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少华：美国“脱实向虚”因为金融赚钱容易？这里面藏了一个大隐患

“为什么一些大国会从实体经济逐步转向金融领域，导致经济出现衰退？”

11月16日，在由中国人民大学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主办的《经济“脱实向虚”与大国的衰落》报告发布暨专题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雷少华提出了这一经典问题。在他看来，大国“脱实向虚”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发展触及天花板。当旧技术无法催生新产业时，资本便自然涌向金融领域。

在这一点上，中美形成了强烈对比。二战后，美国建立的全球化产业与人才体系曾使其领先，但导致产业分布分散、核心技术依赖外部，在中国等有完整自主产业体系的竞争者崛起时，凸显脆弱性并相对衰落。相比之下，中国全产业链与内部人才培养体系起步晚，却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能更好支撑技术发展、抵御外部冲击。因此，强产业体系是推动技术发展的根本，金融应服务实体经济。

研讨会上，《经济“脱实向虚”与大国的衰落》战略报告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长杨光斌教授指出，报告研究的经济形态诸如经济“脱实向虚”、将要发布的《澄海全球发展报告2025》所聚焦的组织化程度，对于大国兴衰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是澄海研究院基于中性学术态度对国家兴衰研究的独特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长杨光斌

**雷少华：**首先，我要感谢杨院长以及人民大学的邀请。此次前来，我是抱着学习的心态，并且确实收获颇丰。由于之前未曾见过这份报告，今天早晨我们提前到达，迅速浏览了一遍。再加上工作人员的详细讲解，我对这份报告有了更加清晰和深入的认识。

总体而言，我特别支持报告的核心内容。值得一提的是，我前一段时间撰写了一篇文章，计划年底发表。这篇文章在部分观点上与咱们的报告有着较高的契合度。在此，我想针对报告本身提出一个问题：为何这些大国会从实体经济逐步转向金融领域？

这并非简单归结为金融赚钱容易，大家沉迷于这种赚钱方式。这恐怕是一个过于简单的归纳。我们需要更深入地分析，这些大国虽然沉迷于金融带来的实际财富增长，但他们并不愚蠢，并非仅通过金融赚钱就转向虚拟经济。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大国的兴衰和权力转移，难道他们不能从历史教训中汲取经验，找到避免衰落的途径吗？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雷少华

我一直思考为何实体经济会逐渐金融化。在我看来，核心技术是关键。科学和技术虽然相互关联，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科学探索的是发展的前沿和基础理论，而技术则是将理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

前三次工业革命都是基于新技术促进新产业发展的模式，这处于科学研究的上升期，用经济学的话说，是边际收益递增阶段。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利用为标志，第二次以电力的发明应用为代表，第三次则以信息技术的发明利用为特征。然而，到了今天，基础理论并未出现颠覆性变化。我们所谓的高科技，实际上都是在冷战时期奠定的框架内发展起来的。

从根本上说，今天所有的高科技都没有摆脱冷战时期的技术路线框架，即冷战时期确立的计算机技术范式。我们并未实现颠覆性的基础理论创新，也未创造出颠覆性的产业体系，我们技术进步的核心是工艺进步。这使得美国在现有技术体系基础上，达到了技术发展的天花板。在此天花板下，美国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于忽视了技术发展的局限性。

此外，技术孕育产业，产业也会反哺技术。美国今天的问题并非全球化所致，而是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分工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分裂。这种全球分布使美国的产业体系建立在全球分工基础上，资本全球融资，人才体系也全球化。一方面，全球化促进了美国产业体系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分布式产业体系的构建导致美国在面对新竞争者时，无法有效整合全球分散的体系。

同时，全球人才吸纳机制在一定时期内对美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但一旦人才主要来源自竞争对手国，便会引发严重问题。例如，若美国核心技术研发人员的后备力量主要来自中国，而中国本身又成为其强大竞争者，美国的培养体系便会出现问题。美国就面临一个两难：一方面限制中国留学生，另一方面本土人才不愿学工科。这一两难也导致美国在中国追赶过程中显得相对衰弱。

我的核心观点归结为一句话：冷战之后，美国科技创新的根基在于全球化产业分工，这既带来了短期快速的发展，也埋下了长期衰落的隐患。而中国的科技创新根基则完全基于国内独立的培养体系，虽然短期内虽未达到美国的全球融资与人才吸纳水平，但能够培养出完整、自主可控且可替代的发展模式。因此，短期内中美差距虽大，但中国的模式具有长远潜力。

但是，长期保持这一完整的内部结构，使中国在面对外部剧烈变化和冲击时具备更强的防护能力。因此，这也导致了中国自主可控、国产替代全面安全的发展模式，对美国全球化的人才吸纳、资本吸纳以及产业分布式布局产生了冲击，这才是美国当前显得衰弱的根本原因。

我的最终结论是，实体经济走向金融化的核心在于，当旧有技术无法推动新产业发展时，自然会转向金融。如果没有竞争者的出现，这一趋势可以持续下去。然而，如何防止竞争者的出现，才是大国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

过去300多年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结构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其调整仅限于体系内部。但面对中国的发展，这一变化完全超出了美国对全球发展的传统理解。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强大的产业体系是真正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而非仅靠技术发展去反向带动全产业体系。

在此点上，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全产业体系，使得人工智能和新技术能够在完整的产业链上快速支撑发展，从而推动技术进步。

我还想强调，我反复阅读了初步规划的蓝本，这份报告确实很好地体现了对“十五”规划的重视，即我们必须重视实体经济，金融应服务于实体经济，不能让金融脱离实体，应加速金融改革与发展，使其真正服务实体经济。

过去，文科和理科的状元以及理科高分学生大多选择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但近两年，理科高分学生已纷纷转向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和新材料等领域。因此，在人才培养体系中，我特别高兴看到，随着国家强调金融为实体服务，越来越多的全国最优秀的理科学生真正走向了科学技术研究和工程技术研究，而非以追求金融为目标。这是我国近年来发展的重要成果。

我特别希望，“十五”规划能再次推动我国由“全球劳动力型”向“资本运作型”的转型，最终实现“技术主导型”的转变目标，期待我们能尽快满足建设这一目标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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