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当代日本“良心派”媒体人去世引起的回忆

前不久获悉，日本《读卖新闻》前社长、主笔渡边恒雄已在去年底去世。虽然我和渡边先生没有直接交往，却在中日关系教学工作与研究交流方面，保有一些值得思考的相关记忆。

新世纪初，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及亚太国际关系受到严重冲击，我看到朝日新闻社旗下《论座》（2006年2月号）有一篇对谈，双方分别是时任《读卖新闻》社论主笔的渡边恒雄与《朝日新闻》政治部部长、社论主笔若宫啓文。他们反省日本的战争责任，揭示“神风”攻击的反人道罪行，批判日本政府参拜靖国神社及对亚洲的外交政策。这是日本两家最具影响力报纸主笔的直接对话，刊载这一对谈的《论座》洛阳纸贵，被抢购一空，另发单行本。我约请两位博士生及时翻译，并由《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2期）摘要发表。

同年11月我访问东京，和《读卖新闻》国际部佐伯聪士见面，获佐伯先生签名赠书《检证战争责任》（简称《检证》）。该书由渡边组织“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撰写文章，在《读卖新闻》连载后结集出版。佐伯是作者之一。翻开墨香犹存的新书，其中先后引用了我的，还有贺新城、步平、王建朗等中国学者的论述。这套书的中译本翌年7月推出，时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的步平教授，为之撰写了长达2.5万字的序言。

《检证》既是团队的，也是渡边反战和平主义的系统表达。正如步平在序言中指出的，在天皇责任、日本国家批判等多个议题上，有些论述不为中国学者所接受，但渡边团队分析日本军部发动战争的错误决策时，批评“顽迷”的靖国神社将加害者与战死者“合祀”，确认了日本方面的战争责任，作出了客观的历史真相论断。与之相呼应，渡边在该书的后记中说：“作为《读卖新闻》主笔的我今年已经80岁了，是那场战争最后的二等兵，我不能忘记残酷的军队体验，对于遭受被害的邻国的怨念完全理解。”

渡边战时曾被强征入伍，战后一直坚持反战和平立场。他在日本政界拥有相当的影响力。渡边去世当日，岸田文雄前首相说：“作为言论领袖、媒体人，渡边先生在日本战后的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影响，（他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可以说，一生以“一代政治记者”“终身主笔”的表达方式，渡边从正面引导了日本的社会舆论走向，并对中韩等遭受战争灾难国家的呼声作出回应。

作为当代日本“良心派”媒体人，渡边恒雄的著述与影响力也体现在了知识界。2006年安倍晋三接任内阁总理大臣职位后，经中日两国政府协调，双方各派10名专家，在当年12月成立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日方首席委员是曾任日本驻联合国副代表、东京大学教授北冈伸一。正在联络渡边、为《检证》撰写长序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步平，出任中方首席委员。我也是中方委员之一。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开展工作的主要程序是各自撰写、对话讨论、发表研究报告。按步平总结是“同一题目，交换意见，充分讨论，各自表述”。经过历时3年的多场讨论，委员会于2010年1月公布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

正如渡边恒雄的《检证》一样，中日学者在朝鲜、琉球等殖民地问题，以及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等疑难问题上存在分歧。特别是对于“侵略”这一定性，有日方委员不认为日本是侵略，或提出不要将“侵略”二字写入报告。但经过讨论，有异议者不再坚持，于是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近代史卷总论的开篇即有：“遭受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伤害的中国民众……”我认为，作为兼具官方协调与学者代表双重意义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能够最终确认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是那次共同研究一个最重要的对话成果。

如今，在二战结束80周年之际，重温新世纪前十年渡边、若宫曾经的“双雄”对谈，以及《检证》的正义呼声，还有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的合作，可以为中日关系的现在与未来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论坛依旧，大著昭然。渡边、若宫、步平等中日学人并未走远。一代人的对话结束，有待新一代有志者登坛。现实与未来的中日关系走向，这是必然的研究需求。（作者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