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平：扎根西部 为孩子点亮心灯

朱启平是校门口包子店的“大客户”。

贵州省毕节市第一中学在城郊，马路对面有家包子店。这天中午，包子店里的烧麦、馒头、包子在蒸笼里冒着热腾腾的白气。朱启平给店老板付了早上的包子钱——175元。他笑道：“这些孩子嘴很刁，只爱吃这家的肉包子。”

2013年，朱启平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来到毕节一中工作。自打这届学生上了高三，这名班主任兼历史教师总想给孩子们调剂一下口味。学生点名要吃包子，朱启平请了4顿，大约花了800元。

朱启平圆圆的脸上总是带着笑，一笑起来，这双不算大的眼睛就更小了。这双眼睛见过大山里的煤油灯，朱启平从小生活的村庄，直到2008年才通电；小学毕业的暑假，这双眼睛在山间寻觅野生杨梅、中药材，花了两个月凑够了100多元学费；在他上初中之前，这双眼睛见过的最大的商业中心是乡镇的集市。

只有说起过去，眼角的笑意才会消失在皱纹里，这张脸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为沧桑。

给学生写留言、写生日贺卡时，朱启平的署名是“永远十七岁启平哥”。17岁那年，他在学校食堂的电视上看到，时任总理温家宝宣布在6所大学试点“师范生免费教育制度”。朱启平牢牢记住了第一所学校——北京师范大学。

经历了第三次高考后，朱启平考入北师大，带着200元来到北京。面对新老师、新同学，这个来自大山深处的年轻人鼓足了勇气才站起来，用浓重的贵州口音作了自我介绍，那时他唯一可以骄傲的就是“能以40公斤的体重，扛起50公斤重的水泥”。

因为沉重的自卑、对赚钱的强烈渴望，读大学后，他曾陷入越来越深的情绪漩涡，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被抑郁症困扰时，朱启平组建了支教团，带同学趁寒暑假时回家乡的小村庄支教，他用勤工俭学赚的微薄收入来支撑这个团队。家乡孩子们渴盼的眼神让他有了活下去的勇气：“被需要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活着有价值。”

在毕节一中工作之初，朱启平班里的学生中考成绩普遍只有300多分，学生们贪玩、学习习惯不好。那是朱启平下功夫最大的一届。

他几乎从早到晚盯在教室，班里少了人，就去学校附近的网吧挨个找，有时半夜两三点把学生从网吧揪出来。

他一遍一遍地让学生背书、做题，谁背不过就不能去吃饭。为了不让学生饿着肚子，又偷偷准备好面包、牛奶。

在毕节一中历史教研组组长罗艳琼看来，朱启平当时一心扑在学生身上——学生英语基础不好，朱启平就去学英语、背单词，学会了再来教学生；学生的数学基础特别差，朱启平先去学小学、初中的数学，再带着学生一起学。

2013年秋季学期，他带的高一学生即将迎来第一次考试。朱启平不放心，考试的前一天晚上，他楼上楼下地跑，给几个班的学生强调答题要点，“讲得太兴奋了，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来，拄了两个月拐杖”。

可是，下功夫最多的第一届学生，反倒跟他不太亲，这让朱启平有些失落。工作多年后，他反思当时的教育方式：太看重成绩，把学生逼得太紧了。

相比于学习成绩，如今朱启平更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朱启平想了很多办法走进孩子们的内心：“六一”国际儿童节，给学生买棒棒糖和玩具；让学生在作业本上写下自己的困惑，他批作业时挨个回复；工作10多年，用北京师范大学的明信片给学生写了1700多张生日贺卡；一下课就去班里转悠，跟同学们聊天……

在2019级学生文洋的记忆中，每当期中、期末等大考之后，启平老师走进班里，第一句话从来不会聊成绩，他买来热腾腾的洋芋粑、五彩缤纷的棒棒糖，大家边吃边聊学习。

朱启平身上几乎没有教师的威严感，偶尔和学生讲起自己的过去，也是笑呵呵的：小学毕业的考试成绩仅比初中录取线高0.5分；参加了3次高考才考上心仪的北京师范大学；学开车怎么都学不会，前后换了12个教练……

面对这样坦诚的老师，学生们也不吝惜自己的真诚。有一年，全班同学写了满满一本心里话，作为教师节礼物送给朱启平。

朱启平感觉，前些年，只有上课能将他从抑郁症的阴影中短暂解放出来，走下讲台，就像换了个人，“学生们可能看到过我走出教室时偷偷抹眼泪”。

面对这样“脆弱”的老师，学生反而像个“小家长”，护着自己的老师。2020年，朱启平参加优质课比赛，只得到二等奖。朱启平自认为教学水平没问题——他每年花数千元买北京四中等名校课程学习，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教学体系，学生即便不死记硬背也能考得很好。但他的普通话实在太差了——大学时考了8次才考到“二级乙等”，勉强通过普通话等级考试。

文洋记得，那段时间，他们几个同学给启平老师的讲稿上逐字注明拼音，督促他每天背诵。学生轮流“值班”，趁课间、晚自习后听朱启平试讲，揪出读错的地方。

每次试讲需要二三十分钟，朱启平前前后后讲了20多遍，一边纠正读音，一边调整授课思路，这样练习了足足半年。

有个学生语重心长地给朱启平写小纸条：“启平啊，你是我xx班的班主任，可不能给我们丢人啊！”朱启平也确实没给学生丢人——再次参赛，他毫无悬念地获得第一名。

朱启平说：“虽然大家都说我付出了很多，但其实我在学生那里获得的滋养更多。”

自2009年确诊，他跟抑郁症抗争了10年，终于宣告胜利。但是，朱启平心底的自卑、匮乏感却依然挥之不去。

即便工作多年，朱启平的家里也不算富裕。2024年，朱启平获得教育部“基层就业卓越奖”。他和妻子商量后，决定将税后2.4万元奖金全部拿出来，1万元加入“晨曦微光助学金”，为家庭贫困的学生解决部分生活费，这项资助始于朱启平参加工作，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另外1.4万元用于设立“晨曦微光奖学金”，给家境贫困、成绩优秀的初中生每人资助500元，点亮“微光”。“晨曦路”是他和妻子在北师大校园相识的地方。

自从捐出这笔奖金，朱启平发现盘桓在心底的自卑和匮乏感消失了，“我终于有能力给予了，这让我觉得自己很富足”。

工作进入第12个年头，他有了两个年幼的孩子，父亲身体不好，妻子同为高中教师、工作繁忙。朱启平愈发需要平衡工作和生活，他开始学着放手：以前他把知识梳理好“喂”给学生，如今他只给出思路和框架，让学生梳理细节。

朱启平不再摁着学生背书，AI技术的兴起增加了他的危机感。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锻炼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朱启平喜欢看书，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更是读了又读。苏霍姆林斯基一再强调，要尊重孩子、爱孩子，学校的任务是“培养美好的情感和品质”。这位享誉世界的教育家，终其一生都是小镇教师，可是他的教育理论，影响了世界各地的一代又一代教师。

朱启平用这位教育家的经历鼓励自己，他说：“回到家乡，能最大程度地实现我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