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隆：欧洲在中东不想再遭美国“背刺”了

最近一段时间，欧洲主要国家在中东的外交活动呈现密集状态，展现出某种积极进取的“新行动主义”，这也成为2025一开年中东政治的一个新景象。在叙利亚政治过渡、黎巴嫩总统选举、伊朗核问题等议题上，欧洲大国明显加大参与力度并试图扮演某种主导性角色，没有再像过去大多数时候那样一味扈从美国，甚至表现出了明显有别于美国的立场和政策取向。比如，在叙利亚国内形势发生剧变后，法德两个欧洲大国的外长迅速到访大马士革，欧洲多国高级外交官员12日又前往沙特参与有关叙利亚问题的讨论，欧盟还计划于27日专门开会商讨是否放松对叙制裁。再如，围绕伊核问题，法国、英国、德国13日与伊朗在日内瓦举行新一轮对话。这是继2024年11月欧洲三国与伊朗重启核对话后，双方举行的第二轮对话。

欧洲在中东的“新行动主义”动力来源多样，目标也有多重，而且毋庸讳言的是，这样的积极姿态首先是服务于其自身利益。但同时，作为国际格局的重要一极，欧洲在中东积极行动总体上有利于平衡或对冲美国政策的负面效应。对于正在动荡与变革冲击下剧烈颠簸的中东来说，包括欧洲在内的多边主义有助于局势降温，助力经历战乱和剧变的国家实现平稳过渡，推动地区热点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欧洲国家在中东的“新行动主义”由多重因素驱动。首先，欧洲国家希望提升在中东的影响力。欧洲国家历来将中东视为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场域，是中东问题的重要相关方，在巴以问题、伊核问题等地区重大和热点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但近年来，欧洲主要大国乃至欧盟在中东局势演变中所发挥的作用呈现下降趋势。这一方面是因为中东地区持续动荡，冲突频仍，同时欧洲自身也在经济和安全等层面面临更加复杂的内外形势，这些都使欧洲外交显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部分欧洲国家难以真正坚持战略自主，在相关中东议题上成为美国政策的追随者。但在很多欧洲人看来，这样的处境、包括在中东问题上所能发挥的作用不断下降，显然难以匹配欧洲的重要地位和战略雄心，难以保证欧洲的利益，这就促使欧洲加大在中东问题上的各种投入，试图提高在中东事务上的能见度和话语权。

其次，欧洲主要国家对于“战略自主”的渴望依然强烈，不愿盲目扈从美国。在追随、配合美国中东政策的过程中，欧洲屡遭美国“背刺”，没少吃哑巴亏，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伊核协议。在欧盟大力推动下，2015年伊朗与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以及德国达成伊核协议。然而，这份来之不易的协议没过多久便被美国撕毁，包括欧盟在内的国际相关各方推动解决伊核问题的努力付之东流。伊核协议作废导致伊朗与西方关系再度恶化，当前阶段的伊核问题形势已经无法与协议签署时相提并论。

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挪威、西班牙等国也曾发挥重要作用。欧盟长期向巴勒斯坦提供援助，维持巴行政机构运转，改善当地民生。在对以色列的政策上，欧盟也更平衡，一方面，欧盟是以色列最大贸易伙伴，双方签有自贸区协议；但另一方面，欧盟国家普遍抵制以色列产自巴被占领土的商品。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欧洲采取与美国不同的立场和政策。与美国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相比，欧洲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较为公正的政策，守住了国际公平正义底线。欧洲国家普遍坚持根据“两国方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越来越多欧洲国家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

事实上，欧洲与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本就不尽相同，参与中东事务的理念和政策也理应有所区别。当前，欧洲正在通过在中东问题上开展活跃的外交，在凸显与美国差异的同时，也有助于提升自己的战略自主性。以同伊朗开展新一轮对话为例，欧洲主要大国始终为重启伊核谈判敞开大门，希望采取与美国不同的政策。

再次，欧洲国家对于开展中东外交既有一定优势也有紧迫性。欧洲国家是大多数中东国家的前殖民宗主国，仍在中东保有重要影响力。比如，法国在黎巴嫩有传统影响力和沟通渠道，能在发展援助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欧洲与中东地理上紧邻，隔地中海相望，也有陆上通道相互连接，这为双方贸易与交往提供了便利，使欧洲成为中东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同时，如若中东危机外溢，欧洲往往首当其冲，受到直接影响。欧洲国家对中东难民潮心有余悸，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外溢保持高度警惕。欧洲有庞大的中东移民和难民群体，这也推动欧洲国家重视中东事务。

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以及当下深受安全问题影响的现实，都使欧洲能对战火连绵、生灵涂炭的中东国家和人民有所共情。虽然欧洲国家参与中东事务不乏私利考量，欧盟内部对于一些中东议题也有分歧，但欧洲在中东的“新行动主义”可对美国形成对冲，或者至少不再遭受美国“背刺”，纠偏西方的中东政策，推动中东局势降温，缓解人道主义危机，为中东尽快走上和平发展之路创造条件。（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