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圆桌对话：美国追忆“镀金时代”，但莫刻舟求剑

*编者按：*美国政府在大行加征关税等保护主义政策的过程中，表现出对19世纪“镀金时代”的追忆和推崇，并试图从中寻找“历史背书”。但旧时的保护主义经验能适用于今日的世界和今天的美国么？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此展开讨论。

马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经济研究室主任

宋效军：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廖峥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所长

今日美国想抄“镀金时代”答案？

马雪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次上台以来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美国开启“黄金时代”的说法，并称美国第25任总统麦金利当年“通过关税和才智”改变美国。不少分析认为，进入“特朗普2.0”时期以来的相关迹象表明，美国新政府正在对标19世纪下半叶的“镀金时代”，美方当下的关税政策虽与1890年《麦金利关税法》相隔130多年，但两者在战略逻辑上形成跨越世纪的呼应。

美国“镀金时代”通常是指从南北战争结束到19世纪末，即1870年至1900年左右。其间，美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经济蓬勃发展，同时也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等问题。在此过程中，美国当时历任政府很大程度上借助以《麦金利关税法》为代表的高关税政策，逐步构建起内需驱动为主的工业化体系。彼时，美国之所以能借助保护主义推进工业化进程，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维度。

一是通过精密设计的差别关税率实现对产业的系统性保护。比如，美国当时在钢铁行业实施每吨进口钢材征税17美元的政策，相当于货值的45%。这使美国钢铁业资本密度从1870年的每吨12美元提升至1900年的每吨68美元。二是将依靠关税创造的财政盈余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回顾美国“镀金时代”，关税在联邦收入中的占比从1880年的55%升至1894年的63%。联邦政府财力大增并将关税收入的47%用于铁路债券担保，推动“横贯北美大陆铁路”的总里程从1869年的1776英里增至1900年的2万英里。三是将关税带来的国内工业品溢价转化为企业利润，企业再将部分利润用于技工培训进而形成人力资本积累，大幅提升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四是通过关税壁垒构建封闭市场，形成全球资源虹吸效应，吸引欧洲资本以直接投资形式进入美国。

这种保护主义推动了当时的美国工业产值跃升，但也确实存在结构性缺陷。一方面是导致资源配置扭曲。美国钢铁等行业在关税壁垒庇护下迅速形成垂直整合的托拉斯组织，例如卡内基钢铁公司借助成本优势实现规模扩张，1899年已经控制了全美大约70%的钢铁产能。垄断企业通过限制产量、抬高价格获取超额利润，导致终端消费品价格指数上升37%，实际工资增长率却滞后于生产力提升速度2.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是加剧经济脆弱性。在联邦政府资金支持下，美国当时的铁路建设加速，但到了1893年，过度扩张的铁路和钢铁行业债务链断裂引发100多家银行倒闭。这印证了保护主义的“双刃剑”效应，即短期或能催生产能膨胀，长期却会加剧经济失衡。

除了保护主义的这些固有缺陷，今日美国执着于以关税等保护主义手段重振美国制造业，还忽视了世界经济格局时移世易，21世纪的美国与19世纪的美国在经济和贸易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本质区别。

美国“镀金时代”高关税政策推动工业产值跃升的有效性，建立在全球贸易单线程流动的基础上，即当时的贸易遵循“在这里（英国）生产在那里（美国）销售”的简单规则。而当今国际贸易流动呈网状结构，大多数商品都是在跨越多国的生产链或价值链中生产和销售。美国试图缓解本国工业窘境，但高关税会抬升美国其他行业成本，使它们在面临国际竞争时变得更加脆弱。

美国“镀金时代”高关税政策推动社会发展的有效性，建立在联邦财政盈余的基础上。以1890年为例，当时关税收入占联邦财政的57%左右；实施关税法后，1894年关税在联邦收入中的占比提升至63%。这使联邦政府有能力通过铁路债券担保撬动社会资本，推动铁路里程增长。但现在，美国联邦财政处于赤字状态。2024财年美国联邦政府支出6.75万亿美元，收入仅4.92万亿美元，财政赤字达到1.83万亿美元。况且，高关税已被证明对当前的美国财政增收有限，联邦政府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依然困难。

在“镀金时代”，美国借助贯穿其间的保护主义建立起以内需驱动为主的工业化道路。追忆往昔，今日美国显然是想“照抄答案”以重振制造业。但关税的有效性有其时代局限性，其成本转嫁能力随产业链复杂度提升而衰减。因此，美国现在对高关税的执着无疑是刻舟求剑。

客观认识“关税之王”

宋效军

作为19世纪美国“镀金时代”末期的总统，威廉·麦金利因其高关税政策在经济史上留下独特印记。美国总统特朗普毫不掩饰对麦金利的推崇，不仅称其为“关税之王”，还试图以麦金利当时的保护主义政策为美国当前的关税立场寻找“历史背书”。

麦金利的政治生涯与经济政策紧密相连。1896年，他以共和党候选人身份击败民主党对手，当选美国第25任总统。上台时，美国正从1893年的经济萧条中艰难复苏，工业界和工人阶层对保护主义的呼声高涨。麦金利顺应这一呼声，将高关税作为实现经济复苏的主要抓手。他在任内推动的最重要立法是1897年的《丁利关税法》，将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从41.5%提高到52%，部分商品如钢铁和羊毛的税率甚至接近57%。这一政策旨在保护美国东北部的工业和中西部的农业，麦金利坚信，通过设置贸易壁垒，美国工人和制造商能够获得喘息并重振经济。

不可否认，《丁利关税法》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确实取得一些效果。1897年后，美国经济逐步走出低谷，工业生产显著增长。数据显示，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末的钢铁产量大幅提升，逐渐超越英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另外，高关税增加了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为经济复苏提供了资金支持。由于进口减少而出口保持稳定，美国在这一时期实现贸易顺差，工业信心得以恢复。这些在当时都被视为麦金利政策的成功。

但历史的另一面，却揭示了这些成就背后的代价。事实上，《丁利关税法》的实施伴随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就是民众生活成本上升。进口商品价格因高关税而上涨，导致普通家庭开支增加，历史记录显示，1897年至1907年间美国生活成本上升了近33%。这种负担对依赖进口原料的中小企业和消费者尤其构成压力。与此同时，高关税引发国际贸易摩擦。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对美国商品实施报复性关税，短期内影响了美国出口商的利益，特别是农产品出口受到冲击。另外，美国国内一些产业因缺乏竞争而效率低下，生产成本上升，削弱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正因如此，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欧文指出，总体而言，“镀金时代”的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趋于中性，既未显著促进增长也未造成严重损害，但其资源错配和社会分化的后果不容忽视。

麦金利政策的效果与其设计初衷和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当时的美国正处于19世纪工业化初期，国内市场相对封闭，全球贸易体系尚未像今天这样深度交织。高关税在彼时的环境下发挥一定作用，但也埋下隐患。麦金利本人后期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丁利关税法》中加入了互助条款，允许总统通过谈判降低某些商品的关税，以换取外国对美国出口的优惠待遇。但这一灵活性未能完全抵消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更令人深思的是，麦金利的保护主义愿景逐渐被其任内的帝国扩张所取代。1898年的美西战争和随后的殖民行动使美国卷入海外冲突，他最初强调的国内经济福祉被更大的军事和领土野心冲淡，原本以经济保护主义为核心的政策目标被削弱。这一转变表明，即便是麦金利本人，其政策目标也可能发生偏移。

美国一些人现在追忆“镀金时代”并推崇麦金利，显然是看到了其政策在特定历史时期取得的一定成效，却选择性地忽略了其背后的复杂性以及相关副作用，尤其是那些对民众、经贸关系和产业效率的负面影响。因此，理解这位“关税之王”的关键，正是在于客观。对麦金利的这种选择性误读也在提醒人们，制定现代贸易政策时，不能再依赖高关税的单边手段，而应在促进国内产业与维持全球合作之间加以平衡。

以保护主义推“再工业化”，难

廖峥嵘

美国本轮“再工业化”进程，被普遍认为始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随后开启的奥巴马政府时期。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国内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脱节，“产业空心化”成为影响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严重问题。奥巴马上台后酝酿出台《制造业促进法》，并且推出“买美国货”“五年出口倍增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试图推动美国制造业复兴。之后，虽然口号和具体策略有所不同，但“特朗普1.0”时期以及拜登政府基本都延续了促进国内制造业复兴或“再工业化”进程。

十多年后来看，美国“再工业化”效果如何？客观地说收效不大。虽然就微观层面而言，确实有些企业前往美国新建工厂，产业投资有所回流，但就整体情况来看，制造业在美国整体工业产值或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并未出现显著提升。这也是美国政府近年来心态上更焦虑、政策上更激进的背景之一。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次上台以来，把制造业不景气的“痛感”及影响进一步引申和放大了。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在科技、人才等诸多方面依然保持领先，但美国新政府不断强调制造业衰退给美国整体发展乃至综合实力造成严重影响，比如就业、毒品滥用等经济社会问题。在此语境下，美国“铁锈带”导致当地一代人的“悲歌”，也成为美国近年来各种选举以及政府施政中的一个参照或说辞。就此逻辑延展下去，美国还把所谓的国防工业能力不足、造船业“困境”等问题，都或多或少地归咎于制造业衰退。这样的现状被“泛政治化”“泛安全化”后，演变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美国进入“特朗普2.0”时期以来的政策调整尺度更大，也更具颠覆性和破坏性。过去十多年来美国“再工业化”进程的总体逻辑是“缺哪补哪”，通过加大投资、发放补贴以及政治施压等手段推动企业和资金“回流”。但鉴于这些做法效果有限，美国新政府转向“大拆大建”，试图将现有国际经贸体系推倒重来，建构对于美国来说“更加公平”的新规则新体系，不惜牺牲其他众多国家的利益来帮助美国解决“产业空心化”或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问题，进而使美国维持在世界上的“绝对优势”和霸权地位。

在这样的理念下，美国新政府试图推动美元体系重构，一方面想通过推动美元适度贬值，刺激出口和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另一方面又想继续维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性地位，不容其他国家推动“去美元化”进程，因为美元一直是美国霸权地位的一个关键支撑。但问题是，这种“既要又要”的操作本身就有相互龃龉和矛盾之处，为此华盛顿不得不在两者之间进行艰难平衡。另外，对外大规模地加征关税和威胁实施“对等关税”等措施，底层逻辑也是追求美方认为的所谓“贸易平等”，同时逼迫制造业企业与投资回到美国本土，进而产生促进就业和重振经济的综合效应。

正是在急于推动美国“再工业化”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过程中，“美国优先”原则愈演愈烈，美国也进一步转向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美国“镀金时代”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当时特定的时代和历史背景下，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关税措施或保护主义崛起为工业大国。但正所谓今时不同往日，在世界经济已经被深深打上全球化烙印，国际经贸各参与方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背景下，美国还想靠大搞贸易壁垒和保护主义实现制造业振兴，已难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