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隆：在高质量“二轨外交”平台上铺展中国叙事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复杂动荡，全球正处于政治、安全和经贸格局剧烈变动的风口浪尖。在此当口，中国在坚定捍卫多边主义、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推动完善全球治理等方面不断展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国际社会对中国立场的关注度不断上升。最近两年，笔者先后前往十多个国家参与相关国际会议和二轨对话，切身感受到世界对“中国声音”“中国智慧”的期待。

世界期待中国发挥更大作用

世界更加希冀中国在全球性议题上发挥领导力，就是其中尤为突出的感受之一。以2024年10月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的北极圈论坛大会为例，面对乌克兰危机激化以来北极事务的“泛安全化”和多边治理的碎片化趋势，中方代表明确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北极治理不可或缺的议题，需要各方通力协作，为北极气候治理创造和平与稳定的环境，这得到在场听众的热烈呼应，引起广泛共鸣。

在“共同气候行动：加速全球能源转型”专题讨论中，中方学者与来自美国和芬兰的专家以及冰岛前总统格里姆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COP28）首席执行官阿南·阿明等政要同台，探讨中国在推进全球能源转型和气候治理、引领绿色议程中的作用。在围绕北极环境保护、航运治理、科研合作等领域展开的多个专题讨论中，“中国”都作为关键词频频出现。可以预料，面对美国再度退出《巴黎协定》造成的冲击，国际社会更迫切地期望中国以坚定的行动和科学的智慧，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正面范式和长效解决方案。

另外，中国的对外合作模式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同。2024年11月在南非举行的中美俄“蒙特雷三方对话”中，笔者深刻感受到全球南方国家对于中国对外合作模式的认可。南非前外长潘多尔直言，虽然多个大国都试图与非洲国家建立紧密关系，不断推出“非洲+X”合作机制，但只有中国能够真正尊重非洲国家的主权和发展需要，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建立起平等互利的合作模式。

有些令人意外的是，就连美方专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积极参与和引领的金砖合作模式在发展导向上比西方的对非政策更具吸引力。美国对非政策往往从所谓“大国竞争”的视角出发，忽略地区国家的实际需求。这一趋势不仅限于非洲。在之前提到的北极圈论坛大会专题讨论中，面对个别学者利用虚假或过时数据指责中国“控制北极关键基础设施”或“在商业合作中隐藏安全意图”时，来自北欧和加拿大的学者率先站出来反驳。这些学者长期参与中国—北欧北极合作研讨会，对中国的政策目标有着更为客观的理解。这一现象表明，国际舆论场正在经历某种微妙变化，更多学者开始基于事实而非刻板印象看待中国。

国际涉华舆论出现微妙变化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在诸多热点问题上的角色期待悄然上升。在赴德国、法国、瑞典等欧洲国家调研以及与欧洲智库的多场在线研讨中，笔者发觉，欧洲学界和政策制定者对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角色认知，正在发生一定程度的位移。确切地说，欧洲正尝试在自身方案与中国视角之间寻找利益契合点，甚至酝酿某种共同议程。这一变化，与其此前对中国的种种无端指责和质疑形成鲜明对比。

从今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年度报告主题，到欧洲主要智库在交流反馈中释放的信息，都表明这一转变不仅源于欧洲对国际政治现实态势的认识渐趋清醒，还反映出在右翼力量崛起、跨大西洋关系剧烈波动的背景下，欧洲对华认知的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趋势可能正在松动。从欧洲主流意见看，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次上台后有关吞并加拿大、购买格陵兰岛、控制巴拿马运河等言论，无差别式发起关税战和贸易战，以及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政策急剧转向，都暗含着颠覆战后国际秩序和全球体系的冲动。越来越多的欧洲政策界人士意识到，中国在和平化解国际和地区冲突，秉持多边主义与和平发展理念，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除了欧洲方面这种变化，美国战略界在对华层面也有细微调整迹象，比如更大程度地尝试探索中美互动的第三方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二次就职前曾称，美中联手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美国战略界对中美在双边框架之外寻找合作空间的兴趣的确在上升。

自去年美国大选结束以来，笔者三度赴美，先后参加“落基山务虚会”、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主办的中美关系二轨对话以及“上研院—昆西”中美对话会。除了双边层面的政治安全、经贸科技等议题，“全球语境或议程中的中美关系”无一例外成为讨论重点。美方不少前政府官员和国际问题专家都提出，在全球治理、地区安全、战略稳定、核不扩散、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中美同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如何在这些议题上构建建设性互动，不仅影响全球秩序的未来，还将从侧面塑造中美双边关系的演进轨迹。相比政府层面的正式谈判和易于情绪化的“舆论口角”，二轨对话的优势在于双方能在更加灵活的环境下深入交流，既能避免过于“针锋相对”，也能在某种程度上为官方立场传播和理性认知塑造奠定基础。

“二轨外交”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亲身感受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声音”“中国智慧”以及相关方面对华认知出现微妙变化之余，笔者再次意识到中国学者“走出去”参与二轨交流的重要性。不过，对于这种交流的作用，现实中依然存在一些误解甚至质疑。

所谓“无用论”认为，美欧主流智库和专家普遍戴着“有色眼镜”，习惯带着价值观偏见或站在所谓“道德高地”上俯视中国，与他们交流纯属徒劳。然而，笔者在长期参与国际会议和二轨对话的过程中发现，除了少数极端反华的个案，不少国外学者同样是涉华虚假信息和交流缺失的受害者。因此，在国际学术交流和二轨对话中，面对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抹黑或攻击，学者当然要有理有据、迅速有力地予以驳斥，甚至在必要时“拍案而起”。但与此同时，面对因信息误导造成的误解和误判，我们也需尝试保持耐心和同理心，以事实和逻辑争取更广泛的认同。在国际舆论场中，消除偏见所能产生的影响力往往比简单对抗更加正向和持久。

所谓“无益论”认为，学者频繁参与国际交流耗费时间和精力，且在职称评定、课题申请、学术成果等方面难以带来“直接收益”，甚至可能影响日常科研和教学进度。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当下，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理念、中国角色和中国方案的期待远超以往。仅仅以短视的功利主义来衡量国际交流的价值，不仅违背了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的需要，也低估了学术影响力和智库网络构建的长期价值。以高质量的国际对话为平台，中国学者不仅能够影响海外智库的研究方向，更能借此帮助塑造国际话语体系中的中国叙事，从而在国际战略、知识和舆论场上赢得更大主动权。这种影响力的积累，不仅关乎个人学术发展，更关乎国家软实力的提升。

所谓“无效论”认为，学者之间的讨论难以真正反馈至决策层，改变不了相关国家的对华战略。例如，在美国国内当前的政治环境下，美国智库的影响力似乎有所下降。然而，智库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直接影响政府决策，还体现在政府、企业、媒体和公众舆论等多个层面的认知塑造和信息传递之中。在许多国家，智库既是政策制定者的思想来源，也是在复杂议题上形成共识的重要平台。更重要的是，二轨对话在语言规范、交流方式上更为灵活，既能避免“针尖对麦芒”式的激烈交锋，也便于参与方在更宏观、更长期的视角下展开深入讨论，即便无法立刻改变对方立场，至少可以厘清分歧根源，相互了解核心关切和需求。在某种程度上，“保留意见，接受分歧”（agree to disagree）本身，就是国际学术交流的价值所在。

王毅外长在今年全国两会“外长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外交将“以中国的确定性稳住不确定的世界”。在全球格局剧烈变动的当下，中国智库和学者唯有以更加积极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才能在动荡的世界中提供更多建设性方案，赢得更多同道人和话语权，才能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国形成更加理性、客观的认知。（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