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圆桌对话：欧洲争论“出兵乌克兰”释放什么信号

*编者按：*随着俄乌冲突爆发迎来三周年，如何实现停火止战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日前美国率先与俄罗斯方面举行会晤，讨论恢复美俄关系和解决乌克兰危机问题，让欧洲和北约备感压力。是否出兵乌克兰，更成为欧洲内部争论的焦点。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此展开讨论。

*崔洪建：*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

*赵俊杰：*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李海东：*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出兵，欧洲唯一能打得出手的牌？

崔洪建

随着被排除在美俄谈判之外、乌克兰危机的走向急剧脱离预期，欧洲情急之下开始公开且认真地讨论向乌克兰“派兵”的可能性。

与一年前法国总统马克龙率先提出“派兵论”时的遭遇不同，现在欧洲国家不再把“派兵”看作异想天开之举，也不再有当时揶揄马克龙“哗众取宠”的心情。形格势禁之下，向乌克兰派兵似乎成了欧洲试图改变当前窘境唯一还能打得出手的牌了。

欧洲两度抛出“派兵论”的背景都是美国的政策波动和变化。马克龙的“第一炮”是冲着美国国会去的。当时拜登政府的援乌法案受阻于共和党掌控的国会，在乌克兰即将因粮草不继而败北的危机感驱使下，马克龙以“出兵”相胁，一旦欧洲军队卷入直接冲突，美国就将受制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而被拉下水，共和党人因此知难而退，放行了援乌法案。

眼下欧洲再次祭出“出兵”法器，更是针对美国对俄乌政策大变、欧洲可能被迫沦为谈判看客的强烈应激反应。在情绪之下，“出兵”也成为欧洲要利用军事手段达到外交目的的重要策略：一旦在美俄达成协议之前欧洲实现了在乌克兰的军事存在，就可以和乌克兰绑得更紧，进而实现“以实力求（谈判）资格”的目标。为了让“和平”尽快到来，美俄将不得不考虑将欧乌请上谈判桌以免横生枝节。

但此时的共和党已经掌控府院大权，特朗普也不是当年那个还能被触动的约翰逊议长。在美国政府的谈判方案中也有“欧洲出兵”的选项，但其角色和功能与欧洲意愿已大相径庭。在华盛顿的计划中，欧洲军队是在美俄达成协议后要去俄乌之间的缓冲地带承担治安任务，并且为了避免欧洲“借机生事”，还剥夺了欧洲军队托庇于北约集体防御的倚仗。

美欧在“出兵”问题上的博弈，直接导致欧洲国家畏首畏尾，难以达成共识。在法国召集的紧急峰会上，欧洲“出兵”是首要议题，但除了英法两国立场明确外，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公开反对，一向对俄强硬的波兰也开始明哲保身，其他国家则闪烁其词立场模糊。多数欧洲国家的立场，正从英法的“主动出击”姿态向美国指定的“被动维和”角色后撤，欧洲“以军事存在换谈判资格”的策略濒临失败。

除了来自美国的压力之外，短期内欧洲无兵可派、无力管控风险，也是让一些国家心生退意的重要原因。据欧方估算，在俄乌不停战且冲突烈度下降到当前水平的60%时，欧洲出兵在军事上就具备了一定条件，但至少需要10万以上的兵力才能实现最基本的军事存在目标。即便英法两国能够承担主要部分，其他有出兵意愿的国家也很难补足差额，何况军队还需要定期轮换。

在美俄协议达成之前出兵，意味着欧洲明确地站在了乌克兰一边，欧洲军队随时可能陷入与俄军的直接对抗。在缺乏美国保护的情况下，如果对冲突风险缺乏足够预期和控局手段，欧洲在乌克兰的“军事存在”很难扎下根来，只会给自己徒惹祸端。

欧洲严肃认真地讨论出兵问题也“实属无奈”。欧洲希望通过一次显示军事存在、体现战略自主的“聚旗行动”，来掌握自身命运避免沦为刀板上的鱼肉。但在各有算计、力不从心和盟友背刺的当前，的确找不到合适的时机，看来还得从长计议。因此，英国开始积极地支持法国要拉起“欧洲军队”的大旗，乌克兰也提出可以将经历过战火洗礼的乌军作为欧洲建军的主力，这对承平日久几无可战之兵的欧洲来说很有吸引力。

但矛盾的是，从长计议在欧洲的政策议程中往往意味着热闹一番后被束之高阁。在当前前所未有的强烈刺激之下如果还要“从长计议”，一日千里般的形势变化极有可能让欧洲错失掉最后的战略自主机会，永远成为仰承强权鼻息的附庸。

北约角色将进一步边缘化

赵俊杰

在俄乌冲突即将迎来三周年之际，美国新政府对欧洲放出了大招，撇开乌克兰政府和欧盟，在第三国沙特直接举行止战停火的美俄高官会谈，并且表态要让欧洲国家自行保障欧洲的军事安全。此举不但引发乌克兰和欧盟的强烈不满，还使北约面临尴尬和分裂的危险。

拜登政府执政时期注重整合美欧关系，通过北约对欧洲安全防务的承诺，让欧洲国家纷纷站队北约，既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空间，又增强了北约在欧洲的影响力。然而，特朗普团队上台后却一反常态，不仅要求北约成员国把军费开支增至GDP的5%，还威胁欧洲盟友如不能得偿所愿，华盛顿“会考虑退出北约”。

鉴于美国新政府的执政风格和反传统的右翼保守主义理念，欧洲盟国还真不能将其警告视为耳边风。表面上看，华盛顿让欧洲国家自行保障军事安全，是不满北约的欧洲成员国继续“占美国的便宜”。从深层次看，美国政府面对巨额的国债，而对乌军援是“无底洞”，华盛顿想甩掉欧洲安全的责任，然后将战略资源和精力投放在“印太战略”上。因此，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将欧洲安全与乌克兰置于美国外交的次要地位，这意味着美国外交战略出现重大转向。

面对华盛顿发出的要挟，北约中的欧洲成员普遍感到忧虑。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感叹道：“傲慢的特朗普试图在缺乏原则和尊重的情况下统治世界”。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则强调，欧盟需探索除北约外的安全合作模式，欧洲应增强自身安全责任。现任北约秘书长吕特警告，如华盛顿退出北约，美国将面临在“一个严酷、不妥协的世界”中被孤立的风险。

从近期看，一旦美俄后续谈判能让俄乌冲突走向停火，对多数欧洲国家而言算得上是好消息，毕竟三年的军事冲突给欧洲造成极大的伤痛。但换个视角观察，美国从幕后走向前台直接介入危机处理，主要驱动力不是国际道义，而是有其“如意算盘”。前不久美高官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向乌克兰递交的一份“矿产协议”，才是当前华盛顿“美国利益优先”的真实野心和诉求。

北约的尴尬之处就在于：拜登时期它是个宝，在俄乌冲突中充当了欧洲安全的“保护伞”，吸引了中立国芬兰和瑞典加入。但特朗普团队上台后，北约又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美国优先”原则和马斯克等人对北约存在的质疑或批评，都让北约无所适从。北约内部对华盛顿提出的5%军费开支门槛更是争论激烈、矛盾凸显。在俄乌冲突的刺激下，2024年北约有23个成员国军费开支刚达GDP的2%，有7个成员国未达标。按照华盛顿的要求，只有波兰等一两个成员国达到5%军费开支。即便是欧洲经济强国德国，去年GDP为4.5万亿欧元，如果军费增至5%，意味着每年要耗资2250亿欧元，占政府年度财政预算的比重高达47%，必将给德国财政造成巨大压力。

从长远看，随着北约在华盛顿战略价值排序中的下降，欧洲的角色将会进一步边缘化。为获得更大的全球话语权，维护欧洲的切身利益和安全，欧盟及欧洲大国亟需团结协作，增强欧洲战略自主性。但是，欧洲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如果英法能够携手挑头组建起一支有战斗力的“欧洲军”，那么欧洲安全与防务可谓曙光初现，但欧洲的力量能否持续？如果等待4年华盛顿迎来建制派总统，北约内的美欧关系可能会重修旧好，但这4年能否熬得过去？如今，德国并不热衷于参与此事，各国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对欧洲发挥安全主导作用是个严峻挑战，北约也只能尴尬地继续存在。

美国不再是欧洲安全之“锚”

李海东

美俄日前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谈，美方在会谈后发表声明说，美俄就解决两国间“棘手问题”和结束俄乌冲突等达成四点共识。这是美俄围绕解决耗时3年俄乌冲突的具体行动。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解决之门处于开启之中，但也需全面认识接下来会谈的复杂性。

乌克兰危机的现实表明：当今时代，大国对抗必须避免，冲突战争没有赢家。俄乌冲突是典型的“代理人”之战，是大国激烈地缘政治竞争结出的恶果。冷战思维弥漫与军事集团扩张，导致冷战后欧洲安全架构本身构建的失衡和失效。冷战结束以来的30余年，西方一些政治精英以“冷战胜利者”心态，对欧洲安全进行吃干抹净的“独赢”处理，毫不顾及他国合理安全利益，由此引发出欧洲安全的严重撕裂和大国间的尖锐对抗。“北约扩员”被西方一些力量包装成“民主扩大”的叙事，但这遮掩不了其扩大势力范围、搞地缘政治对抗的本质。

回顾历史，过去数十年间形成的北约主导的欧洲安全架构是个“危房”，地基不牢，结构错乱。这种由欧洲之外国家主导建设、体现大国霸权地位的欧洲安全架构，是欧洲防务自主意愿与能力匮乏的必然结果，乌克兰危机持续多年难以化解，诠释出欧洲安全依赖他国必然带来灾难的惨痛道理。

彻底抛弃过时有害的安全观念，切实拥抱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才能成功确立起均衡、有效、安全普遍不可分割的欧洲安全架构，这是确保欧洲整体安全的正途和根本所在。

美国新政府已执政满一个月，其采取了与以往显著不同的对欧外交理念与实践。减少对欧责任和花费、强力推进防务欧洲化进程、加强与俄对话等等举措，为欧洲安全重塑反而提供了较大灵活空间，更为乌克兰危机得以缓解创造出可能性。乌克兰危机各相关方能否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下重构和平、扩大稳定，的确考验着决策者们的智慧。

乌克兰危机的化解之路注定不会顺畅，复杂问题很难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因为，谈判进程面临各种重大挑战。

首先，谈判参与方是否兼顾到各相关利益方。美方以美俄为中心的谈判策略单纯考虑到了大国需求，欧洲国家和乌克兰目前被排除在事关欧洲重大安全议题磋商进程之外，既会引发相关方不满，更会导致出现一种“强加的和平”局面，使得此种和平难具可持续性。

其次，俄罗斯在欧洲安全架构中的地位问题。鉴于北约主导下的欧洲安全架构将俄置于欧洲之外，俄方不接受北约在欧洲强化功能的任何合法性。这也是乌克兰危机爆发根源所在。美方在刚结束的慕安会上不满欧洲的言行，意味着北约未来将遭遇一场深刻危机。北约能否演变或削弱至俄方能接受的程度，将是美俄后续会谈能否实现保持欧洲持久和平目标的关键衡量因素。

第三， 乌克兰能否确立永久中立地位问题。乌方寻求与北约结盟，导致俄乌之间深刻敌对。当前美方明确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任何可能性的立场，与乌方相关政策以及美国数任前总统政策立场截然对立，美方对外政策“翻烧饼”已尽人皆知，如乌方呈现当前技术性中立而未来战略性入盟的政策态势，接下来所有美俄等各方会谈就变成了“休战”而非“终战”安排。

第四， 美国对欧安全承诺的问题。长期以来，美国以其“跨大西洋盟主”身份主导了欧洲安全的构建进程。但不久前美方在慕安会上对美欧共同价值观“刨根式”质疑，及断然抛开欧洲与俄谈乌克兰危机的作为，预示着美对欧安全承诺可能发生重大转变，由此带来欧洲安全政策的弱北约化、回归国家化以及欧盟主导化各选项，会同时相互碰撞。美国由欧洲安全之“锚”，向欧洲动荡之“源”的功能调整，很可能令此次美俄谈判带来的不是欧洲和平，反而是欧洲的更大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