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景泰：“文科无用论”，流量陷阱造成的误读

近期一些高校推进的教育教学改革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尤其在优化文科建设方面的一些举措被部分舆论曲解，掀起又一波“文科无用论”。这一现象，实质上是流量逻辑异化、功利主义泛滥与渲染过度焦虑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这一波“文科无用论”的背后，部分自媒体通过制造冲突、放大焦虑、数据选择、曲解政策来吸引注意力，并在无形中推动造成部分公众对文科的片面甚至错误认知。在流量至上的逻辑下，吸引眼球的方式之一是制造冲突或对立。原本只是某些高校撤销部分文科专业的消息，却在一些舆论的加工与放大后，被炒作为“文科全面溃败”“人文社科被时代抛弃”等极端观点。在这样的叙事中，强行将“部分专业调整”用“生存/灭亡”“有用/无用”的简化思维推向“文科无用”的极端结论。

另一种常见的流量手段是选择性地呈现与放大某些数据，比如“文科生平均起薪低于工科”的调查结果。事实上，不同地区、行业、企业规模及个人能力的差异，都会影响薪资水平，文科岗位的长期职业发展模式往往也与理工科不同。然而，这些背景和变量被标题党有意忽略，他们通过简单粗暴的对比，将“文科生工资低”放大为“读文科没有出路”。

此外，教育部门提出的“促进学科交叉”“优化学科结构”等，本意在于鼓励高校打破学科壁垒，通过跨学科合作来培养新型人才。这并非否定或抛弃文科。然而，在流量话术的剪辑和再包装下，一些舆论将之解读为“文科不行了”，甚至得出“文科彻底没落”的不当结论。

透过围绕“文科无用论”的这一波舆论，可以发现更深层次的一个推手在于当下流量经济与资本逐利之间的内在勾连。

在某些网络平台上，“文科生出路渺茫”等负面话题往往能够快速吸引点击与讨论，形成所谓的“流量洼地”。MCN机构有着专业化的运营团队，熟悉热点追踪与议程设置，具有话题流水线的生产能力。在“教育焦虑—职业迷茫—知识付费”的标准流程下，一些MCN机构批量打造“文科劝退”类话题。它们先放出震惊性或煽动性的短视频/文章，引起争议，再通过多账号、多平台联合推动，形成规模化舆论声浪，然后顺势推出所谓的“逆袭攻略”，如培训课程、求职辅导、跨专业自学指南等知识付费产品，将受众的焦虑直接转化成收益。这种将教育焦虑商品化的做法，是对用户注意力与情绪的二次收割。无形之中，文科本身的社会价值与内涵，被贬损为销售噱头。

算法推荐助推形成的认知闭环也值得关注。平台常根据算法判断与分发内容，具有某种程度的“黑箱”特性。在“文科无用论”的舆论中，诸如“某985大学停招文科实验班”这类话题，往往能瞬间引爆舆论。然而，与之相对的“新文科建设成果”“跨学科融合显成效”等平衡性信息，却很难在同等程度上获得平台推荐或公众注意。在流量为王的竞争环境中，不少内容生产者为了“生存”，自然倾向于制造更多极端化、情绪化或戏剧化的论述。这种“流量达尔文主义”不仅伤害公共讨论的多元性与深度，也使“文科无用论”被反复放大。久而久之，大众不仅会对“文科不行”这一印象形成先入为主的判断，更会排斥那些相对理性的讨论空间，造成“越极端则传播越广”的恶性循环。

在“文科无用论”的扩散过程中，部分舆论还往往把人文与社科的“薪资回报”或“就业前景”作为重要例证。分析其内在逻辑可以看出，这些舆论认为“文科无用”的主要论据是“文科不赚钱”，这是功利主义思维在作祟。文科生在品牌塑造、产品体验、国际化战略、政策研究与制定等高价值领域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各国际组织、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法律顾问、政策研究人员等，多从文科与社科的学术背景出发，为宏观政策制定、国际合作与全球发展的核心问题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但这些“高端环节”的贡献往往被单纯的薪酬统计或狭隘的功利主义所忽略。

需要注意的是，这波“文科无用论”的流量盛宴远非偶然，它是当下的流量传播与公众情绪之间深层互动的结果。从焦虑商品化到算法推波助澜，再到MCN流水线式的话题制造，这一系列机制都指向了“注意力即资源、焦虑即收益”的流量逻辑。文科话题之所以被反复炒作，甚至屡屡呈现极端倾向，正是因为在这种流量生意中，点击与转发带来的收益，往往大于对教育与学科本身的理性讨论。

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所培养和激发的，是超越了纯粹功利的产品或服务，是通过思想的创新、观念的碰撞和公共事务的参与，来塑造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使得社会具备更高层次的凝聚力与创造力。换言之，人文与社科“有用”的关键，不在于直接生产某种商品或提供短期盈利，而在于它们能推动人们在公共领域进行自由且负责任的行动，进而为社会带来难以替代的价值转化。

因此，所谓的“文科无用论”，实质是将“价值”偷换为“交换价值”的话语操纵。不是文科无用，而是文科陷入了“话语陷阱”。当《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用历史学视角预警人工智能时，当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用伦理学重构发展经济学时，这些智慧是在守护人类不被自己发明的技术反噬。文科不是流水线上的产品，而是文明火种的守护者，这或许是最具生存紧迫性的“有用性”。（作者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