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供法：中国千年和合文化的世界意义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把“和平性”作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之一。对这一重大论断，应联系总书记多年来关于和合文化的论述，才能更好地理解其深邃的历史视野和宽广的世界眼光。

和合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中华先哲就以“和之大道”看待和处理万事万物关系，形成一系列和合的理论观点。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中，把它们概括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这一文化思想指导下，和合文化研究不断深化，更多的理论观点被提炼出来，如和实生物的本原论、和为贵的价值观、允执厥中的思维方式、并行不悖的文明观、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等。所谓和合文化，简而言之，就是体现和合思想的文化现象总称，它决定了中华传统文化重和不重争的特性。既然和合思想体系在中国的先秦就已形成，那和合文化自然是历史的，也是中国的。

和合文化源于分工协作关系。如果说劳动创造了文化，那么和合文化则源自分工协作的劳动关系。人要生存，就必须生产，而生产主要是群体生产。只要是群体生产，就必然有分工和协作。基于这种分工协作关系发展而来的文化，就是合作文化，也称之为和合文化。在农业社会，夫妻“百年好合”的背后，隐藏着一股源于自然分工与协作的韧性。那时，男性从事重体力的耕作，解决家庭“吃”的问题；女性从事织布，解决家庭“穿”的问题。男女分工协作，才能维持家庭的生存和发展，也才有夫妻“百年好合”的物质基础。

进入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替代了自然经济，以男耕女织为主的自然分工也转化为与商品生产相联系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工更发达，协作关系也更紧密，分工协作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逻辑。可见，无论在自然经济还是在市场经济中，分工协作都是普遍存在的劳动关系，如果条件具备，那么基于这种劳动关系生发的文化，必然是一种和合文化，正所谓：“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由此言之，和合文化不仅是中国的，理应也是世界的。

然而，和合文化并没有在西方茁壮成熟。这是因为，在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生产中，不单有因群体劳动结成的分工协作关系，还有基于资源有限性引发的竞争关系。与竞争作用的两重性一样，竞争文化的作用也是双重的。在古典经济学那里，亚当·斯密就注意到了它的双重性，因而在力主自由竞争的同时，也要求“经济人”以道德情操约束过度竞争；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法等国则试图借助法律限制资本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凯恩斯经济学虽坚持以市场竞争为基准，但强调国家动用政策工具节制过度竞争。

尽管如此，过度竞争依然如脱缰野马，一路狂奔，不仅在空间上已无所不至，涵盖了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如洪水泛滥一般，淹没了合作文化生长该有的一席之地，而且在主体上也膨胀到了其难以逾越的止境，从亚当·斯密那时的个人，变为如今的大国甚至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竞争。由此看来，新时代呼唤和合文化。诚如习近平2024年11月在利马会晤拜登时所说：“大国竞争不应是时代底色，团结协作才能共克时艰。”

文化是制度变革之母。人类要想走出过度竞争的窘境，必须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指明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两个和解”。要实现这两个和解，就要超越道德和法制规约的局限，建设一种能够保障人与人和睦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合文化。

和合文化的意义已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知。早在上世纪20年代，西方著名哲学家罗素就意识到中国“和”文化的时代意义，他在《中国问题》一书中指出：“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中国哲学家张立文则在其《和合学》中提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原理，以化解人类面临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文明之间的冲突。中外智者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时代对和合文化的呼声。（作者是台州学院和合文化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