共识”强调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具体政策，而是因时因势的治理原则，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政界人士看来，这些正是优于“华盛顿共识”以及“后华盛顿共识”之处。即便国内国际联系日益紧密，国家之间交往更为深入，但各国情况依然千差万别，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国理政方案，更不能用约束强制等方式从外部强加。

至今依然彰显独特价值

既然“北京共识”是对一个后发大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实现快速发展的成功总结，那么其揭示出来的原则是否对其他发展中国有所启发，再进而言之，在经济全球化进程遇到困境，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再全球化等思潮和做法层出的今天，这些原则是否依然有其独特价值呢？

答案是肯定的。主要原因有四：

首先，尽管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各种阻碍和挑战，世界局势动荡不安，但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并没有改变，反而成为国际社会各方更为迫切强烈的吁求。要解决各种新老问题，必须坚持创新和发展，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填补权力转换、制度搁置造成的各种“真空”，只有不断发展，才能有条件应对更多更大问题带来的各种“赤字”。

其次，随着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不断涌现，既不能消极等待问题自然解决，也不能简单套用冷战时期的二元思维，通过区分敌我来转移矛盾、转嫁祸根。只有通过在国际观念和制度层面鼓励探索创新、包容试错，才能为走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找到合适的路径和可行的方案。

第三，在各国国内治理遭遇普遍性挑战的情况下，无论是制度成熟完备的发达国家，还是制度建设依然在路上的发展中国家，都不能把新旧交织的复杂治理局面简单化地“交给制度”，让其自行调整消化，更不能任由霸权国家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制造新的动荡和分裂，掩盖深层痼疾，而是必须将创新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不断创新激发制度的潜力和社会的活力，通过发展做大蛋糕，为缓和利益分化和解决相关问题提供扎实基础。

第四，个别大国在国际上的肆意霸道行为，已经成为引发国际格局持续动荡的一大原因。有人可能会说，这从极端的一面说明了自主决策的“后果”。但事实恰恰相反，这实际上提醒了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在一个相互联系的时代，什么才是真正的“自主决策”。自主决策不是损人利己的单方面决策，那样只会导致问题的恶化。维持和推进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是自主决策的前提，也是其落脚点之一，因此自主决策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抛弃了相互联系这个基本的约束条件，就失去了自主决策的意义。对于世界各国来说，只有在相互联系中保持决策自主，才能将自身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不断获得外部条件的支持。

“北京共识”带来什么启发

在当前动荡失序的世界中，中国一以贯之地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世界各国实现共赢发展，这一形象变得更加清晰突出。中方强调，改革开放使中国快速进入世界市场、大踏步赶上时代，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外资企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创新创造的重要参与者，是中国联通世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将继续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与更多力量合作，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这样的立场有助于在当下时代，思考“北京共识”带给世界的启发。

首先，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始终坚持开放，追求共同发展、责任共担。共同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的不是毫无顾忌的甩锅和破坏，而是更加积极的态度和更有建设性的举措。在一个已经高度相互联系的世界中，不能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式的以我为中心的发展，不能随意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泛安全化。那些姿态和做法表面上是为实现自身的“安全”，实际上是严重违背经济规律的逆全球化和去全球化行为，只会在世界范围内诱发更大程度的动荡。

其次，中国对待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态度，既延续了中国悠久历史文化中厚积的开放包容心态，也来自于近代以来，在求独立求富强的曲折奋斗中获得的深刻经验教训，更来自于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主动加入”“自我改革”中不断确立的自信和提升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成功经验生动说明，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尽管是由西方国家启动并长期主导，但随着越来越多国家被动卷入或主动参与其中，经济全球化的开放多元特征更为鲜明，这为后发国家更加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第三，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后来参与者，中国从来不是将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简单割裂开来，而是努力寻求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改革就是开放，开放也是一种改革。在相互不断拓展深化的经济全球化中，没有自我孤立的国内发展，只有内外互动的共同发展。经济全球化越是遇到障碍，越是面临挑战，就越需要坚持创新发展、相互合作，不能将责任简单推卸给其他国家或某些群体，尤其不能将国内问题转嫁到国际社会，为自身国内问题寻找借口和“替罪羊”。因此，中国始终将改革和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来夯实国内基础，应对和化解国际挑战，通过自主解决问题来积极推动现有国际秩序下的发展与合作。（作者是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