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玮：“除了畜牧局不进学校，所有部门都来过”，老师们都在忙什么？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左玮】

“你能相信吗？我正备课到关键处，校领导突然来催促：‘什么时候了还想着上课？多花时间准备打比赛！’”

当我就“非教学任务”询问山东某高中教师阿香（化名）时，她的一声叹息，道出了教书育人工作被非教学任务“鸠占鹊巢”的荒诞现实。

而在四川，一位班主任用更苦涩的方式描述自己的工作状态：“好像做了很多事，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大把时间用出去了，复盘时又感到劳而无功。”这种像一个被抽打的陀螺原地打转的无力感，正在全国各地的班主任群体中如流感般蔓延。

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规定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巡河护林、上街执勤等非教育教学任务。这道政令，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迅速激起层层涟漪。

01.从“讲台上的教书匠”到“教学外的杂役”

“我每天工作约10小时，但真正用于‘传道授业解惑’的时间，可能只有站在讲台上的那几个小时。”一位中学教师的感慨，揭开了当今教师们工作现状的冰山一角。

那么，老师们都在忙什么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的研究数据触目惊心：中小学教师周均工作时间达54.5小时，其中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投入非教育教学活动的时间为10.29小时，高中教师更是高达11.22小时。

“学校的摊子越做越大，越来越多与教学不相关的事情摊到了老师们身上，创文创卫、家庭反诈宣传、家庭燃气安全甚至河湖水塘管理，我觉得某些政府部门领导把教师当成社区干部在用。最痛苦的回忆就是前几年我们当地创文创卫，给我发了个对讲机要求我24小时待机，太折磨人了。”一名英语教师告诉我。

《少年派》剧照

班主任的处境更为艰难。他们的“非教学任务时长”进一步增加到平均12.30小时，堪称“副业扛把子”，任务也更加五花八门：学校安全教育平台学习打卡、“扫黄打非”宣传、禁烧秸秆动员、家庭情况摸底、强制下载APP、观影留痕、填表造册，甚至推销保险。如此繁杂的事务，让许多教师对班主任岗位望而生畏。

“新学期开会宣布班主任名单，场面堪比泰国征兵抽签现场。”湖北一位年轻班主任告诉我。本应由经验丰富的教师担此的班主任，如今却成了“谁老谁有理”“谁年轻谁扛”的“烫手山芋”。

“我原本就带两个年级4个班的主科，课时早已超标。学校强行安排我当班主任，条件是减一节课。”但因班主任本身更需要管理学生以及和家长沟通，她不得不每周多用6课时来处理各种琐事，“我经验不足，处理鸡毛蒜皮的非教务事情反而占用大量时间，已经严重影响我本身的教学工作了。”

谈及班主任补贴，她苦笑道：“我的班主任补贴是300元/月，一年发放10个月。”全国各地标准天差地别：深圳某校班主任坦言每月1500元，重庆某校教师吐槽仅200元，福建、珠海、山东等几名教师则表示“我一个月累死累活做班主任，0元。”

在一些补贴及福利较好的地区，例如阿拉善盟的政策明确高中班主任每月1200元，初中及以下1000元，这个标准以当地经济水平来说相对较高；歙县的做法是明确规定评优评先向班主任倾斜，比例不低于50%；利辛高级中学和东阿县职业教育中心都将班主任工作年限直接量化为职称评审的加分项。个别地区还为班主任提供了就医绿色通道、体检等福利。但即便有评优评先、职称评审等激励政策，大多数教师仍避之不及。

“我的班主任综合征比一些学生的‘开学综合症’还强，有时焦虑到从凌晨的噩梦中惊醒，频繁出现胃痛、拉肚子、手脚麻木等肢体化现象。”一位班主任道出了这个群体的身心俱疲。

02.“家校相看两相厌”

当教师深陷非教学事务的泥潭，教育的各个环节开始出现连锁反应、裂痕越来越多。

对教师自身而言，超负荷运转引发严重的职业倦怠。“巡河巡林消停了，现在又流行起进社区当志愿者、去社会考试监考，一去就是半天，或者到小区捡垃圾。”一位主科教师嘲讽道。

一位教师告诉我：“说心里话，最能治愈我的，就是专心上课；最让我获得成就感的，就是学生有进步。可现在学生越来越不好管，我离讲台也越来越远。”

当教师无法从教学中找到成就感，职业幸福感自然无从谈起。对教育生态而言，这是严重的资源错配，让专业的教育人才脱离主责主业，违背了教育规律。“让非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再让专业的人去找非专业的茬。这就像让厨子去种地，再让农民来炒菜，最后大家都吃不上饭。”

教师无法专注讲台，也引发了大量家校矛盾。

“班主任突然消失三天，语文课全部换成体育课，孩子们说老师打比赛去了。”一位家长疑惑地回忆。教师分身乏术，直接导致备课质量下降、学情研判仓促，“家长辅导改错”“学生互相批改”等现象应运而生。近日一位家长在社交媒体上抱怨：“现在家长越来越全能了，只差教师资格证就可以当全科教师。”一句话引发大量家长共鸣，足见此现象的覆盖面和严重程度已滋生大量怨怼。

家校矛盾的升级远不止于此。各种平台打卡任务让家长不堪其扰，也令教师左右为难。西南某小学班主任坦言：“每两周就要催促家长完成平台学习任务。临近检查时，我还要挨个打电话提醒。频繁打扰家长，他们心里肯定不舒服，我也一直在安抚，但我别无选择。”

此前有网络视频显示，一位家长跪在校门口大喊“校长，我求你了，取消钉钉”，引发关注。

家校信任危机也在其中滋生蔓延。一位家长抱怨：“老师总说忙，可暑假却动员班上几个孩子陪她上街摆共享单车、捡烟头。我不是不支持学校工作，但这是老师和学生该做的吗？”

“连续一周参加非教学任务，作文和家课册带回家都没时间批改，甚至连和学生谈心和深入把控班级情况的时间都没有。”一位班主任愧疚地说，“班上两个学生发生矛盾，好些家长都知道了，我却不明就里。”

家校共育的本意被扭曲，变成了教学任务转嫁通道，变成了责任的“甩锅”游戏，背后是教育功能多年的异化——本属于“统一战线”、都渴望学生好的家长群体和教师群体，成了互相提防的“搭档”——教师被迫将行政压力转嫁给家长，家长在履行“教育监督员”职责时积累怨气，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03.学校何以成为“万能抓手”？

为什么各类社会事务总对学校和教师“情有独钟”？

一名受访校长坦言：“因为对于各个职能部门来说，教师们最好用。文化水平高、沟通能力强、女性居多、刺头少、好管理。”一位相关部门负责人直言不讳地举例：“如果去街道组织活动，基本上要花很大成本才动员得了群众参与。但若把工作交给辖区的学校，让老师们把文件发给学生，几千个学生辐射上万个家长，很容易组织和扩大影响力。”

这种“效率优先”的思维，暴露的是深层次的官僚主义顽疾——各部门将学校视为搞形式主义、捞取政绩的快捷方式。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问卷调查显示，60.4%的教师认为“教师负担过重，首要原因是职责边界不清”。有些部门将学校视为“责任共同体”，把各类社会任务随意摊派；有些地方为追求评比排名，硬让教师充当“执行者”。

“这些年，除了畜牧局不进学校以外，所有的部门都进过学校了。”各类与教学无关的会议、检查、评比，比比皆是；更令人无奈的是，有的活动明明与教育脱节，却要摆拍留痕、写总结汇报，甚至与考核评优挂钩，让校长和教师们不得不放下教学工作去“赶场子”。

文件通知的狂轰滥炸更是常态。市、区县各部门通过教育系统办公平台、QQ群、微信群、钉钉群、电话、短信等各种渠道向学校发号施令。有的附红头文件，有的仅是一段没盖章的通知。

“部分工作直接一纸文件压下来，从不征求学校和家长意见。”一位校长向我大吐苦水，职能部门间的各自为政更让学校苦不堪言。

“疫情结束的这几年，各个政府部门的活动和任务以‘分支考核’的形式‘不可控’地渗入校园，我遇到过多部门‘打架’，在同一天都要求我们学校承接它们各自的活动，都需要占用操场和活动室大半天，我不得不硬着头皮给两头汇报，希望他们商量取消一个。”

这位校长的经历，像“一个媳妇面对八个公婆”，折射出学校在行政体系中的弱势地位。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某些地方政府的权力任性缺乏有效制约。他们将“进校园”视为政策创新点，把学生当作宣传扩音器，将教师编入免费劳动力大军。这种滥用权力的本质，是将教育功利化、工具化，严重违背教书育人初心。

更让一些教师痛心的是，不管是老师或家长帮学生打卡学习，还是一些活动在师生中“重表面轻实效”的形式主义，都被一些早熟的学生们看在眼里。“这种时候，教师的权威、成年人对孩子们的诚信教育、学校走廊里脚踏实地那些箴言，是不是都挺一言难尽的？”

04.“不需要加关注，需要的是减干扰”

教师减负是个老话题。近年来国家层面出台了不少文件，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一些地方阳奉阴违、“创新”摊派的现象依然存在。在此背景下，“教管分离”“双师制”等设想被提出。

在此次采写中，个别班主任和年轻教师们赞成，支持的理由多是希望通过专业化分工，减轻教师非教学负担，让教育者能更专注于教书本身，这在当前教师负担普遍过重的背景下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但年纪较大的教师们及部分受访校长表示反对。他们深层忧虑则在于，在现有教育生态和资源约束下，“教管分离”可能在实践中引发新的形式主义、权力不公和资源浪费，最终偏离其良好初衷。

“教管分离要成功依赖于清晰界定教学岗与管理岗的权责。如果权责划分不清，会导致新的推诿扯皮。新的人员配置也意味着需要更多专职管理人员，这对许多学校，特别是财政支持和教育资源本就紧张的普通学校和农村地区而言，是巨大的挑战。”

近日，教育部最新《通知》的八项措施直指痛点：建立发文审核机制，规范督查检查评比考核，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制度，将省级“白名单”总量控制在10项以内，每所学校每学期进校园活动不超过6次。《通知》的禁止性规定更加明确：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巡河护林、上街执勤等任务；严禁打卡留痕、填报总结等验收方式；不得将参与情况与考核评优挂钩。

这些措施从源头治理、精细管理和监督问责三个维度，构建了教师减负的系统方案，力图变事后纠偏为事前预防。

然而，纸面规定要转化为实际成效并非易事。“不超过1项”、“总量一般控制在10项以内”、“不超过6次”这类具体可量化的指标划定了管理边界，短期内严控社会事务进校园的数量一定会取得部分成效。但从长远来看，要想减轻教师负担，需要厘清政府和学校，包括各级职能部门的权责关系，关键要打破行政权力在学校无序扩张和指挥的惯性。需要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防止政出多门；完善监督问责，对变相摊派严肃追责；更重要的是改变评价体系，不能再纵容行政部门以政绩考核倒逼学校。

归根结底，教师减负不是“减责任”，而是“减干扰”，减负也不是“甩包袱”，而是为教师们“松绑”。让教育回归本源，新规的出台只是起点，关键在于落地生根。答案或许就藏在阿香老师那句最朴素的渴望里——“如果只负责教书育人，那真的很幸福了”。

三尺讲台系国运，一生秉烛铸民魂。当我们停止让教师奔波于无谓的杂役，把讲台这个阵地真正还给教师，教师才能点燃一盏盏烛台，把时间还给家长、把教育未来还给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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