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圆桌对话】欧洲如何走通“第三条道路”？

编者按：为了应对内外形势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欧洲内部对于“何去何从”的反思增多，“第三条道路”由此再次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张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孙恪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副所长

冯仲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重启“第三条道路”应对不确定性？

张健

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欧洲的焦虑感挥之不去。过去几年有些式微的“欧洲主权”“战略自主”等概念随之再次受到热议。越来越多欧洲人认为，他们不能再依赖美国来保护欧洲大陆。何去何从，欧洲不得不进行深入反思。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着眼，欧洲一些人给出的答案是重启“第三条道路”。

作为一个已有百余年历史的政治词汇，“第三条道路”通常的政治涵义是不左不右，同时既左又右、融通左右，大体上是将经济政策上的自由主义与社会政策上的左派立场结合起来，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等执政期间的政策，被认为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第三条道路”的核心理念。但当下欧洲战略界所指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所谓“战略自主”或“欧洲主权”的地缘政治维度，即独立于美国的外交与安全战略，不在地缘政治博弈中选边站队，而是坚持走欧洲自己的道路。这种语境下的欧洲“第三条道路”，很多时候被直接称为避免卷入中美博弈的“第三条道路”。

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台以来将“第三条道路”在法国国内发扬光大，同时试图推动欧洲复刻“法国模式”。值得指出的是，法国也是欧洲“战略自主”和“欧洲主权”的积极倡导者。法国认为，中美博弈是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也可能是下个十年国际政治的最主要特征，“欧洲不想被卷入中美冲突，被迫选边站队”，因为完全与美国绑在一起可能会严重损害欧洲自身利益，依附于美国将使欧洲在国际政治中被加速边缘化，最终甚至导致欧洲一体化进程因为内部压力和矛盾加剧而走向崩溃和瓦解。这是欧洲决不愿看到的。于是，欧洲一些人眼中的最佳路径，就是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加强与中美两国的理解与合作，同时促进中美之间的理解与合作，降低中美博弈的烈度，避免彻底选边美国。也就是说，要走所谓“第三条道路”，即欧洲对外战略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中国，既与美国携手又保持独立性，既对华防范又对华合作，总之是要体现欧洲作为多极化世界重要一极的独立地位和特殊影响，而不是作为大国博弈的角逐场而存在。

就此而言，欧洲的“第三条道路”有三个维度。一是重构跨大西洋关系。欧洲希望未来的欧美关系不再是美国单方面对欧洲霸凌式施压和要求，而是一种更为平等、理性协商的关系。二是保持同中国的接触与合作，在对华问题上既与美国保持一定程度的协调，也凸显与美国的差异。三是建设多边主义联盟。欧盟本身就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多边协商是其存在的基础。作为一支主要性质是“民事”的力量，欧盟更习惯于在一个可预期的国际体系内生存发展，不习惯于大国之间的硬实力碰撞。所以欧盟一直强调有效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将其视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根本。

但从过去几年的情况来看，特别是在俄乌冲突持续延宕的背景下，法国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还未能够真正走通。其一，跨大西洋关系更不平等。欧洲实力相对下降，从国内生产总值（GDP）来看，美国的规模已经达到欧盟的1.5倍多；按人均GDP计算，美国则达到了欧盟的两倍。不仅如此，欧洲在安全、能源、市场、科技和资本等领域对美国形成了更为严重的依赖。其二，在对华政策上更加屈从于美国，比如试图推进名为“去风险”实以“脱钩”为导向的经济安全战略。其三，欧洲领导人名义上反对阵营化趋向，但通过在安全政策层面更紧密地跟随美国，实际上助推了华盛顿以地缘政治对抗为导向的全球战略，削弱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欧洲当下面临越来越难应对的不确定性。安全层面，“在边境面临一场仍未结束的军事冲突”，以及自身前路不明的“再军事化”；经济层面陷入停滞，竞争力差距更加凸显，数字化和绿色转型困难重重；社会层面，族群与贫富分化加大，激进化和极端化情绪蔓延；政治层面更加碎片化，政局面临更多不稳定甚至动荡局面；国际层面，影响力下滑，在事关欧洲重大利益的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和平等地缘政治热点问题上发言权渐弱。

如何重振积极发展势头，这是欧洲当下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独立自主、开放包容、拥抱世界，显然已经成为欧洲的必由之路，这也是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核心要义所在。过去的历史表明，由于欧洲派、大西洋派之间分歧严重，欧洲内部很难形成共识并走上真正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欧洲道路”。当下的内忧外患是否能让欧洲真正重启“第三条道路”，还须拭目以待。

凝聚“欧洲道路”共识

孙恪勤

要想走通“第三条道路”，欧洲首先需在内部形成探索独特“欧洲道路”的共识。欧洲内部对于发展道路包括“战略自主”等问题一直存在分歧，这涉及欧洲一体化的战略目标问题。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该往哪个方向发展，相关争论从一开始就已存在，直到现在仍未厘清。

20世纪50年代欧洲建立煤钢联营或者说煤钢共同体，最初是想借此解决包括法德之间矛盾、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以及欧洲恢复独立自主等战后一些“当务之急”的问题。不过，通过煤钢联营启动一体化进程后，欧洲当时一些有着长远考虑的政治人物，包括西德总理阿登纳等，对于欧洲一体化确有长远期待和规划，即在二战惨痛历史的基础上，通过经济合作等方式逐渐达到欧洲政治一体化和长久和平稳定的目标。用后来欧共体执委会首任主席席瓦·哈尔斯坦的说法，就是欧洲统一事业将是一个“三级火箭”：第一级是关税同盟，第二级是经济同盟，第三级是政治同盟。

正是在这样的构想下，欧洲一体化逐渐从煤钢共同体、经济共同体进化到欧洲联盟，建设统一欧洲的步伐不断向前推进。标志着欧盟正式诞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2年2月签署，次年11月生效。该条约确定欧盟的三大支柱分别是经济和货币联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以及司法和内政事务合作。这些“支柱”为欧洲推进一体化并在国际格局中实现战略自主搭建起一个框架或体系。

这个体系搭建起来后，欧洲内部围绕一体化的具体模式依然存在争论。其中，德国以自身体制为蓝本，倡导建立联邦性质的欧洲，让成员国向欧盟让渡大部分权力；英国倾向于邦联性质的联盟，希望欧洲一体化保持松散状态，以主权国家为基础进行协商合作；法国则提出折中方案，建议构建类似“主权欧洲”的模式，成员国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介于联邦与邦联之间。这几种主张之间的争论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相当激烈。不过，在此期间欧盟一体化总体进展顺利，尤其是在2004年和2007年欧盟两次东扩之后，欧洲内部对于欧盟发展前景更加乐观，当时有欧洲政治人士甚至发出要把欧盟建成一个“新型超级大国”的声音。

不过，2009年前后爆发的欧债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难民危机等对欧洲造成严重冲击，导致欧盟主要成员国之间龃龉增多，有关欧洲一体化未来发展方向的争论再度热闹起来。其中，法国依然较多倡导“主权欧洲”理念，法国总统马克龙还在2022年提议建立欧洲政治共同体并定期举行领导人会议。德国则更多倡导“多速欧洲”，总理朔尔茨最近两年在多个公开场合提及这一理念，即伴随着扩员进程，欧盟成员国在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治立场等方面差异变大，那就需要允许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呈现出多元发展态势。与之相对，欧盟层面的决策机制也应转向简单多数表决，以提高决策和行动效率。

当前，在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以及跨大西洋关系变数增多的背景下，欧洲内部对于未来发展方向再次陷入迟疑甚至困惑。“新欧洲与老欧洲”以及欧洲南北的关系更趋复杂，“法德轴心”领导力减弱，越来越多欧洲国家在右翼思潮影响下以主权国家甚至民族国家的姿态行事，类似因素导致欧盟在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

虽然欧洲在具体发展路径上一时缺乏统一明确目标，但成员国间的“最大公约数”之一，就是欧洲一体化继续发展，对外保证欧洲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对内能够协调成员国间的利益诉求。基于这样的共同期待，欧盟需要探索形成内部妥协机制，在主权国家利益与欧盟机构权力之间寻求平衡，为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走出自身独特发展模式创造条件。

对华关系亟需回归理性务实

冯仲平

欧洲想要真正实现战略自主并走通“第三条道路”，对华政策回归理性务实是必须做出的一个调整。2019年欧盟通过的对华政策文件《欧中关系战略展望》，将中国定位为“谈判与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对手”。自那以后，欧盟声称对华政策就是依据这种所谓的“三重定位”展开。

但在实践层面，欧盟近年来对华合作的比重下降，竞争和对抗成分增加，“三重定位”逐渐发展成对华“去风险”的认知和操作。一系列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中欧在经贸和人文等领域的互动遭遇挫折，双方在推动多边主义和应对全球性挑战等层面的合作减少，欧洲自身发展利益也明显受损，对华“去风险”变成了“去机遇”。

现在，欧洲面临的内外形势都在发生新的变化。一方面是欧洲内部提振经济的呼声和实际需求持续增大；另一方面是美国政府更替给国际政治包括跨大西洋关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欧洲对于欧美关系的担忧以及对于外部确定性的需求急剧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更加清晰地意识到对华合作的重要性，这推动着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对华政策向着理性和务实回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段时间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欧盟“必须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以找到符合双方利益的解决方案”；中欧“可以达成协议”，“甚至可以扩大双方贸易和投资关系”。这些表态被认为一定程度上释放了欧盟在对华关系乃至自身未来发展战略层面的调整信号。

长期以来，中欧关系呈现多元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其一，多元性。欧盟虽不等于欧洲，但可以代表欧洲。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是多元的，包括中国与欧盟的关系、中国与欧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以及与非欧盟欧洲国家的关系。其二，丰富性。中欧关系总体上长期是以经济为主，经贸合作是重中之重，但如今中欧关系的政治、人文、安全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等其他诸多方面的含义都在不断扩展，愈加丰富。其三，复杂性。不仅重要性在不断上升，中欧关系的复杂性也在同步上升，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欧洲对中国的认知一度偏移理性务实轨道。

2025年是中国和欧盟建交50周年。回顾过往，虽然双边关系具有复杂性，但各领域合作总体上越来越紧密。站在这一历史节点上，欧洲方面对于自身发展道路的反思以及对华关系回归理性务实的表态，无疑为双方合作带来一丝暖意。在全球化遭遇逆流、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大背景下，深化中欧关系不应被当做应对短期压力的权宜之计，而应成为双方基于共同利益的长远战略选择。这不但关系到中欧双方18亿多人民的福祉，还将深刻影响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