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艳东：未成年人犯罪宜“早定罪、晚入刑、强矫治”

近年来，在恶性校园霸凌案件中，部分施暴者因年龄问题免于刑事处罚，引发社会的极大关注。今年两会，有全国人大代表提议，应调整刑事责任年龄适用范围，将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刑事责任年龄降至12周岁。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将刑事责任年龄有条件地降为12周岁，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笔者认为，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定罪年龄可以逐步降低，但入刑年龄不宜降低，同时需强化矫治力度，即采用“早定罪、晚入刑、强矫治”的思路。

*首先，定罪年龄应当考虑发育早熟而降低。*按照目前的刑法，11周岁未成年人杀人，12岁未成年人故意致人重伤（未致人死亡或造成严重残疾），都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这与公众的朴素正义感似乎存在差距。

犯罪成立的前提是行为人有辨认和控制能力，而当代的孩子越来越早地具备了辨认和控制能力。辨认和控制能力的基础是身体机能，眼下孩子的身体成熟期提前，具备责任能力的时间也随之提前。据2015年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我国学生的青春期普遍提前到10-11岁；有美国儿童专家指出，现在10岁孩子的体征和行为方式已相当于过去15岁的少年。一些发达国家也认为低龄孩子的危害行为是犯罪。例如，2019年10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一名9岁儿童因纵火造成5人死亡，被检察官以五项谋杀罪和三项纵火罪起诉。

可能有人会以“身体早熟、心理晚熟”反驳。但是，在信息社会，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孩子的违法性认识能力相应提升。如今孩子对霸凌等行为危害性的认识水平都提高了，当代小学生普遍接受了法治教育，已经具备基本的是非观念、道德判断和守法意识。现代社会信息传播便捷，未成年人通过电视、互联网，很早就知道了暴力犯罪的危害性与违法性。一些霸凌者已经知道甚至利用“不满14（12）周岁不负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相关调查显示，今天10岁孩子的认知水平，已相当于1979年刑法制定时14岁左右孩子的水平。我国《民法典》第19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如果8周岁的未成年人都有一定的民事行为能力，却对后果更严重的暴力犯罪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也不符合逻辑。

因此，从身体发育程度、心理认知水平看，当代孩子更早地具备了刑事责任能力，定罪年龄应当同比降低。

*其次，入刑年龄应当考虑“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国际准则。*10周岁未成年人若杀人，虽是犯罪但不宜进监狱。因为在任何文明国家，都不可能把10岁孩子和成年人一样关进监狱。

我国目前不区分定罪年龄和受刑年龄导致了一些悖论。即便英美国家的刑事责任年龄很低，一般也不对未成年人适用（成人化）刑罚。英格兰、威尔士把刑事责任年龄设定为10岁，并把绝大部分被指控的18岁以下的儿童交由青少年法庭审理。换言之，英格兰在定罪年龄（10岁）之外，还有一个受刑年龄（18岁）。古代中国也区分定罪年龄和受刑年龄，据《礼记》记载，“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死罪，不加刑”。《唐律》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7岁，“7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即老人和孩子虽有罪但不受刑。

对未成年人施刑的年龄不宜降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是国际共识，这要求尽量不对未成年人适用惩罚性措施。例如，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40条规定：“应采用多种处理办法，诸如照管、指导和监督令、辅导、察看、寄养、教育和职业培训方案及不交由机构照管的其他办法，以确保处理儿童的方式符合其福祉并与其情况和违法行为相称。”各国都在逐步提高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的年龄，我国也对越轨少年实施“教育、感化、挽救”方针。需注意，一些国家降低定罪年龄后并非将孩子送进监狱，而是送进管教机构。例如，受2003年长崎市12岁少年杀人案、2004年长崎县11岁女生杀人案等的影响，日本于2007年修改了《少年法》中送往少年院的年龄，从原来的14周岁以上修改为大约12周岁以上（包括11周岁）。需注意，日本降低的不是对未成年人收监年龄而是送到少年院的年龄。

*最后，建立少年司法体系实现分级分类处理。*面对近年来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公众呼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其实质是要求尽早干预未成年人的危害行为，并非要求一律把不满14岁者送进监狱。西方国家不少建立了少年司法制度，如美国各州都逐渐建立了少年法院，对触法少年采用一系列不同于成年人的教育、矫正措施。我国目前对未成年人的非刑罚手段比较欠缺，少年司法体系也有待充实，存在“有少年法庭名义，无少年司法内容”的情况，把（12）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违法问题更多地交由家庭来解决。当前的专门矫治教育没有配套性规定，各地的工读学校很少，很难矫正规范意识极度欠缺的触法少年，尚达不到“教养、感化、挽救”的需要。未来，应建立一整套专门矫治教育制度，让触法未成年人受到相应一定时间的强制教育。（作者是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