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磊杰：实地调研发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非东北振兴的“良药”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魏磊杰】

近期，我受邀参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组织的团队，沿着“漠河→黑河→同江→抚远→绥芬河→东宁”这一中俄边境线路（主要是G331线），对沿途的历史遗迹、风土人情、口岸贸易进行了为期14天的深度调研。整个行程近3000公里，几乎走遍祖国这只“雄鸡”的大半个“鸡冠”，途径很多或是平生第一次听说的地方，获取了大量直观且鲜活的经验材料。

中俄边疆调研行程图 作者供图，下同

鉴于此番调研聚焦俄乌冲突后中俄边贸现状，所以，本文主要立足于在绥芬河与东宁两大口岸的调研成果，谈谈当下边贸结构对于未来东北经济振兴的影响。

一

从抚远包车直达中俄口岸城市绥芬河，这大体相当于从三江平原的最北端来到最南端。在清末放开入关限制之前，地处黑龙江中下游北端的地区，主要居住人群是从事渔猎的赫哲人，所以，这个地区延续到今天的古地名基本上源自赫哲语；而地处乌苏里江西侧南端的地区，主要居住人群是从事骑射的满族人，自然这一地区延续到今天的古地名多数源自满语，例如佳木斯、牡丹江、绥芬河、宁古塔皆是如此。

虽然抚远到绥芬河距离长达七百多公里，路上用去整整八个小时，但好在路况绝佳，晚上九点抵达，并未感到特别疲累。之所以用“绝佳”来形容，是因为全程高速公路绝大多数时间只有我们一辆车在行驶，令人有种仿佛是在乘坐动车的感觉。此等情况，放在恰逢旅行高峰期的内地，根本难以想象。原因无他，这里人没有那么多，业务没有那么多，时间与效率的价值自然就不会那么重要。

沿途经过很多服务区，大多不是早已倒闭，就是呈现相当萧条的状态，甚至连加油站都被废弃了。中途休整的一个服务区便是典型代表：虽然原初设计得非常精致，诸如超市、司机之家、母婴室之类的一应俱全，但现在整体处于关闭状态，只有洗手间和一个兜售零星食用品的小卖部在营业，看店的是一位早已上了年纪、反应有些迟钝的老人。

沿途相当萧条的高速公路服务区

黑龙江省应是整个东北地区人口外流最为严重的省份，根本原因或许就在于缺乏实业来吸纳足够的就业人口。特别是很多在外地就读的当地大学生，经过自身评估后感觉未来没有太多出路，便不会返乡择业。受此影响，其父母也大多跟着在外工作的孩子迁往他乡。

那么，为何这一区域缺乏足够的支撑就业的实业？沿途七百公里，至少从抚远到虎林，几乎都是一望无际的稻田——这似乎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从历史层面看，当年的伪满洲国虽曾位居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仅次于美苏英），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非常发达，但其工业基地绝大多数集中在南满地区，而非将黑龙江囊括在内的北满。这是因为，彼时的三江平原大多仍是难以开发的沼泽，并不具备进行工业化的基础。虽然建国后，经过铁道兵、劳改人士、知青以及生产建设兵团长达数十年的垦殖，“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成为了中国主要的产粮区，但这反而更强化了此地作为农业区的战略定位。

从现实层面看，沿途的稻田皆为黑龙江农垦集团的农场，而现代农业的全流程基本都是机械化完成的，因此更难吸纳就业人口。加之这些年中央政府讲求退耕还湿、退林还湿，早已停止了三江平原的农垦开发，更是直接“加重”了这一窘迫的态势。

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长期低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归结于人口问题。这一地区面积类同于德国加上法国，但人口只有800多万，还不如内地的一个地级市，而俄罗斯总人口也不过一亿多，甚至不如广东一省的常住人口，这就决定了其本身的消费承载能力相当有限。黑河口岸原本计划年货运总量是680万吨，然而去年只实现了区区80万吨，且根据被调研方的评估，这已见底。这就说明，无论是俄罗斯的东向战略，还是我国的东北振兴规划，首先都需要更为宏观、多方联动的战略思考，以形成一种相互补缺的最终整合效果。

黑龙江边上的中俄界碑

二

作为一座中俄边境城市，绥芬河虽然面积很小（只有460平方公里，大体等于半个新加坡的面积），却像个五脏俱全的“麻雀”（国内市场80%的俄货从此地入关）。中国出口到俄方的商品几乎涉及衣食住行方方面面，而俄方出口到我国的主要集中在两大类：一类是以石油、矿产、粮食、木材为主的大宗商品，另一类是以糖果、蜂蜜、粮油、水产为代表的农副产品。

绥芬河自贸区内商铺中琳琅满目的俄罗斯商品

从进出口结构来看，俄罗斯因承受苏联时代片面重视重工业的历史负资产，缺乏完整的产业链条，加之没有能力进行更新换代，所以直到今天，它只能依托自己雄厚的家底，以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与自然资源来维持国际贸易。

或许也正因其“家底”比较厚实（即便吃老本也能维持几百年），不仅有粮食与强大的军工行业（边疆滨海区的经济大多仰赖于此），还有广袤的国土以及国土之下蕴含的可能还可开发很久的资源，加上整体人口基数不大，生存压力相对不那么强，这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俄罗斯国民不像中国国民那样勤劳、那样有进取心、那样“卷”的秉性。

当然，与一些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类似，这类主要以初级农副产品出口的国家，其产品品质相对而言异常优良。例如俄罗斯的水产品，像海参、鲍鱼、龙虾之类，几乎很少人工养殖，基本上都是野生的；因为采用欧标，对农副产品安全要求较高：一方面，只使用粪肥而不使用化肥，且几乎都是非转基因作物；另一方面，像肉肠、列巴、酱油之类，食品添加剂用得较少，吃起来相当紧实。

本质上，产业链条的完整程度与产品的造假能力成正比。诚如一位受访者带着调侃意味评论的那样，“俄货较少造假，你可以说是对方法律严格，但更具说服力的理由或许在于：对方的产业链不完整，以至于并不具有多少造假能力！”一个生动的例子是，在调研该市俄货集散中心时，我购买了带有精美礼盒的椴树蜂蜜。问询老板娘是否为真货时，她一本正经地告知：“蜂蜜肯定是俄产的，但礼盒却是国产的，他们那边生产不了。”

绥芬河口岸堆满俄货的物流仓库

同时，能切身感受到俄乌冲突的确对边境贸易造成了冲击。其典型体现为：在西方制裁下，俄方对中国的出口依赖度明显增大。

随机访谈几位在自贸区经营的业主，得到了大体类同的反馈：冲突前，俄国民众喜欢丰田、现代等日本、韩国车，但因冲突爆发、西方制裁，即便购买了日韩系车，也难以获得后续服务，所以只能转而购买中国汽车，特别是国产的二手汽车。新能源车陆续问世后，国内二手车存量增加；加之冲突持续，俄国经济欠佳，国民收入减少，中国的二手车自然成了更为理想的选择。冲突前，俄方往往将一等农产品、奢侈品出口到西方国家；现在在西方市场碰壁，改发往中国，而且价格更为低廉。

俄方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种明显不甚“平衡”的贸易结构，因此力求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补救性努力。其突出体现为，较之以往，现在只有四类原木可被出口到中国（针叶类原木根本无法进口），绝大多数情形下只能进口板材——所谓“板材”，就是将原木进行粗加工，切割成“板”状而已。

那么，为何对方要施加这种看上去有些多此一举的“限制”举措呢？想来，这似乎并非单纯基于经济理性的考量，而是通过此举尽可能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尽可能给当地带来一些经济效益，尽可能不“赤条条”地对外出口低附加值的原材料。其更多的可能是基于历史惯性的一种地缘政治考量。这种既需要你但又不能太需要你的矛盾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掣肘未来中俄边贸的深入发展。

三

基于沿途的调研所得，我一直都在思考如何提振这一特殊区域经济的议题。以往人们普遍认为，东北边境地区，特别是黑龙江沿边地区，既有的产业大多围绕进口资源组织，缺乏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吸纳足够的就业人口。为此，人们提出的解套之法是，如何改变此种产业结构，如何通过重塑实现如内地那般的系统工业化。

然而，通过在绥芬河与东宁的座谈与调研，我意识到这种想法根本不具有实现的现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省在中央规划中或许一直承担着“供养者”与“压舱石”的战略定位。在石油、石化、农垦以及林业所带来的重大收益地方财政均难以留存的制度限制下，其实很难指望这里能像内地那样正常发展出像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事实上，未来可行的努力方向或许应当是因地制宜，从“通道经济”最终实现向“口岸经济”转型：与其刻意、不切实际地调整产业结构，还不如将既有围绕进口商品所发展起来的行业做大做强。

典型体现是，绥芬河的主导产业是木材落地加工，但既有的加工大多仍是粗加工，产业链条相对低端（只能制作家具和地板）。如果能有效提升加工设备的科技化层次，将俄罗斯进口的针叶类板材通过深加工，最终制作成用途广泛、具有高附加值的绝缘纸，那么其发展前景肯定无限广阔。

绥芬河口岸木材落地深加工企业

粮食加工也存在类似问题，产业链条较短，目前仍局限于低附加值的饲料生产。如果给予更大的科技赋能，生产出高附加值的蛋白质粉，那么就能打开局面，造就更大的经济增长空间。我所参访的绥芬河一家蜂蜜深加工企业与东宁一家黑木耳运营中心，皆是先行先试、可堪发挥示范效应的代表：前者通过蜂蜜的直接发酵生成酒精（而非最初想象的添加蜂蜜制成其他产品），最终造就出口感更好、更有营养的蜂蜜酒；后者依托先进科技，已经创造出了诸如木耳糖、木耳酱、木耳饮料、木耳粉丝之类的20多种深加工产品。

科技赋能下的东宁市黑木耳数据中心

质言之，边境口岸城市需要因地制宜找准自身定位，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与其治丝益棼、刻意改变既有的产业布局，还不如脚踏实地深化既有的中俄贸易，借助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推动进口商品的深加工与精加工，延长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

要实现这一目标，至少需要两个层面的助力：

一方面，决策者要认识到，保障粮食安全与促进边疆地区的繁荣稳定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可以相辅相成的。本质上，深化与强化边境贸易才是新时代屯边戍边、行稳致远的有效途径。

另一方面，边境城市的未来发展，从终极意义上讲，取决于科技、新质生产力以及能够运用以尖端科技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的人才。毕竟，大多以专利形式呈现的科技成果，往往更倾向于在产业链条更为完整、经济更为发达的南方地区进行转化，确实缺乏将其投入到尚待进一步孕育、发展的边疆地区的动力。科技与人才的匮乏，是制约边境城市产业更新迭代、实现跳跃式发展的实质性因素。

最近两三年，中央为何频频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往，我只是粗略地知晓此举背后大体秉持的行为逻辑；直到当下，我才真正具象地理解了其对于当下中国、对于当下中国边疆治理所具有的政治与经济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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