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圆桌对话：再来一次“广场协议”？世界不会重蹈历史覆辙

编者按：随着美国通过操纵美元汇率等手段实现所谓“贸易平衡”的冲动加剧，国际上有关第二次“广场协议”山雨欲来的担忧增多。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张玉来：*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沈洁：*国际关系学院经济金融学院副教授

*廖峥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所长

日本至今难以驱散“广场协议”阴霾

张玉来

2025年是“广场协议”签署40周年。日本国内虽然对该协议褒贬不一，但它成为日本经济随后“急转直下”的重要节点却是普遍共识。如今，美国政府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言行加剧，美国国内和国际舆论场上都出现了有关“海湖庄园协议”或第二次“广场协议”的猜测与讨论。正是在这种山雨欲来的气氛中，日本当年签署“广场协议”的经历和教训再度引发关注。

首先，“广场协议”是日本面对贸易摩擦激化而被迫向美妥协的产物。1984年，美国国会审议《贸易与关税法》修订案，试图对日本施加进口限制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在谈判中，美方要求日本降低144种商品关税、解决通信器材贸易失衡问题、扩大进口美国商品等。为了降低对美贸易顺差，日本承诺全面废除工业品进口关税、扩大相关产品进口并推进金融自由化等。即便如此，美国还是针对日本香烟和皮革采取“特别301条款”调查。在此背景下，美国又要求日本配合干预美元升值问题。

其次，在“广场协议”中充当急先锋角色导致日本所受冲击最为严重。1985年9月，美国、日本、西德、法国以及英国的财长与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广场协议”，其中规定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有序贬值”，以此来解决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等问题。该协议仅维持了一年半左右，由于联合干预造成美元过度贬值，1987年2月，六国（加拿大后来加入其中）又在法国匆忙签署《卢浮宫协议》，目标是稳定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市场。在此期间，日元升值幅度高达116%，马克、法郎和英镑分别升值102%、76%和75%左右。

第三，随着“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泡沫经济”加剧。签署“广场协议”后不久，日本内阁就通过了相关政策方案，寻求推进国内投资、稳定日元升值、扩大内需等。随之而来的就是日本国内投资规模骤然创下新高，日本央行依然通过下调利率支持投资，这一系列做法很快引发财政问题，日本官方财政缺口不断扩大。某种意义上说，当前困扰日本的头号难题——政府债务问题，也是源于40年前的“广场协议”，这个问题在随后日本“失去的40年”中没能得到有效解决。

第四，“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导致日本经济结构发生巨变，日本大量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而将生产基地转向海外。1990年之后，日元升值问题愈演愈烈。虽然在“广场协议”签署前，一些日企就已迈出对外投资步伐，但规模还比较小，以对美投资为例，直到1978年才达到10多亿美元，1984年也不过33.6亿美元。但在“广场协议”签署后，这一数据迅速攀升，1985年突破53亿美元，1986年突破100亿美元，1995年更是跨过200亿美元。日企速度过快、规模过大地投资美国等海外市场，导致对内投资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国内“产业空心化”问题。过去几十年来日本GDP徘徊不前，部分原因也在于此。

基于这样的历史经验，如果美国提议商签第二次“广场协议”，日本会答应吗？相信东京不会重蹈覆辙。按照一些经济学家分析，日本经济至今仍未彻底驱散当年“广场协议”的阴霾。正因如此，最近有关第二次“广场协议”的风声一起，一些心有余悸的日媒立即开始表达担忧。世界其他国家会接受吗？答案想必也是否定的。一方面，日本当年签署“广场协议”的历史教训足够惨痛，不仅会让日本引以为戒，也会提升其他国家的警惕；另一方面，当今世界格局复杂演变，美国内外行为方式充满不确定性，即便日本这样的盟友，也难再为美国利益而牺牲自身“国运”。另外还有重要一点，就是所谓“美元升值可以抵消物价上涨”等说法根本站不住脚。照此逻辑，推动旨在诱导美元贬值的第二次“广场协议”，实际上也并不真正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

“去美元化”浪涌难平

沈洁

随着华盛顿操纵美元的冲动不止，国际社会担忧增大，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更大程度地探索美元之外的潜在替代方案。尤其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去美元化”已经至少经历三波浪潮。

第一波是由美国“亲自开启”，俄罗斯“被迫跟进”。作为加大对俄制裁的手段之一，美国联合其他主要西方国家放出“金融核弹”，强行将俄罗斯剥离出美元体系，具体措施包括限制俄方开展美元交易、冻结俄方美元资产并将其踢出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等。在美国极限施压下，俄罗斯转而以卢布等非美元货币开展跨境贸易，并紧急启用自建结算系统“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

第二波是在南方国家呼声渐高。作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金砖机制从创建之初便致力于构建更加公平公正、更具代表性的多边主义经济治理体系。多年来，金砖国家在推动本币贸易、健全金融机构、探索数字货币合作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2024年金砖国家扩容后开启“大金砖合作”，更凸显了全球南方国家对金砖机制的认可和在金砖框架下推动国际金融体系多元化的共同诉求。

第三波是由美国的传统盟友牵头展开。当前美国政府奉行的对外政策导致其与诸多盟友和伙伴之间裂痕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去美元化”进程推波助澜。比如，法德等欧洲国家增加欧元、人民币在能源交易结算中的比例；日本2024年全年累计减持美债555亿美元，仅12月就抛售273亿美元，持仓水平创下近年新低；再如，沙特宣布接受非美元能源结算，印度和阿联酋启用本币结算机制，标志着海湾国家可能正在由“石油美元”向多币种结算过渡。

美元仍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储备和交易货币，但“去美元化”浪潮一波接着一波，正在对美元霸权形成消解。根据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美元主导监测，2024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份额为58%，较之2002年的72%下降了14%。基于上文梳理可知，“去美元化”浪潮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亲手开启和驱动的，归根结底是美元严重背离作为货币应该发挥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等职能，朝着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的方向“一路狂奔”所致。

正是因为美元职能异化，导致使用美元的风险剧增、成本高企。其一，以最近的乌克兰危机为例，美元已经成为美国施加地缘政治影响的一大武器。有鉴于此，“去美元化”成为各国规避美国制裁或霸凌、保障和维护国际事务自主权的战略选择。

其二，过度依赖美元加剧各国在面临外部经济冲击时的脆弱性，并且更容易遭到美元霸权“收割”。例如，2020—2022年间，美联储先是启动无限期量化宽松政策，向全球市场“放水”4.5万亿美元，其后连续11次加息导致美元指数飙升，阿根廷比索对美元汇率大幅贬值，斯里兰卡甚至因外汇储备枯竭宣布“破产”。就此而言，“去美元化”是各国规避美国货币政策带来的外债和通胀风险、增强经济主权的必然选择。

其三，随着一些区域性组织或多边合作架构内部经贸往来增多，绕过美元构建替代性支付体系的“性价比”提升。2017—2022年间，金砖国家内部贸易增长了56%。使用本币进行贸易结算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减少汇率波动，并有助于促进更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因此，至少对于金砖国家而言，“去美元化”首先是出于成本收益考虑。

总而言之，美元霸权仍在持续，但其根基已经动摇。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从单极霸权向多极协商转型的趋势不可逆转，技术革新与地缘博弈等将进一步加速这一进程。

美元难以满足华盛顿的任意操弄

廖峥嵘

目前来看，美国政府在经贸领域的政策设定主要涵盖加征关税、投资限制和调节美元汇率等几个方面。其中，美元的作用相对底层和关键，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其他一些政策的实施效果。正因如此，美国当前执政团队对于操控美元汇率抱以较大期待，这也是为什么国际舆论场上对于1985年“广场协议”重演的担忧越来越多。

按照美方设想，对外加征关税可以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带来提升就业、缩减贸易逆差等连锁反应。美国政府一直认为美元价值处于被高估状态，希望诱导美元进入贬值通道，进而提振出口，并让国内制造业在低利率环境下运营和发展。但就像加征关税导致美国国内通胀加剧和民众生活成本上升、加大外资审查与美国吸引投资的需求相互抵触一样，美国试图操控美元贬值同样面临两难。

现在，华盛顿一方面希望压低美元汇率和利率，以此为杠杆来减轻债务负担、撬动出口增长和平衡贸易逆差；另一方面需要避免美元贬值过快，乃至引发市场恐慌和可能的抛售潮，那样不仅会压垮美国国内金融系统，也会导致国际层面的美元体系陷入混乱甚至崩塌。只有确保美元继续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维系美元信誉和美元霸权，才能使华盛顿保留借助美元在世界范围内“薅羊毛”的空间。

这种矛盾的逻辑，导致华盛顿在操控美元的过程中不得不小心翼翼。即便如此，美元贬值本身仍是不太容易达成的目标。理论上讲，货币具有三个基本属性，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进而发挥稳定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的作用。其中大致的运行逻辑，是当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加剧时，便可通过货币汇率的自动变化加以调节，面临较大逆差的国家货币贬值，带动该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相对走低，进而扩大出口规模。

但在现实层面，因为美元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中扮演中心性角色，其他国家普遍需要储备美元，用于国际投资交易、维护本国货币价值以及应对金融风险等。美元的这种地位给美国带来诸多经济利益，帮助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收割财富，并且成为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支撑。但也正因如此，美方试图通过诱导美元贬值来实现减少逆差、缩减国债等目标变得十分困难。美元的这种“困境”，被美国经济学者斯蒂芬·詹描述为“美元微笑曲线”，即无论世界经济形势不稳还是美国经济走强时，美元都会因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避险需求或投机心理而趋于强势。

作为推动美元贬值以服务于美国国内抑制通胀等需求的尝试之一，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在“尼克松冲击”中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希望通过结束金本位制来提升美元汇率浮动的自由度。但这样做的结果，只是美国以违约性操作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国际货币和金融市场一度陷入动荡，而美元随后依旧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无法任由华盛顿操弄来服务国内政策需要。 

再来一次“广场协议”？更是“不可能的任务”。1985年日本作为当时的五大工业国（G5）之一与美国签下协议，配合美元贬值，以帮助美国解决严重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等问题。但紧接着，日本经济从波峰跌落，陷入“失去的40年”。较之40年前，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日本深受“广场协议”之苦的教训犹在眼前，尤其是在美国自身孤立主义倾向渐强等复杂背景下，还想让其他国家牺牲自身利益保全美国？华盛顿的如意算盘拨得虽响，但再难如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