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人数创新低，改善住房遇阻碍，美国迁徙文化面临危机

美国《大西洋月刊》2月20日文章，原题：美国人陷入困境，谁之过？  5月1日，曾是纽约城每年的“混乱时刻”。殖民时期，纽约全城租房市场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租约都在这一天到期。这一天，成千上万的房客将他们的家具和生活用品装上马车，在街道上穿行，前往新的住所。场面有些混乱，乍一看像是“大型逃亡现场”，但实际上，它代表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美国希望”。在这种流动中，人们自己决定居住地，追求更好的生活。然而，美国人如今很少搬家了，这种流动性正在消失，对美国的政治、文化以及整个国家的发展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迁徙背后是积极心态

约尼·阿佩尔鲍姆是书籍《停滞：特权阶层与地产资本如何阻断美国机会》的作者，在他看来，美国人的这种流动性非常重要——这些搬家的人并非生活所迫，而是他们在原来的地方过得还不错，想要继续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为自己和子女创造更好的未来。所以这种流动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迁徙，还意味着一种积极心态——美国人相信，只要改变住所，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可以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并过上更好的生活。美国人相信，他们的生活不应被出身所定义。

在早期的美国，如果你想搬到某个地方，可能会被“驱逐警告”，穷人和少数族裔是被排斥的主要群体。但后来，美国经历了一场法律变革，只要你搬到某地，并宣布自己打算在那里定居，就能成为那个地方的合法居民。这一变革彻底改变了美国社会形态，也塑造了美国人的“国家认同”。

这种“流动”涉及的人群非常广泛。不仅仅是工人阶级，中产阶级以及再往上的阶级都在移动——富裕阶层会购买刚刚建成的全新住宅，他们搬离原来的房屋后，一些中产阶级便会住进来。这种迁徙形成了一个链条，每个家庭都逐步向更好的住房条件迈进。

几十年后，人们对这种“流动”进行追踪发现，那些留在原地的人，经济状况确实稍有改善，但那些搬走的人境遇明显更好。无论在哪个年代，阶层得以上升的人几乎都是那些搬迁的人，他们的孩子也比那些留在原地家庭的孩子发展得更好。

但这种积极的“流动”在不断减少，19世纪，每年约有1/3以上的美国人搬家，到了1970年，大约每5个人中会有1人搬家，而去年12月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过去50年里，这一比例已经降至1/13，我们创造了一个历史新低。

法律成为“排异”工具

这种“流动”的消失与美国城市管理者的政策有关。纽约曼哈顿下东区的居住密度极高，这里存在大量移民，他们带来了异国的习俗、语言、食物。这让美国的城市改革者们感到不满，认为自己的城市遭到了“入侵”。因此，在美国“进步时代”（大约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编者注），改革者与政府共同推动了一系列“公寓改革”政策。他们让当地无法建造“经济适用型”公寓，从而排斥外来人口。“公寓改革”运动的核心推动者曾表示，只要打着“消防安全”的旗号，就可以不动声色地把公寓住户赶出自己的社区。许多城市管理者推行的监管政策其实是借口，他们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合法”手段“驱逐”移民。

社区管理者选择“自我封闭”

在人口自由流动上，如果将相关法规的决策权放到地方，社区管理者往往会选择“自我封闭”，排斥外来人口。而出台相关管制政策的社区，往往是富人聚集区。这会进一步导致种族孤立与收入分化。

我们正面临“流动性”危机，美国有很多便宜的住房，只是它们不在大多数人想居住的地方。如果我们只关注住房的可负担性，而不考虑住房的地理位置和所提供的机会，我们就会追求错误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们需要的政策，不仅是让住房变得更便宜，还要让人们能够住在他们希望生活的地方。如能做到这点，美国不仅能恢复曾经的社会活力，也能让美国人重新掌握生活的选择权。（作者汉娜·罗辛，朱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