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韶山：比起挑战资本，西方左右翼更爱甩锅玩“文化战争”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鲍韶山，翻译/鲸生】

特朗普政府推出50年期住房按揭贷款和15年期汽车贷款，这一举动揭示了另类右翼政治纲领空洞性的本质。

无论是以“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还是“身份认同”等名义出现，另类右翼势力都将自己塑造成“西方文明抵御文化衰败与精英阶层背叛的最后防线”。他们对“人口置换”“不稳定就业”“主权丧失”等问题的诊断，确实在去工业化的西方国家腹地引发了强烈共鸣。

然而，他们开出的药方却是空洞的。

特朗普近日提议推出50年期房屋抵押贷款计划，以鼓励年轻人购房，美媒则援引业内人士质疑其可行性

另类右翼势力并没有提出任何真正的经济政策纲领，而只是诉诸一种“文化怨恨”式的政治。他们的失败是结构性的，反映出一种政治经济体系的深层问题——至少过去四十年来，这个体系不断掏空着西方国家中越来越多人过上体面生活的基础。

另类右翼势力拒绝挑战金融资本、科技食利者或新自由主义秩序——恰恰是他们利用了这个秩序制造的焦虑感。他们拒绝深入剖析病灶，仅仅提供让人情绪舒畅的“症状学解释”。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自己所深恶痛绝的“觉醒左翼”和“全球主义者”如出一辙：都以象征性的表演取代了物质层面的重建。

另类右翼把经济权力的问题歪曲成了文化与种族认同的问题，并常常掺入某种“末世神话”式的话术，呼吁“回归传统价值”，却从不思考支撑这种“价值”的物质基础从何而来，能否维系。其政治话语中频繁出现回归传统的“家庭价值”等怀旧叙事，却从不回应关于工资实质性增长的需求——这正是让那些口号具备哪怕一丁点可能性的前提。

他们对移民问题的日益关注，有时甚至滑向“新优生学”式的“纯洁”话语，却刻意无视了跨越种族界限的结构性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根源。他们用“清洗”的政治替代了“结构性变革”的政治。

归根结底，另类右翼的“后自由主义文化政治”，却被自身坚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桎梏。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践。1949年建国之初，新中国就拒绝了自由主义，并在此后建立起一个“发展型国家”，能提供住房、基础设施、扶贫与科技自主等实际的公共政策成果。可以说，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从未真正被自由主义的本体论所束缚——尽管自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曾多次有人尝试将其引入中国。

当西方政治陷入“文化战争”时，中国把政治经济的根基放在生产与流通上。另类右翼势力不仅做不到这一点，甚至根本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恰恰是他们意图在反对资本的同时，又保留资本本身带来的既得利益。

当今多个国家里的另类右翼政党和政治运动，正因他们共同缺乏的东西而显得相似：都缺乏建立在对问题的结构性根源分析之上的严肃经济愿景。他们的主导口号是反移民、反全球化和“某某优先”，但这些口号的背后，没有任何正经的产业政策或经济改革方案。

他们提出关税威胁，声称要推行各种经济保护措施，但从未考虑过对金融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革。面对自动化对劳动者的威胁，他们除了表现出新卢德主义式的恐慌外，几乎无所作为。至于住房金融化——私募股权、Airbnb平台、土地分区限制，如今又加上五十年期抵押贷款——他们除了把穷人当替罪羊外，在政策主张上也毫无建树。

一旦掌权，他们的成绩单更显空洞。特朗普政府2017年的减税政策让83%的利益流向最富有的1%人群。而那份所谓的“大而美法案”（Big Beautiful Bill）只会进一步加速财富的向上再分配。美国制造业并没有复兴，住房成本相对收入的比例持续攀升，购房者的平均年龄也越来越高，而最终的答案却是：终身偿还的房贷奴役。五十年期贷款虽然降低了月供，却意味着一生都要为银行打工，甚至让银行家们的利润几乎翻倍。

当地时间11月6日，特斯拉股东在美国得州超级工厂举行的年度股东大会上以75%的多数票批准了马斯克的1万亿美元薪酬协议

另类右翼势力一面哀叹“福特主义契约”的终结——包括稳定的工资、住房、家庭与社区——却拿不出任何替代方案来取代灵活劳工、资产泡沫化和债务奴役。他们向美国“铁锈带”、法国的“郊区贫民区”、英格兰北部的民众喊话，却没有提供任何真正能让市场重新嵌入社会目的的机制。他们的经济话语充其量只是防御性的（“止血”），而不是建设性的（“创造未来”）。

另类右翼对文化议题的执念，其实正是左翼的镜像，只不过是以负片的形式呈现。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间偏左的政治力量用“社会自由主义”管理着西方的衰退：他们忙于开展各种“权利运动”、“多元文化主义”，以及你能想到的形形色色的身份政治议题——与此同时，民众工资增长停滞、工厂关闭、金融资本横行。

苏联解体后，西方中左翼被掏空，失去了对经济结构与西方体制的发言权。至于议会民主的虚伪程序令民众失去实际权利，中左翼也无法提出任何有意义的替代方案。

布莱尔式的“第三条道路”只是给新自由主义的现实涂上了市场营销式的口红；通过私有化和政府职能外包把利润转入私人的腰包，却让公众承担风险与公共服务质量的缩水，再为修复和维持服务标准买单。克林顿的“三角策略”（即白宫同国会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的立场保持等距）和所谓“政府再造”论调，也只是掩盖了西方自二战后形成的社会经济契约体制的空心化——这个契约曾经为资本主义的粗糙边缘打上磨砂。

这场长达四十年的实验，已经失败了。

如今，另类右翼势力以社会保守主义的名义来主导一场反弹。他们主张反“觉醒”、亲“传统”，鼓吹“边境墙”，而与此同时，金融资本依旧横行无阻——依旧是那一套老旧的金融体系。

西方左翼和右翼都在回避物质层面的现实。文化比钢铁更“廉价”。讨论代词或雕像的意义不需要预算、不需要直接挑战资本结构，以及终究不必引发罢工的风险。两者都把失败外部化——一切都是别人的过错。他们还把政治当成身份营销：对他们而言，选民被塑造成需要被动员的部落，而不是安居乐业、得到赋权的公民。

西方左翼的文化转向掩盖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纪律（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包容”）；西方另类右翼的文化转向正掩盖着新自由主义的惰性（对国内寡头而言的“主权”）。两者都没有触及经济基础的问题。另类右翼并没有发明这种逃避机制——他们只是继承了它。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确是文化上的“后自由主义”，但在物质层面依然被套上了新自由主义的马甲。

另类右翼势力拒绝挑战资本，这绝非偶然，而是其政治逻辑的本质所在。西方经济运转的核心是金融、租金与股东至上原则。要想真正遏制因住房危机、就业不稳定与流失、社区瓦解所引发的不安，就必须拆解这些制度根基。

自2000年以来，美国房价中位数上涨了三倍，而工资却没有同步增长。另类右翼将矛头指向移民，却避谈私募基金的大规模收购与邻避症候群（NIMBY）式的土地规划。若要真正解决问题，政府就必须考虑推行土地价值税、公共住房、限制企业购房与零利率贷款等政策。但这样一来，郊区的房产价值就会暴跌，让另类右翼势力失去在金融领域的支持者，也会戳破他们承诺的回归“自由之地”的幻梦。于是，美国民众得到的方案是：五十年期房贷。

科技巨头则通过数据、应用商店税与云计算垄断来抽取租金。另类右翼势力将马斯克和彼得·蒂尔奉为英雄，却忽视他们在推进自动化、科技垄断与监视体制扩张中扮演的角色。如果真要打破平台垄断、强制执行开放协议，那就会威胁到另类右翼自身赖以传播主张的社交媒体平台与渠道。因此，他们宁愿相信马斯克/蒂尔式的“科技拯救神话”，幻想这些“开明的科技企业创始人”能代表追求一个“被救赎的社会秩序”。

他们的金主——房地产大亨、对冲基金经理，以及新兴的“加密货币界巨鲸”——则依赖低资本利得税与资产价格膨胀。征收财富税或将资本流重新导向公共产业，是他们无法接受的。虽然征收关税会推高消费者价格，但这些虚拟资本领域的企业盈利却安然无恙。

特朗普今年6月提交的第二总统任期首份财务报告显示，他与子女共同创立的加密货币公司在去年的代币销售中赚取了5770万美元（约合4.14亿元人民币）。

正如国际贸易问题专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赫夫鲍尔（Gary C. Hufbauer）近期指出，截至2025年8月，“美国企业承担了大约75%的关税成本，主要通过压缩利润率实现。”他接着说：“美国消费者承担了剩下的25%成本，表现为服装、鞋类和家具等生活用品价格上涨。这种分担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未来几个月内，最迟到2026年春季，大部分关税负担都将以高价的方式转嫁给消费者。”

另类右翼需要这个他们所批评的体系。他们没有其他的权力基础。他们的知识界代表——包括播客主、网络意见领袖和自媒体人物——靠煽动情绪谋利，他们从不关心制度建设，更遑论结构性改革。若要制定一份真正的计划，就必须正面应对那套为他们提供资金、庇护与掌声的经济基础。但他们选择了情绪宣泄与金融幻觉。

中国提供了一种对照的模式。1949年建国时，新中国便在理念上明确拒绝了自由主义，并优先考虑生产而非市场，将主权置于资本权力之上。新中国取得的成就并非靠抽象的意识形态宣言，而是具体可见的物质成果。

自1978年以来，中国通过教育、乡镇工业化、土地改革、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化等一系列政策，使8亿多人脱贫，其背后支撑是国家主导的金融体系与关键基础设施投资。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拥有率达到90%以上，而当房地产投机抬头、房价飙升时，国家果断出手——“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在基础设施方面，成果同样显著：4万余公里高铁、99%的电气化率、5G覆盖所有县级地区。以上仅仅是一小部分的关键成就。

国有企业在钢铁、铁路与能源等领域居于主导地位，成为提供“基础设施流通”等核心公共物品的支柱；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如腾讯、阿里巴巴、华为和比亚迪——在国家信贷支持下成长，但始终处于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科技发展也持续加速。中国企业从曾经的模仿与改良，转变为如今的原创与引领。他们与科研机构站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前沿——在电动汽车、电池、新材料与可再生能源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公共研发体系与知识产权吸收机制、超大规模市场相结合，形成了一个高强度的创新生态系统，它并未像西方那样依赖风险投资的“赌盘模式”。

中国敢于在必要时约束资本：它禁止加密货币交易与首次代币发行；当科技巨头偏离服务公共利益的轨道时，国家会出手干预（如蚂蚁集团上市遇阻）；政府很早就开始执行数据本地化与强调信息主权的政策。中国利用市场，但没有崇拜市场。金融服务于实业，而非反过来。这便是带有国家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西方的另类右翼势力无法复制这种模式，因为他们接受自由主义的经济前提，却拒绝其文化前提。中国则是两者双双拒绝。事实上，中国从未被这两个前提所束缚。

另类右翼的支持者基本盘沉迷于象征性胜利。他们的网络生态系统把愤怒当成生意：主张“搞定自由派”、查封书籍、重新命名美国军事基地。至于治理问题——设定优先议题、权衡取舍、长期规划、编列预算甚至拖延——根本无法与这种即时提供的刺激感相抗衡。

今年9月，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美国国防部正式更名为“战争部”，国防部长赫格塞思成为“战争部长”

另类右翼运动的思想领袖从危机中获利，并不关心如何通过结构性改革去解决社会问题。

一份真正的施政纲领需要架构与耐心，需要投入于建设21世纪的工厂，培训工人、资助面向未来的学徒计划，而不是沉溺在对一个虚构的黄金年代的怀旧想象中。这还要求对能源体系和整个供应链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升级。

然而，这些都不在另类右翼的真正议程上，即便偶有提及，也只是被包裹在文化政治的语境之中。相反，另类右翼提供的是一个个“敌人”。工厂依然关闭，房租持续上涨，算法收得更紧。如此循环往复。最终，另类右翼成为了一个他们拒绝取代的体系的泄压阀。

而另类左翼则是“觉醒左翼”的影子：他们同样选择逃避，只是换了身装束。两者都通过强调文化议题来管理衰败，坐视虚拟资本在旁大快朵颐。

中国展现了另一条道路：拒绝自由主义的经济前提，而不仅仅是其社会前提。去建设、去掌握、去引领、去兑现。

真正的后自由主义政治，应当向食利者征税，打破平台垄断以孕育竞争者；应当直面虚拟资本那被掏空的殿堂，拒绝基于私人融资的政治权威；应当宣告：资本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人民与国家，否则它将不会增进任何人的利益。

在迎来这样的改变之前，西方的另类右翼势力仍将是困在那台机器里的幽灵——不敢拔掉插头，只能在一个忘记了如何建设的文明中，陷入无尽的“文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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