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青松、俞馨航：文化革新，让彩礼回归“礼”的本质

传统制度、社会转型与人口政策的碰撞，让我国的彩礼问题呈现出独特的复杂性。“高额彩礼”背后，是传统婚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异化：彩礼从象征性礼仪演变为明码标价的婚姻交易，从情感联结异化为物质博弈。

从2019年将天价彩礼列入“不良社会风气”整治范畴，到2022年将其纳入农村移风易俗“专项治理”工作，再到今年进一步升级为“综合治理”，中央政策持续发力的背后，是这种婚俗正成为“民生之痛”的现实问题，而治理思路从“问题导向”向“体系建构”的阶梯式演变，也是对乡村振兴战略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共进的深层考量。

高额彩礼是多重因素交织的深层困局。首先，我国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适婚人口性别比达111.3 （以女性为100），近3500万的适婚男女数量差让农村男性陷入“竞价式择偶”。其次，城镇化进程导致农村未婚适婚女性锐减，形成“婚姻市场”的单方面优势。再次，由于农村养老体系尚不完善，部分家庭将彩礼视作“养老保险”。笔者在西北地区调研发现，46.2%的受访者认为“收彩礼是为女儿争取保障”，暴露出社会保障与移风易俗的系统性关联。最后，乡村社会的伦理根基受到侵蚀，文化基因出现异化。传统“六礼”文化中的“纳征”本为缔结婚约的信用凭证，却在消费主义冲击下异化为攀比工具。

高额彩礼是可能侵蚀乡村社会根基的巨大隐患。首先，这一困局直接导致彩礼数额持续攀升，引发家庭债务与社会风险的“多米诺”效应。西北某贫困县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婚龄家庭需借贷付彩礼，平均负债周期达7年；江西某地的调查显示，至少1/6的家庭“因婚返贫”，给婚姻关系埋下隐患。高额彩礼正突破个体经济承受阈值，逐渐形成系统性风险。其次，更深层的危机在于社会矛盾的加速转化。河南某县法院数据显示，近3年因彩礼纠纷引发的民事案件数量年均增长27.6%。最后，高额彩礼正扭曲年轻群体婚恋观。某婚恋平台数据显示，72.4%的年轻人认为“彩礼数额影响婚恋选择”。当婚姻沦为“期货交易”，情感价值被物化、标价，会严重侵蚀乡村社会的伦理根基，透支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其他国家的类似经验或可提供一定借鉴。日本保留“结纳金”传统，但限定为月薪的1至3倍；新加坡设立“婚姻预备课程”强化责任意识，完成者可获得津贴；法国通过税收优惠鼓励简约婚礼；等等。健康的婚俗不仅要立足文化传统，也应顺应时代需求。正如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所传达的，婚姻不是简单的生物结合，而是文化制度的载体。高额彩礼的蔓延正在消解婚姻的情感本质，实质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衔接失序的缩影。要构建综合治理高额彩礼的多元共治格局，文化革新是重中之重，进一步倡导风清气正的爱情文化、婚俗文化、家庭文化和社会文化。

一方面要通过司法解释等刚性规定划清边界。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明确了彩礼返还规则和裁判标准，实现法律刚性与伦理柔性的平衡。在实践层面，甘肃定西“彩礼限高5万”的村规民约使当地彩礼均价下降10.9%；河南兰考创设“红白理事会”，通过乡贤评议、道德约束实现彩礼均值下降41%；浙江宁波则打造了“宋韵婚典”文化IP，以传统礼仪重构婚俗内涵。可见，社会可通过激活传统文化中的“礼之本义”，构建符合时代特征的婚俗新范式。

另一方面，要实现有效的文化治理，尺度把握至关重要。需警惕“一刀切”风险，注意区分“习俗”与“陋习”，惩戒措施应重引导而非惩罚。此外，应充分重视代际传递在文化革新中发挥的作用，如河北“丈母娘课堂”瞄准关键群体，以认知重塑破解代际观念壁垒。实践证明，移风易俗不能靠疾风骤雨式的运动治理，应寻找渐进式治理平衡点。 

破解高额彩礼困局，本质是场重塑乡村价值坐标系的深刻变革。正如《礼记》所言：“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当彩礼回归“礼”的本质，当婚姻重拾“盟约”的本真，我们方能更好地构建“琴瑟和鸣”的家庭文化、“尚俭崇德”的社会文化。这需要法治的刚性、治理的智慧、文化的柔力共同滋养，让婚姻真正成为美好生活的起点。（作者分别是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与人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