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婷：广州藏着一个“富矿”，但不知道怎么“精炼”

编者按：广州拥有全国乃至全球最多的专业市场，涵盖多个工业大类。然而，大量专业市场和支撑其有效运转的产业链弥散化深度嵌入广州这一单一超大城市，对于城市和专业市场的发展而言有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又会给城市和专业市场的治理带来何种挑战？以及，如何应对？这些是广州这座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李婷在相关调研后撰文指出，广州城市发展与专业市场相互成就：改革开放后承接全球产业转移，“三来一补”企业落地推动城市扩张；金融危机后，依托专业市场优势，承接其他城市产业转移，专业市场及配套城中村从核心区向周边扩散，形成大众参与的城市化模式。然而，专业市场也给城市运营带来挑战，如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带来的治理压力、治理压力和收益不均衡、治理体系碎片化等。当下，专业市场对中小经营者渡过危机意义重大，政府应给予信心推动产业升级，优化治理体系。

观察者网刊载其调研成果，供各位读者参考。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婷】

专业市场是指服务于某一产业的原材料、零配件或者成品集中批发的市场。广州拥有全国甚至全球最多的专业市场：

《广州蓝皮书：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发展报告（2024）》的统计显示，广州市共有510家专业市场，总面积达九百多万平方米，涵盖41个工业大类中的35个。高峰时期专业批发市场的数量为874个（含20个批发市场群)，占地2297公顷，建筑面积为1887万平方米。其中，日用工业品专业批发市场574个，占市场总量的65.7%。

可以说，广州是一个在专业市场基础上逐渐建立和发展的城市。因此呈现的另一面是，专业市场弥散式地分布在包括城市核心区在内的各个角落。据统计，85%的专业市场分布在荔湾、越秀、白云、天河和海珠区，且55%的专业市场位于内环线以内。其中，中心城区专业市场群达到18个，拥有的专业市场数量占全市总数的93.4%。

广州专业市场分布图

广州专业市场的一个特点是在城市内部实现了全产业链发展。最典型的是服装产业。

广州拥有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成衣批发市场，拥有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面辅料批发市场。同时广州还拥有大量制衣企业，不少也分布在城市核心区的城中村。不仅如此，不同环节分布在城市内的不同区域。面辅料市场主要分布在海珠区，成品服装则分布在在越秀、天河、荔湾等区。

制造业也根据生产模式不同，分布在不同区域。服务国内市场的小单快反模式主要分布在海珠区，服务跨境电商的小单快返模式分布在番禺，还有很多规模化的计划单分布在白云和番禺等地。其他产业如鞋业也是如此，鞋材和部分成品鞋市场在越秀，部分在荔湾、海珠，而制造环节则分布在白云。

整体上，数量众多的专业市场及其产业链弥散化地镶嵌在广州这座超大城市内部，不同专业市场和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的人、财、物的频繁流动，深刻影响着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影响着生产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这一点与很多城市的专业市场存在差异。就拿杭州来说，杭州的城市面积是广州的两倍多，但专业市场的数量却差不多只有广州的一半。中心城区以小规模市场为主，而且供应链依赖跨城协作，而不是同城协作。

大量专业市场和支撑其有效运转的产业链弥散化深度嵌入广州这一单一超大城市，对于城市和专业市场的发展而言有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又会给城市和专业市场的治理带来何种挑战，以及如何应对，这些可以说是广州这座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广州也一直在尝试解答这一问题，但是似乎还没有找到理想的答案。

一、专业市场与超大城市的相互成就

广州这座城市的发展，几乎是和专业市场共同成长起来的。关键的交通建设是专业市场建立的起点，而服装批发市场是推动城市快速发展的第一动力。

1980年，高第街办起了全国第一个经营服装的个体户集贸市场，1987年左右成为了全国服装批发中心。1993年，广州甚至全国最大的室内服装专业批发市场——白马大厦建立，大量人财物在这里积聚。

不仅国内各地的很多批发商会来广州采购，依托广交会，流花商圈还成为全国最早专注外贸出口服装的批发市场集群之一，货品远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鼎盛时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服装商圈之一。来自全国各地大量农民工和下海经商的人纷纷来这里寻找机会，各国外商来这里采购，流花商圈成为当时全国城市中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

在几乎同一时间，凭借郊区的墟市和交通区位优势，天河的沙河、荔湾的十三行服装批发市场，海珠海印桥附近的布料市场，康乐布匹市场逐渐发展起来。除了服装以外，农产品、文具文玩、鞋业、家用电器等市场快速发展，推动着城市快速扩张。

广州国际轻纺城 作者供图，下同

1、“三来一补”时期：全球产业转移推动

和全国其他省份不同的是，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广东主要是珠三角率先开始承接全球产业大转移，广州城市发展的一股巨大推动力是大量“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企业的快速落地生根。

在县镇村社和个人的共同努力下，村社整合土地进行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个体建设宅基地为产业发展提供生活配套等，县镇两级进行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即使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企业也能够得以快速落地并形成规模效应。

一般而言，三来一补企业的落地往往会和本地的产业基因有一定的关联。以纺织服装产业为例，海珠是三来一补企业落地的首选地，一方面是因为交通便利（早期有码头，1988年海印桥通车后，打通了越秀区二沙头与海珠区东晓路，两地的人财物流动更加便利），另一方面是辖内的纺织街已形成广州早期的纺织产业集群。

三来一补企业的大量进入，扩大了既有的面料销售的需求，促进了康乐布匹市场的形成，而市场的形成，又反向促进了大量企业的落地，包括面辅料制造企业和服装制造企业。这一区域与其他成品专业市场包括沙河和十三行等形成紧密联动。因此在三来一补企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成品专业市场-成品制造企业-面辅料制造-面辅料专业市场”相互促进，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的快速扩张。

鞋业也是如此，在广州也同样形成了成品鞋批发-成品鞋制造-鞋材制造-鞋材市场相互促进、强化的产业格局。这一发展过程持续到2008年，其中2005年达到顶峰时期。这也奠定了城市发展的基本动力机制：专业市场与解决专业市场从业者生产、生活需求的城中村彼此嵌套、紧密联动，不仅推动了城市的新一轮扩张，还塑造了城市核心区的基本空间样态。

由于专业市场和制造业产业集群的空间需求存在差异，它们往往分布在城市的不同区域，甚至不同城市。仍以纺织服装为例，专业市场多位于城市核心区域；服务于市场测试、满足“小单快返”需求的成衣制造集群，因时效性要求高，分布在专业市场周边的城中村；大规模订单对市场距离要求相对较低，其成衣制造集群则分布在郊区的城中村；而面辅料制造企业，因存在污染、占地面积大等问题，分布在更远的城中村或者相对远离城市的专业产业园中。

2、金融危机以后：专业市场发展主导的新一轮造城运动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掀起了新一轮产业转移浪潮，产业主要从中国转移至东南亚等国。与此同时，我国开启了更加自主的城市化机制。在这一时期，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使房地产与招商引资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然而，广州的情况有所不同，呈现出两面性：

一方面，广州依托三来一补时期积淀的优势，尤其是以专业市场为核心的产业集群优势，从全国城市化和国内市场快速崛起中获益颇丰。

广州既有的产业基础催生出强大的研发和制造能力，大量服装等产品在广州陈列、集聚。随着城市间交通的快速建设，来广州进行批发愈发便捷，原本在其他城市从事一级批发的人纷纷进入广州各大专业市场，推动了广州新一轮专业市场建设与发展。2008年以后，十三行和沙河等地吸引了大量来自温州、武汉等地的批发商。专业市场的火爆进一步反哺产业链各环节，除不适合在城市生产的面料辅料、大规模成品订单外，其他环节在城市内离专业市场不远的各个城中村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其他地区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和三旧改造，广州的推进却十分有限，这反而使广州承接了全国其他城市的产业转移。

全国大部分城市在政府主导下，以腾笼换鸟之名，将城市核心区所谓的低端产业清退成为常态，强力推动普遍性产业转移。部分产业转移至周边城市，但很大一部分转移到了广州、佛山等产业集群较为成熟的地带。毕竟，依托相对成熟的产业集群，小微企业和商户能凭借规模效应抵御冲击，比在没有产业基础的地方重建产业生态成功的可能性大得多。

广州城中村改造推进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其对所谓低端产业的包容性。而广州城中村改造难推进，不仅因为实行市场化模式（非政府主导模式），更源于此前发展奠定的城市基因。

大部分城中村成为各个专业市场的配套或组成部分，从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中受益，空间价值极高，未来收益预期也高。在不少城中村，厂房租金收入与一般写字楼相近。少数城中村改造代价极高，如闻名全国的猎德村，进一步加大了后续城中村改造难度。因此，只有改造后价值极高且政府大力推动的极少数城中村成功完成改造，如琶洲村、猎德村等，但这并不足以改变专业市场和城中村林立的城市基本界面。不仅如此，在新一轮产业积聚推动下，专业市场及支撑其运转的产业集群进一步推动城市扩张，专业市场和配套的城中村从城市核心区逐渐向周边扩散。

虽然广州因此错过了房地产发展高峰期，但也避免了一些问题。很多城市因大力、过度推动旧改或棚户区改造，使城市核心区的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元气大伤，最终导致城市发展受挫，这种情况较为普遍。在广州或佛山等地，会遇到不少从温州来此做生意的人，这不仅因为温州人善于经商、广州作为一级批发市场长期在全国占据优势地位，还与温州棚户区改造清退大量专业市场却未有序推进产业转移有一定关系[1]。

3、一种大众参与的城市化模式

与大部分城市通过政府主导造城来推动城市界面更新和城市扩张不同，广州基本延续了此前的城市建设和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典型特点是市场、社会参与具有主导性，涉及两方面主体：一方是空间供给、运营主体，既涵盖专业市场的建设和运营方，也包括城中村的村集体、村民以及在城中村卖地建房的外地人；另一方是产业经营主体，主要是无数进城务工经商的一代代农民。

虽然广州在城市界面上看起来缺少规划感，不够规整，甚至有些混乱，但这其实是无数市场主体和社会大众根据专业市场、产业发展需求，用脚投票、渐进供给的结果。

政府介入主要体现在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例如主要道路和重要交通枢纽的建设，因为大部分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的发展都依托于主干道沿线和特定交通节点。此外，政府还集中力量打造中心重点商圈和城市地标等，确保城市除了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外，还有其他满足不同层次人民消费需求的建筑景观。由此，形成了城市的基本秩序，虽不那么美观，但足够丰富、有机且充满活力，这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发挥作用的结果。

这与政府主导的、看起来规整的城市化模式截然不同。

在旧改和棚户区改造的推动下，为了覆盖城市改造成本、获取更多土地财政，大部分改造后的空间供给普遍趋向于服务高新产业和房地产发展。这导致城市空间同质化，最典型的表现是房地产和产业园供给过剩，而城市内部的传统产业空间供给不足。传统产业集群无法从城市发展中受益，甚至因城市发展而不得不高成本地东山再起、分散发展，最终丧失竞争力，转移到国外或消失。

然而，成熟的传统产业大多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作为永不落幕的产业，它们成长为以专业市场为龙头的产业集群，是大部分城市稳态发展的关键。相比之下，房地产往往不可持续，那些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知识和技术密集的属性，产业集中度高，从业主体有限，只能支撑少部分高新人才集聚的头部、顶流城市的顶流区域发展，或者在一些城市有序运转过程中发挥锦上添花的作用。即便是超大一线城市广州，也是如此。

与很多城市核心区面临产业空心化和过度绅士化不同，广州这座超大一线城市的核心区，因有专业市场和相关产业集群的支撑，对普通大众依然保持着开放性和包容性。数不清的家庭在广州获得了发展机会，实现了阶层跃升。这些家庭中很大一部分又在广州买房安家，成为推动广州房地产等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广州大部分商圈都依赖专业市场及其产业体系提供基础人气和流量，需要靠他们的消费力来托举。

以服装为例，广州有100多个专业市场，相关联的从业人员超百万。从目前广州专业市场的数量来看，它至少孕育了40万至50万中小微企业（包括个体户），直接或间接解决了数百万就业问题。仅从几个城中村的人口数量就可见一斑，中大纺织商圈内部的康鹭片区，高峰时期1.1平方公里内有将近15万人；电商村大源村以服装和化妆品等电商为主，高峰期有25万到30万人生活其中。

这些人中，不少人白手起家，最终在广州落户安家，他们的吃穿住行几乎都在广州发生。无论是沙河还是中大纺织商圈，年收入上百万的老板大有人在。有专业市场的老板保守估计，广州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房子是专业市场和办工厂的老板们购买的。我认识的一个老板，在泰康路的小商品市场做围巾批发生意，属于中等规模商户，在广州拥有四套房，从金沙洲到广钢新城，再到北京路都有购置，这样的老板不在少数。还有很多房子是城中村的村民购买的，比如康鹭片区的城中村村民，平均一户有2套房产。

二、专业市场给城市运营带来的挑战

总的来说，以城市核心区为中心，在市场和社会大众充分参与的情况下，专业市场及其产业体系弥散式地嵌入在整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使广州成为了一个产城融合程度极深的城市，是广州这座城市充满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但也给城市治理带来不少挑战。

1、在城市核心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这种治理挑战的产生，与专业市场的运转模式、产业属性紧密相关。在专业市场中，线下交易达成后需配套实物流通，且其以中小商户主导的模式，决定了大部分专业市场具有劳动力密集属性，需要大量人力覆盖全链条服务。同时，大部分专业市场以批发非标准化的轻工业品为主，这类产品的加工制造以劳动力密集为主要特点。

以服装行业为例，在靠近专业市场的生产以小批量快速生产成为主流的情况下，劳动力的投入及其灵活配置成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此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其劳动力密集属性反而进一步增强。

广州当下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在于依托专业市场和小单快反能力。这种小单快反能力不仅能适应个性化的大众需求，还能回应定制化、精品化的中高端需求。广州鞋业具有竞争力，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周边有大量具备精品制造和小单快反能力的家庭作坊和小微工厂。

对于生产空间而言，生产地点并不重要，关键是要离原材料专业市场不远，这样便于客户和工厂进行一站式采购，及时获取最多元、最前沿的面辅料；同时离成品市场也不能远，如此小微工厂便无需担忧销路，只要生产做好，就会有人买单。在生产端，关键在于有一批长期从事该行业的产业工人，他们的快速生产能力和经验积累，对大众化和中高端产品生产都至关重要。而城中村这样的低成本空间，反而能让企业将更多资源投入到人力激励上。

密集的人、财、物流动，给城市核心区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治理负担。

首当其冲的是交通压力，既包括主干道上的定时塞车，也包括专业市场内部的电动车管理和停车难题。

其次是治安问题。在我们调研的一个分布着众多专业市场和城中村的核心区街道，4平方公里范围内流动人口达30多万，有些区域一平方公里的流动人口甚至达到10多万，堪称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区域。该街道派出所80天内接到的110警情有6300多宗，而派出所仅有80多人，这还不包括日常巡查过程中发现的警情，每天约有100宗。

城市管理任务同样繁重，垃圾处理就是一项巨大工程，这些区域往往是重点监管领域。2024年6月，广州市生活垃圾终端设施处理原生垃圾总量71.66万吨（日均23885吨）[2]，每平方公里为3.21吨；而该街道日均清理345吨，每平方公里日均垃圾量达86.25吨，远高于平均水平，每天有600多个环卫工人在4平方公里的路面上作业。消防安全压力也不小，高峰期每年火警警情有100多起。在合规治理要求日益提高的背景下，这些区域的政府治理压力远大于很多相对“简单”和“正规化”的区域。

此外，这一区域还是各部门重点关注的区域，进一步加重了治理负担。与普通商铺相比，专业市场被施加了更严格的监管要求。以消防安全标准为例，马路边商铺巡查相对宽松，而专业市场则会被高频检查。办理营业执照时，专业市场也需额外提供专业市场许可证，而零售行业无需此类资质。

大量市场主体积聚，虽给部门监管和执法带来一定便利性，导致很多部门优先选择对专业市场进行“扫楼扫园”式执法，这种方式既易出业绩又降低执法成本，却忽视了这不仅会增加专业市场的额外负担，还会影响招商环境——专业市场运营方强调，一些外商介意频繁在市场中见到穿制服的人。

2、治理压力和收益的不均衡

问题是，在密集的治理压力下，特定区域政府能够汲取的财政资源却十分有限，其中一个核心原因是产业具有非正规性和不纳统的属性。这一属性不仅体现在从事小规模生产的家庭作坊上，也涵盖在专业市场从事批发的商户。

在专业市场中，服务于小单快反的小笔交易，往往发生在没有进行工商登记的小工厂和小商户之间；而较大笔的开票交易则多在规模较大的工厂和大客户之间进行。虽然这些大笔交易可能会产生纳入统计的数据和税收，但大型工厂往往分布在城市的非核心区，甚至其他城市、其他省份，税收也就体现在了其他区域，而非核心区。

最典型的是面辅料专业市场，中大纺织商圈的交易流量远超大多数人想象，然而在海珠区进行工商登记的四上企业却非常少。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那些拥有工厂和研发能力的批发商老板，其工厂要么位于佛山的张槎，要么在浙江的柯桥。这些工厂以资本和技术密集为导向，规模较大、正规化程度高，税收贡献也更为可观。以纺织重镇佛山西樵镇为例，该镇拥有纺织生产性企业840多家，其中规上纺织企业达166家，纺织高新技术企业有53家。2023年，规上纺织业总产值达115.91亿元，税收贡献超过3亿元。

反观某纺织专业市场所在的街道，尽管有3万多个市场主体，但四上企业仅有300多家，税收贡献仅1个亿左右。周边城中村有几千家工厂和家庭作坊，基本没有规上企业。而该街道每年的治理投入高达2个多亿，需要区级从其他区域统筹资金来覆盖治理成本，因此投入到推动产业升级方面的资源十分有限。

从收益层面来看，对于广州而言，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即品牌孵化后便离开专业市场，为其他地区“作嫁衣”的情况十分普遍。百丽便是典型案例，百丽是在广州的鞋材和成品鞋市场及其背后的精品制造体系支撑下成长起来的，但最终总部却设在了深圳，几十亿的营收，税收贡献也主要发生在深圳。

3、治理体系的碎片化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专业市场及其产业体系弥散于城市不同区域，其有序发展依赖于不同区域的联动协同，然而整个城市治理体系却呈现出高度碎片化的状态。这主要源于过于强调属地责任，镇街的治理责任不断被压实。但不同区域的治理负担存在差异，治理要求和资源配置却相对均质化。

以安全生产为例，在同样面临一票否决的压力下，专业市场和城中村集聚区所在的街道往往承受着更大的治理压力。不少工作按数量排名通报，可街道人员编制差异却不大。例如，某个以城市社区为主的街道，面积1.1平方公里，户籍和流动人口各约1万人，却拥有行政编30多人、行政执法编制15人、事业编30名、编外人员110人左右。而某专业市场和城中村集聚区所在的街道，面积4平方公里，户籍6.56万，流动人口超15万，体制内人员配置基本相同，行政编33名、行政执法编34名、事业编39名，虽编外人员有600多人，但与工作体量严重不匹配。

自上而下对镇街在经济指标增长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以街道为基本经济发展单位，这与专业市场及其产业体系弥散分布于城市不同区域形成张力。

极端情况下，城市街道作为基本管理单元，常常小于专业市场所在区域。在广州，单一专业市场（群）跨几个街道甚至几个区的情况屡见不鲜。上级政府要求街道在推进经济发展中实现全行业增长，这不仅造成工作重复，还引发了街道间的区域竞争，冲击了街道协同服务辖区内专业市场运转的工作机制。有干部反映，原本与兄弟街道常进行经验交流，如今因街道经济指标增长和招商压力大，且产业同质化程度高，为避免“抄作业”影响排名，交流大幅减少。

分布在不同区域的专业市场也面临同样困境，同质化的产业基础强化了彼此竞争关系，不同区之间难以围绕同类产业协同治理，现实中往往采取差异化产业升级定位以避免同质化，服务于专业市场转型升级的空间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等也呈现高度分割状态。

从专业市场及其产业体系看，不同环节分布在不同区，协同治理难上加难。制造业集群相比专业市场更不受地方政府重视，更易被改造，最终却可能影响包括专业市场在内的整个产业体系的竞争力。

结合当前专业市场发展方向，与制造集群紧密联动是提升各区域专业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此前专业市场向广州集中，逐渐远离制造集群，而近些年专业市场向制造带回流的情况十分普遍。若空间改造驱离制造带，可能触及整个专业市场及其产业体系的核心竞争力。这种属地责任驱动下的治理体系，可能伤及专业市场核心竞争力。

此外，专业市场及其产业体系是一个系统治理工程，几乎涉及所有城市治理部门，但每个部门目标设置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对需要系统治理的专业市场冲击巨大：

规划常从理想城市空间打造出发，不顾核心区现状，大部分规划方向为商住等，基本排除工业，导致现存工业空间即便有合理需求也不能改造，也无法从专业市场发展需求出发建设新工业空间。很多专业市场和相关联的城中村在城市土地管理不完善阶段，因社会和市场主体广泛参与、利益密集等原因，产权存在“不违规”和“瑕疵”是常态。若部门仅从违建管理角度出发，专业市场和配套城中村空间就地、不改变基本格局且低成本完成改造将面临无法逾越的制度障碍。

安全生产相关部门则多从自身角度出发，基本不考虑产业发展需求和问题分布不均衡的现实。

城市更新相关部门倾向于从空间改造成本和收益覆盖或再造城市景观角度出发，专业市场这类高价值空间改造后要覆盖成本，只能定位为更高端的商住，专业市场就地转型需求难以被考虑，若不就地转型，专业市场将面临从原有产业生态中被分割出来，难以存活。

相对“弱势”的工信和商务局虽更关心产业发展，但因在要素配置上无话语权而难以发挥作用。部门设置发展目标时，也常采取一般化手段，如工信部门倾向于推动小升规，忽略产业转型和经济下行背景下企业倾向于压缩规模的现实。

农业农村部门主要针对集体经济增长提要求，却常常忽视产业发展和租金的协同起落规律。

虽然治理碎片化在各地城市治理中普遍存在，但广州大量专业市场及其产业体系弥散分布于城市各个角落，对城市统筹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更容易受到治理碎片化的负面影响。结果就是，广州推动专业市场转型升级效果不理想，治理效果不佳，对待专业市场态度模糊，让企业缺乏长期投入信心。

因为专业市场运营是重资本游戏，即使改造升级，也要践行“三七原则”，即三分试错、七分稳定基本盘，通过持续投入、渐进改造，探索适配升级路径，这需要较强信心和稳定预期支撑。

三、广州应该如何对待专业市场

当下，广州这一具有包容性、开放性且机会众多的城市，成为了大量遭遇冲击的小微企业找寻机会的落脚地。

我们在广州鞋业专业市场调研发现，不少工厂主从莆田来到广州。一个重要原因是，莆田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因国际形势尤其是关税政策不断波动而受冲击。除少数头部企业跟着品牌成功出海外，大量小微企业面临有产能无销路的问题。即便出海企业，也因关税政策波动处于要么拼命赶货、要么无活可干的尴尬境地。

对于小微企业而言，跨境电商和企业出海都面临巨大风险，成熟安全的市场已内卷，不成熟不安全的市场可能面临“生命危险”。跨境电商虽是一个出路，但很多70后和80后的工厂老板长期从事生产经营，学习能力有限，从生产跨到销售，再跨到电子商务，风险过高，跨域知识学习难度过大。品牌化这种重资本模式，也不适合大部分中小企业家。

因此，依托线下专业市场，拿自己的货、组一点别人的货，从极小隔间开始经营，通过向周边商户学习，从专业市场的集群效益中受益，探索新发展机会，这种跨域转型对大多数中小企业家而言更加可控。专业市场对于大部分资金实力和知识能力不出众、主要依靠产业集群的中小经营者而言，无论是发展还是渡过危机，都是相对理想的场所。

事实上，当前依托专业市场和小单快反制造能力，广州众多经营者得以压缩规模、保持灵活性，适应日趋强调个性化的市场需求。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国外不断小单化和个性化的采购需求制造了新机会，让更多中小经营主体有了渡过危机的可能性。

大量位于核心区的专业市场和城中村相互依存，其机会多且生活成本低的特点，也是广州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具有吸引力的另一个原因，这对普通打工人尤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这些专业市场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城中村的存在，让普通大众有了应对经济冲击的缓冲空间，让广州这座超大城市具有了韧性，也让中国经济具有了韧性。

因此，政府应给予专业市场经营者稳定经营的信心，推动他们自主进行产业升级，更积极参与到城市更新和发展中，为中国应对经济发展波动和冲击、提升产业竞争力作贡献。

在产业升级路径上，依托广交会、专业市场及其产业体系支撑下的小单快反能力，吸引更多外商来中国专业市场采购，实现新一轮产业带（在地）出海。这有可能一举多得，既能将产业带保留在中国，又能破解产业内卷，为迷茫的中小经营者提供风险可控的转型路径，为失业或即将失业的普通人提供就业机会。目前市场采购出口贸易试点这类政策为专业市场发展带来新契机。

在治理体系优化方面，应从专业市场及其产业体系弥散式嵌入城市这一事实出发，重构整个城市治理体系。首先，强化省市统筹，从专业市场及其所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出发，建立跨域联合的产业治理共同体，成立产业链基金，支持产业升级和重点片区治理。其次，从专业市场和城市系统治理出发，重新界定各部门的职能和权力行使规则。再次，弱化属地的发展责任，根据属地治理事务分布情况统筹分配治理资源。

参考资料：

[1]温宁：《温州专业市场衰落的历史遗憾》，https://mp.weixin.qq.com/s/grLp8QSJeQa4ac3sgAFLaQ。

[2]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2024年6月广州市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处理量》，https://cg.gz.gov.cn/zwgk/sjfb/sjjd/content/mpost_97574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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