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慧萍:加强对华合作,是德国应对挑战的可行之举
作者:伍慧萍
2月23日,德国提前迎来联邦议院选举。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和欧洲经济火车头,德国大选结果无疑牵动欧洲乃至世界各国的关注。在始于2009年底的欧债危机中,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一度达到空前的影响力,不仅助推德国在欧洲发挥领导力,而且作为成功模式受到不少国家的重视和推广。它的显著特点包括,稳定的政治格局、合作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稳健的经济治理能力、双元制的职业教育理念、军事克制文化和历史反思的传统等。然而,在当前欧洲遭遇地缘政治挑战和地区安全危机的关键时刻,德国面临着严峻的社会与经济挑战。尤其是经济层面,德国急需尽快调整,以重现德国发展模式的成功。
移民是当前分裂德国政治与社会的棘手难题。2024年德国“年度恶词”是“生物德国人”(意指基因和血统意义上的德国人),2023年的“年度恶词”是“反向移民”(意指不能或不愿在德国长期居留的移民应当回到本国)。这两个词汇均与移民、族群身份认同直接相关,从一个侧面凸显移民问题已经引发德国社会的极大争议。
移民同样成为德国政党在议会和竞选辩论交锋中的焦点。右翼民粹的选择党在政治动员中擅长打“移民牌”,要求完全控制德国边境并遣返非法移民,改革庇护制度,充分调动起德国社会中的反移民心理,成功跃升为第二大党。在选择党的压力刺激之下,联盟党在竞选中选择将移民政策作为主导性议题。1月底,默茨及基民盟在联邦议院提出收紧移民政策的五点计划。这一提案并不具备法律约束性,更多只是体现联盟党的移民政策立场趋向强硬,却在德国政坛引发轩然大波,其原因在于该提案遭到社民党、自民党和绿党反对,最终借助选择党的支持方才在议会内通过。
主流政党纷纷攻击默茨打破禁忌与选择党合作,动摇了对选择党的“民主防火墙”,德国社会中反对联盟党与选择党合作的示威游行不断,甚至连默克尔也罕见地打破卸任以后对现行政治的沉默发声批评。这一动向,凸显移民问题加大德国政党间的离心力。而且,新老难民和移民问题积聚至今,给德国社会带来持续挑战。
事实上,新一届政府不仅需要解决移民这一棘手问题,还面临经济治理的难题。根据德国电视二台的民调,移民与经济这两大议题远远超过俄乌冲突、气候、能源、养老等其他议题,成为当前德国民众最关心的问题。德国联邦内阁1月29日通过《2025年度经济报告》,联邦经济部长哈贝克在介绍这份报告时指出,德国经济在2025年初面临严峻挑战。事实上,这一严峻挑战早已来临。
近5年来,出口导向型的德国经济整体呈现低迷态势,德国工业尚未为人口变迁、数字化与绿色转型、附加成本高企、官僚程序繁冗等中长期挑战和结构性问题找到有效的应对之策,又受到能源价格上涨、对机械设备和建筑的投资锐减等内外因素影响。大众汽车等汽车制造商、巴斯夫等化工公司以及蒂森克虏伯等钢铁企业已经陆续计划关闭工厂或裁员。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德国出口规模连续两年萎缩,2024年德国出口规模缩减1.3%,进口减少3%。德国政府之前又将2025年德国经济的增长预期下调至0.3%。而在特朗普再度上台的背景下,2024年德国对美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714亿欧元,德美之间“关税战”风险高企,很可能进一步拖累当前疲弱的德国经济。
欧洲和德国的悲观情绪在今年的慕安会和达沃斯论坛上显现无疑,经济与社会各界对于未来前景的焦虑心态弥漫,保守心理普遍上升。1月29日,100多家德国经济联合会和200多家企业发起“经济警示日”,提出经济政策转型、减税、降低能源价格和附加成本等要求。在2025年竞选纲领中,德国各大政党同样关注经济议题,联盟党计划严格执行“债务刹车”的财政纪律,降低所得税和公司税,评估是否重新使用核能等,其主张与最有可能联合执政的社民党存在不少分歧。
相比起移民政策,对于德国新一届政府而言,更重要的是能否凭借新的经济治理和竞争力方案,带领德国走出当前的经济低迷,重塑政治稳定性和社会共识。一个有益思路是,在德国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德企业务增长的重要引擎。德国央行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德国对华投资创历史新高,达73亿欧元。根据德国海外商会去年年底的调查,51%的德资企业计划在今后两年进一步扩大对华投资。面对全球经济逐渐加深的不确定性,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是德国应对内外挑战的可行之举。(作者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