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圆桌对话】中国跨越式发展的世界启示

编者按：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国际舆论有关中国为什么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探讨进一步增多。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宋微：*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章玉贵：*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上海联合国研究会副会长

*李长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为何能“颠覆主流发展理论”

宋微

为什么中国能“以惊人的方式颠覆主流发展理论”？近些年来，西方学界对于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人均GDP与高收入国家存在相当差距的情况下实现科技与人文的齐头并进；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达国家典型代表之一的美国……这些在中国呈现出来的现象超出经典发展理论的解释能力，但也以实践成果拓宽着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畴，并为其他经济体提供新的启发。

以发展需求为导向，通过公共政策引导促进增长与公平的平衡。经典发展理论认为，实现国民的高寿命和高研发水平需要非常高的人均GDP，但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了可以在相对适度的产出水平下实现这些目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通过强有力的公共政策，使有限的发展资源向国家优先发展目标聚拢。

一方面，通过公共财政和产业政策引导投资与生产向传统产业升级、创新产业发展和未来产业培育等领域汇聚。一些地方政府还设置各种形式的投资基金作为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引导和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这使中国能够比其他一些国家更有效地将总生产转化为发展成果。

另一方面，着力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在发展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经典发展经济学通常更加强调以农村支持城镇、农业支持工业。而中国在发展中注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尽量确保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平等享受资源与福利。中国将新型工业化纳入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体系，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持续加速，城乡居民基本权益逐渐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逐步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均衡化。这种城乡“一元化”的政策方向引发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关注，不少“全球南方”国家表现出浓厚的学习兴趣。

以包容创新为引领，通过高水平开放促进发展与竞争的平衡。运用贸易壁垒对本国工业进行保护、放缓市场开放是一些国家在发展中的“本能反应”，而中国则坚持“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国际合作与良性竞争中提升自身“硬实力”，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

一方面，持续扩大要素市场的开放。近年来，中国不断拓展国内经济纵深，扩大对外开放空间，强化国内外经济联动，增强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吸引，尤其注重加强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加大力度推进制度型开放。近年来，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推进，外商投资法及实施条例全面实行，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缩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稳步出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大幅提高，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贸港相继诞生，中国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最大限度减少交易成本，维护公平法则，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以公共产品为依托，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促进南北与南南的共赢。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向世界贡献公共产品，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锚”和“动力源”。截至目前，已有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极大弱化了霸权主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产生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促成全球南北的对话与合作，从底层逻辑上管控分歧。已经成功建设运营的中欧班列、中老铁路、雅万高铁、匈塞铁路、比雷埃夫斯港等基础设施，为做大地区乃至全球发展蛋糕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也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提供了平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不仅与共建国家合作建设了一大批跨境互联互通项目，还通过众多“小而美”的项目帮助共建国家实现减贫和社会发展目标。同时，中国还持续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以零关税带动进口，以贸易促进自主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断绝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不可能走封闭的现代化之路，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都是对现代化内涵和要求的误读。中国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其中以民为本的公共政策、博采众长的开放胸襟以及合作共享的外交战略居功至伟。

继续扎牢实体经济根基

李长安

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探讨，一直是国内外学者高度关注的一个议题。尽管角度不同，但学者们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具有高度共识。与此同时，中国发展道路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也存在诸多差异。在内容丰富的中国发展实践中，高度重视且不断厚实实体经济根基是重要一环，也是中国成为全球制造大国进而迈向现代化强国的主要经验之一。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就把努力实现工业化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核心目标。从上世纪70年代提出“四个现代化”，到改革开放后实施“三步走”战略，工业现代化一直是发展的主线。近十多年来，围绕实体经济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政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并且要求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投入机制。

按照经典的经济发展理论，产业结构演进会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而呈现出一、二次产业越来越向三次产业集聚的趋势。事实上，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这种现象。但在一系列发展战略的明确定位与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制造业的占比还是较为稳定地维持在30%以上的较高水平。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是当之无愧的制造大国，正在向制造强国大步迈进。据统计，2024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完成40.5万亿元，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中国也是世界唯一拥有全产业链的国度，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我国有超过四成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

中国坚持走这样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是基于国内要素禀赋，还有对国外发展经验的借鉴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充分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以出口加工为代表的制造业，不仅解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还积累了大量外汇，学习到了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发达国家普遍的制造业“空心化”也给中国带来警示。以美国为例，二战结束后，制造业曾占到美国GDP的将近30%，但此后开始一路下行，实体经济“空心化”日益严重。即便近些年来不断推动所谓“制造业回流”，甚至采取提高关税、恶意制裁等保护主义措施，也未能挽回制造业的颓势。

对于一个大国来讲，坚持发展实体经济，努力协调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是一种明智和理性的选择，也是保持经济自主权的重要体现。无论金融等服务业的发展，还是科学技术进步，都必须围绕为实体经济服务来进行。事实上，实体经济的发展又为服务业的发展以及科技进步的应用提供了广阔场景。

当然，更重要的是，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战略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大力发展制造业是稳定就业的重要一环。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制造业依然拥有广阔发展空间，转型升级的过程也将不断释放更多红利。在不少细分领域，“中国制造”都在逐步实现由大到强。放眼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产业支持政策，高度重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加快推动中国制造业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中国发展实践具有范式意义

章玉贵

国外学者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背后原因以及相关机理的关注与探讨，证明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致力于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取得的巨大进展。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让14亿多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还显著改变着全球经济格局并大大缩小南北发展差距。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具有经济学理论层面的范式意义，因为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并未简单套用西方经济学家开具的药方，没有简单复制西方发展模式，而是紧紧围绕世界最大“全球南方”国家的现实国情，在借鉴和吸收全球有益发展经验、科学总结别国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现代化道路。

正因如此，从经济学意义上来看，中国的发展难以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来充分解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主流经济学相关理论及其政策实践，同时也对转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逐渐形成能够指导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发展经济学新理论。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西方国家逐步形成的一门学科，是适应当时的时代需要而兴起的，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问题。既然是因应时代需要而兴起，那么这个学科也应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发展更新。在发展经济学主要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支的阶段，其代表性人物之一、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威廉·阿瑟·刘易斯，以在经济发展领域的开创性研究、特别是对于“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发展问题所做出的贡献，于197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过，与其同时代的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比如张培刚和谭崇台等，同样为发展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以这两位经济学家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学者通过扎实研究，结合中国发展实践，不断推动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并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根据一些中国发展经济学学者的研究，后发国家要想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通常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依靠比较优势，第二阶段依靠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同时发挥作用，第三阶段则需在继续学习外部先进和成功经验的过程中更大程度地发挥后发优势，同时加大自主创新。

有人认为，中国目前已经处于作为后发国家的第三个发展阶段，而且内外环境正在促使我们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客观而言，中国迄今取得的巨大发展远远超出西方一些国家的预期，尽管在一些关键技术和产业领域依然落后于西方，但中国不断构建开放创新生态，加上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日益精准对接，这些都在助力中国快步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并进一步成为世界创新与发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前面所言，发展经济学本身也需要与时俱进的发展。一些西方学者注意到中国以相对较低的人均GDP实现通常是高收入国家才能实现的发展，那么随着人均GDP的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将取得更大成就，这些都是构建更好的发展经济学的题中之义。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继续向世界尤其是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全球南方”国家释放本国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红利，助力相关国家建立起工业化、信息化和可持续发展体系，这同样是建立更好的发展经济学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