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刚：当前中国或许不是“有库无智”，而是“有智无库”

如何留住人才？这或许已经成为中国智库建设的一个关键议题。

智库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近年来在中国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它不仅为政策制定提供学术依据和智力支持，更在国际话语权构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通过基于证据的政策分析与国际传播，智库正在成为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的重要渠道，是国家软实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然而在智库建设的背后，一系列深层问题也逐渐浮现：当前中国的智库建设，究竟是“有库无智”还是“有智无库”？在数量增长的同时，如何确保研究成果的质量与影响力？面对数据获取困难、批判性思维不足等挑战，智库应如何构建扎实的研究基础？而在人才争夺日益激烈的今天，智库又该如何吸引并留住那些兼具学术功底与国际视野的青年学者？

就此，观察者网连线了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李刚教授展开深度对话。李刚教授主持开发了我国首个集智库搜索、数据管理与评价功能于一体的“中国智库索引”系统（CTTI），亦是“中国智库治理论坛”的联合创始人。他将结合多年研究与观察，对中国智库的现状、困境与发展路径进行系统性剖析与解答。

【对话/观察者网 郑乐欢】

中国新型智库的“新”是相对的

观察者网：李老师您好，您主持开发的“中国智库索引”（CTTI）被广泛视为中国智库界的“基础设施”。请问CTTI在设计之初，主要是用来解决哪些现实问题？您如何评价CTTI评价体系的搭建对于中国智库发展的作用与价值？

李刚：我认为，设计CTTI主要有几层动因。首先，我本科的专业是图书馆学，而图书馆员做事首先会想到编目、索引和目录，这是在学理上的一个自然思路，也是学术背景带来的影响。

其次，在智库评价方面，基于数据的评价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数据驱动的评价。当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詹姆斯·麦甘他们做的智库评价主要依赖专家问卷，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邀请几千名专家填写——但仅靠主观问卷进行智库评价显然比较片面，我们认为应当加强数据基础，这一点非常明确。

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打算做基于数据的评价。而要做数据评价，就必须收集智库的数据，因此智库系统的必要性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后来我们开发了CTTI系统，这个系统也成为我们开展智库评价的重要平台——这是方法论上的一个选择。当然，这个评价体系并没有排斥专家意见，最后我们也加入了专家问卷，将主观和客观两方面融合，以增强智库评价的公信力。

在CTTI的评价体系下，能够进入CTTI的智库普遍质量是较高的，通过CTTI的工作以及后续的论坛，我们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小共同体，可以说是一个事实上的、比较优秀的智库组成的松散联盟。这种共同体意识，对于促进中国智库行业发展是有帮助的。

“中国智库索引”系统（CTTI）

因为智库在中国过去十多年间其实还算是一个较新的概念，而任何行业都需要有行业认同，智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行业。在西方，智库行业界限非常清晰，比如美国大学的研究中心和华盛顿特区的智库圈就是两个不同的圈子，行业特色和意识都很明确。而在中国，过去这些界限比较模糊。

2013年以来，随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推进，大家逐渐形成新的行业认同，意识到“我们是做政策研究的，属于智库这个行业”。上海社科院所做的智库评价、中国社科院评价院的AMI评价，以及我们的CTTI评价，实际上对推动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共同体——的专业化、特色化，以及增强行业认同，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CTTI不是一个登记型数据库，而是筛选型数据库，因此我们提出了“CTTI来源智库”的概念。这实际上起到了一种认证作用，尽管我们不能说它是一套正式的认证体系。目前我们每两年进行一次增补，每次增补都非常谨慎，会对申请智库进行背景调查、研究能力评估和成果审查，这其中也包含这样一层含义。

观察者网：在CTTI的评价体系中，对于智库主要都有哪些评价维度？

李刚：首先，我们对于所有CTTI来源智库，首要的是确保其合理合法，是一个正规的机构。因此，我们必须查看其成立文件，就像是看它的“出生证”一样。比如，如果是一家独立体制内智库，我们会审阅其成立批文；如果属于社会智库，我们则需要查验其在社科联或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相关文件。当前有一些社会咨询公司，为了提升自身公信力，也会以智库名义活动，我们通过注册文件就能辨别清楚机构性质。这些文件本身也是一种数据依据，所以这一项我们是必须核验的。

其次，我们还会考察其他几个方面，比如专家团队的构成、经费情况、研究成果，以及机构所开展的活动和产生的影响力——例如主流媒体上的相关报道和宣传内容。这类数据我们同样重视，但目前我们不太采纳社交媒体上的数据，主要考虑到如果纳入这类信息，数据采集范围会过于庞大。

总的来说，我们主要关注几个大类，用我们的术语来讲，一个是“产出”（production），一个是“活动”（events），还有一个是“影响力”（impact）。大致是这几类数据，当然这并非绝对，我们也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此外，在评价过程中，我们还会在最终阶段进行一轮专家意见征询，作为整个评审与评价工作的收尾环节。

观察者网：与西方智库的运作模式相比，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发展路径有何不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新”如何体现？

李刚：我觉得“新”是相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中国过去并不是没有智库。比如早在195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曾对财政部作出批示，指出财政工作复杂，要研究其中的规律，建议成立专门机构进行研究。后来财政部就成立了财政科学研究所。基于这一指示，之后很多中央部委和局办也陆续成立了类似的研究所，连体育系统都有体育科研所。这些体制内最早的政策研究机构，在国际上有一个专门术语，不叫think tank，而是称为“政策研究组织”（Policy Research Organization，PRO）。这一类PRO组织，就是中国的老智库。

1956年1月11日，毛泽东同志视察国营南京无线电厂。

另外，在冷战背景下，西方特别是美国对我国实行科技资料封锁，很多重要的科技报告、专利和标准文献都不对我们开放。为了自主发展科技，我国在五六十年代系统建立了一套科技情报所体系——这类机构实际上就是早期的科技智库。所以，之前提到的部委政策研究所和这类科技情报所，就构成了我国传统的老牌智库体系，它们在当时和今天都在发挥重要作用。

那么什么是“新型智库”呢？其实就是希望这些老智库能够结合当下中国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做转型。

首先，在2015年前后，中国开始更加关注全球治理。过去我们在这方面话语权有限，而要想在国际上参与治理、开展对话，智库就必须走向全球。这就需要在观念上适当吸收国际上智库建设的一些做法，比如加强在国际上传播我国的战略和政策，促进智库之间的交流。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到，人文交流中就包括智库交流。这些工作已经超越了传统科技情报所和政策研究机构的工作范畴。所以，“新”首先体现在任务新和理念新。

其次，机制也要新。以前的体制内智库约束较多，而中办和国办《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希望它们在机制体制上做出探索。目前国家高端智库中的24家，就在机制创新方面做了不少尝试，这也是“新型”的体现。

最后，研究范式上也出现了新变化。过去的政策研究主要依靠调研，比如部委的研究院到省市县实地考察。而现在的新型智库，更多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模拟仿真等软科学工具。政策问题是“软”的，但研究方法越来越“硬”，通过数据挖掘等手段获得洞察。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也是“新型”的一个重要层面。

中国智库自身必须认识到，中国早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观察者网：您前面提到了话语权的问题，站在智库界的角度来说，您认为中国智库在中国话语权传播的作用上还存在哪些短板？对此，中国智库该如何发力？

李刚：首先，关于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和国际传播，这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媒体界当然也在做，但智库本身的传播是其中一种特殊类型——它不同于新闻传播，智库报告通常基于详实数据，进行的是所谓“evidence-based analysis”，即基于证据的政策分析。因此，这类报告在客观性和学术性上更强，在国际传播中更容易被认真对待。

我们关注美国智库发布的涉华报告，其实和对美媒报道的关注点并不完全相同。两者我们都会看，但角度不同。过去，西方主要听到的是中国媒体的声音，而现在他们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官方智库的发声。话语权的建立正是通过这些不同渠道共同实现的，当然还包括大学等更学术化的交流。这就像一个光谱，智库处于中间位置：既不像大学那样高度学术化，也不像媒体那样追求即时传播，三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那么，如何评估我们当前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我认为，无论是智库还是媒体，其影响力最根本的来源还是国家实力。中国如今的经济体量、政治影响力以及在地缘格局中的角色，决定了我们说的话有人愿意听。我们做过一个研究：《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作为美国老牌期刊，近十年来刊载涉华文章数量显著增加。究其原因，正是由于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实力快速上升，引发了美国的“焦虑”。这些文章里甚至有不少在反思美国自身、强调中国的成就。这说明，一个国家崛起、国际地位提升，话语权自然会增强。

所以，话语权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单靠宣传“造”出来的，也不是仅凭智库就能根本改变，它依托于一国的综合实力。但反过来，传播做得好不好、智库在国际上发声是否有力，本身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正如约瑟夫·奈所说，软实力至关重要。当前美国政策反复无常，其实正是在损害其自身的软实力；而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则有助于软实力提升。

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明确界定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分量、擅长对外传播的智库，本身就是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必要举措。所谓“新型”，就包含这层含义：智库不能仅仅作为体制内服务决策的研究机构，还必须具备国际视野，承担起在国际上传播中国理念、解释中国政策的任务。

随着国家持续发展，以及智库与媒体等在传播中不断优化表达、增强交流，我们的话语力量正在稳步提升。但若要想提升话语权，智库既要立足国情，也要具备世界眼光，用别人听得懂、能接受的方式去讲述。

我国文化智库类型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智库索引

观察者网：是的，中国国力的上升是一个最根本的影响因素。

李刚：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智库自身必须认识到，中国早已不是过去的中国。如今国家实力增强了，但如果还抱着弱国心态，在对外传播时显得怯生生的，那肯定不行。

具体到如何增强话语权，可以从一些实际做法入手。比如，目前很多智库的报告只有中文版。国际上懂英文的人很多，但懂中文的却有限。如果一家重要智库的报告仅以中文发布，国际读者可能不会关注，下载量自然很低。因此，报告的英文版很重要。

但这里还存在一个技术性问题：报告的英文版本究竟是“中式英语”，还是地道的英文？很多智库在这方面并不讲究。实际上，很多英文报告仍是按中文思维撰写的，而真正有效的传播应使用符合英文习惯的思维和表达，否则很容易引起误解。

目前，国内智库拥有英文网站的本就不多，而其中很多网站的英文并非地道的表达，只是机器直接翻译的结果，外国人看了难以理解。所以说，话语权的建立，讲大道理容易，真正落实却要靠这些细节。这正是智库专业化程度的体现——这些看似微小的地方，恰恰与我们构建话语权的努力紧密相连。

我再举个例子。谈到话语权建设面临的障碍和弱点，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我们中国智库界——即便是大型智库——能够在国际场合游刃有余地使用英文交流的人才太少。有没有这样的人才？有，但仍然非常稀缺。

我们过去在西方培养的一批海归博士，大多进入了学术界，真正投身智库行业的很少。而只有那些在国外有长期生活和工作经历的人，他们的英文才能真正达到应用水平。目前我们很多道理在国际上说不通、讲不清，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不少智库的负责人或首席专家，甚至难以用英文流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当然，话语权的建立最终还是要靠扎实的研究。另一个问题是，我国智库在数据驱动方面仍显薄弱，很多研究报告缺乏充分的数据支撑。整体比较下来，你的观点别人就不那么容易信服。因为智库的特色就在于基于证据的分析，需要建立在长期、系统的数据积累之上。我们在话语权上的欠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自己体系化的数据基础。

别人会去核实你所说的内容。如果你的结论仅是基于主观看法，那它只是一个“观点”，主观性较强，算不上是真正的研究。真正的研究必须有观点，更要有数据支撑。

当前中国或许不是“有库无智”，而更可能是“有智无库”

观察者网：您提到“海归博士大多进入学术界，投身智库行业的相对较少”，围绕这个问题想和李老师讨论一下。您认为学术思维和政策思维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李刚：以社会科学为例，对于学术界的学者——比如大学里的教授——他们最主要的任务除了教学，就是写书和写论文。写论文贵在创新：提出一个好的想法或假说，然后通过问卷、第三方数据等方式收集资料，运用特定研究方法进行验证，从而完成知识上的增量创造。

评价一篇好论文，就看想法是否新颖、数据能否有效支撑分析。至于这项研究未来有没有用、能不能被政府或社会采纳，不是学术界关心的核心问题。

智库就完全不同了。智库研究在完成理论验证之后，还有下一步——如何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议程，也就是进行“政策设置”。举个例子：有一项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家庭养殖对脱贫帮助的研究，通过严谨的学术论文证明了特定养殖方式与规模对提高农民收入有效。如果只是学术研究，到此为止；但作为智库学者，还需要再往前一步——基于这个已验证的结论，撰写具体的政策方案或建议，提交给相关部门。一旦被采纳，就可能形成实际政策并产生社会效果。

因此，我认为智库学者选择的通常是与社会进步、政策议程密切相关的议题。他们首先要在学理上完成验证，然后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并且必须进一步考量建议的适用性、可行性及可能影响。智库研究不是“拍脑袋”提建议——那样还不如直接听经验丰富的官员决策。学者提出的政策建议，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站得住脚。所以，二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政策思维。

智库研究与学术研究差异分析，基于100家智库管理人员的调查。 来源:《智库理论与实践》2023年第4期

观察者网：有很多学术工作者反映，在涉及绩效考核、尤其是职称评定的过程中，政策报告相较于期刊论文的认可度相对较低，这是否也是很多科研人才难以真正扎根智库行业的原因之一？

李刚：作为智库工作者，我们所从事的公共政策分析，本质上是一项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事业。既然服务于公共利益，有时候就不必过度追求来自学术界的认可。我们从事的是公共事业，研究是为了社会福祉，从这个意义上讲，其价值更应取决于社会是否认可，而未必需要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当然，刚才您提到评职称的问题。在职称评审中，智库成果是否被看重，其实与文化环境有关。越是研究型大学，其文化往往越偏向“为学术而学术”，很多做法确实带有象牙塔的特点。大学的学术委员会通常由资深学者组成，他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学术文化——或者说某种“学术偏见”——认为只有在高水平期刊上发表的成果才算学术。至于智库学者撰写的那三五千字的内部报告，他们可能认为“不算学术”，这其实也是一种学术权力的傲慢。

他们或许并不了解，一份高质量的内部报告，背后可能是数万字甚至数十万字研究的凝练。如果我们非要在大学体系里评职称，就必须认识到那是一个不同的赛道。不过，这种现象正在逐渐改变。

近年来，国家强调“破五唯”，倡导“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社会科学研究也要服务于社会和国家治理。因此，不少重要高校，比如南京大学，已经出台了专门的办法，将智库成果与学术成果在评价中等价对待。南京大学还专门设立了“智库研究员”序列，研究员可以评定为正高职称，与教授同级。评审时，在达到基本门槛后，主要依据决策咨询类成果进行评价，这种做法是有其合理性的。

清华、北大、交大也成立了智库中心，体制正在逐步调整，以往那种单一的评价方式正在被打破。

观察者网：有一种说法认为，智库之所以称为智库，其核心是“智”，而不是“库”。而中国智库的数量上来了，但却有意或无意间忽略了“智”。这是否是中国智库目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李刚：我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智库，顾名思义，既要有“智”，也要有“库”。

“智”，可以理解为专家，是智慧的核心；而“库”，则是指一个组织体系。这就好比一支军队，不仅要有军官和士兵作为“智”，还要有后勤、作战、装备等系统作为“库”——只有将人员与体制机制整合在一起，才能形成真正的战斗力。

同样的道理，光有研究员、有博士，那只是有了“智”；但如果没有“库”，也就是缺乏制度体系、资源支持、工作流程和操作方法，那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智库。如果只把智库理解为专家集合，那大学教授在自家书房里不也能完成研究吗？个人完全可以独立完成从选题、查资料到撰写报告的整个过程，那为什么还需要专门成立智库这样的组织？

正是因为现代智库强调“有组织的科研”，内部存在高度分工。一位智库研究员背后，可能有专门的数据团队负责收集和分析数据，有年轻的博士或硕士协助撰写，还有专门的渠道负责成果报送。研究员在这个过程中主要起指导、提炼和打磨的作用。现代智库就像一个专业化工厂，依靠系统分工与制度保障来运作。

传统专家当然也可以以个人名义提交建议，就像各省科协的“科技工作者建议”。但涉及大型评估或复杂论证时，单靠个人是难以完成的。因此，把智库简单理解为“一群专家”是片面的。

有人说现在有些智库是“有库无智”，这其实是对“库”的误解。“库”不仅仅是一个名号，它代表的是背后的平台、资源、辅助力量和质量控制机制。前段时间我在前海智库讨论时就提出：当前中国或许不是“有库无智”，而更可能是“有智无库”——专家不少，但真正建设完善、运作专业的智库并不多。

2025年9月27日，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于深圳举办前海智库院长对话论坛。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李刚教授受邀出席此次论坛，并作题为“关于智库有组织科研的思考”的发言。

很多机构只是空有智库之名。我认为，理想的状态是“有库有智”，“智”与“库”应当融为一体——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很多同行的认同。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把“库”理解为一个有支撑能力的系统，而不只是一块招牌。如果只重形式，那确实是“有库无智”。从我作为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正是加强这种有组织、体制化、机制化的智库建设——而这恰恰是我们目前比较薄弱的一环。

“如何留住人才”或许已经成为中国智库建设的关键议题

观察者网：您曾提出高校智库面临“三明治瓶颈”。如果将视野扩大到整个中国智库体系，您认为当前制约其产出更高质量、更具影响力成果的最核心瓶颈，是源于体制机制、资源分配方式、还是人才评价标准？

李刚：这个问题确实非常关键，但我不认为它是一个简单的“三选一”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并非所有智库都缺乏高水平成果，我国一些重要的大型智库仍产出了不少高质量的研究，这一点要客观看待。

影响智库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当前最突出的障碍之一是数据与资料问题。虽然我们身处大数据时代，但中国的智库学者实际上处于一种“数据贫瘠”的环境。许多关键、客观、真实且系统的数据难以获取，部分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封闭文化——某些部门或机构出于“敏感”等理由不愿共享数据。然而，如果连基本的数据都难以获取，高水平研究自然无从谈起。

其次，不少中国智库尚未充分认识到数据和资料积累在研究中的根本作用。它们可能缺乏长期运营的意识，更多被绩效考核所驱动，急于产出成果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却忽视了系统性地收集、整理和建设数据资源。外部环境固然有制约，但智库自身是否主动构建数据基础也同样关键。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缺乏扎实的数据积累，研究成果的深度与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

第三个原因，在于我国很多智库目前仍然缺乏批判性思维。人云亦云的现象比较普遍，自主创新和敢于提出不同见解的勇气不足。古人尚且讲“语不惊人死不休”，智库若缺乏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高质量成果便难以产生。这是一个涉及思维方式与学术观念的根本性问题。

此外，我国智库仍面临高水平专家不足的困境。顶尖学者往往集中在重点高校或科研院所，而智库领域的高层次人才相对稀缺。像北大国发院、人大国发院以及中国社科院等，之所以能产出高水平成果，正是因为拥有领军型的专家资源。反观许多智库，专家队伍水平参差不齐，这直接制约了成果质量。

因此，在高端人才不足的背景下，更应发挥“有组织科研”的作用，通过团队协作和制度化的研究机制，弥补个别专家能力上的不足，从而整体提升科研成果的质量与水平。

我国8家代表性智库人员考核与晋升情况（2017年）光明日报

观察者网：除了您提到的吸引顶尖学者的问题外，吸纳青年人才是否也是中国智库的一个重要课题？目前来说，“如何留住人才”是不是中国智库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挑战？

李刚：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当前智库对青年学者的吸引力确实有限，尽管年轻人中不乏高水平人才，但他们往往更倾向于选择高校或科学院、社科院这类机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地方的职业路径更清晰、发展前景更明确。

相比之下，智库在职业发展方面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以美国为例，其智库能够吸引优秀中青年学者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旋转门”机制——学者在智库工作期间，有机会通过政治任命进入政府担任要职。这种从智库研究员到政府官员的转型可能，对于有志于参与公共事务的年轻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在我国，部分部委下属的智库也存在类似情况：一些表现突出的中青年专家可能被上级部门选拔任用，这虽然对个人是好事，但对智库而言却意味着人才流失。不过，这种机会在我国大多数智库中仍然较少，由于职业前景不够明朗，因此很多年轻人仅将智库视为过渡性选择，很难吸引到顶尖的青年学者。

此外，智库工作以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为主，需要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经验积累。年轻人在刚进入这一领域时，往往难以迅速胜任“出谋划策”的角色，需要一个较长的沉淀过程，而这一点也不是所有年轻人都愿意或能够承受的。

当然，智库自身在青年人才培养方面也承担着重要责任。关键在于是否愿意给年轻人压担子、创造机会。以我所在中心为例，在与外界合作完成咨询项目后，我会让年轻的博士生去进行汇报，而不是由我亲自出面。这样的机会不仅增强了他们的信心，也帮助他们在实践中快速成长。因此，各智库是否重视并系统培养年轻人，也直接影响其吸引力和人才梯队建设。

观察者网：有智库工作者反映称，智库的报告任务常常会把研究人员的时间切割得比较碎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开展系统性学术研究的动力和精力投入。由此我在思考，这是否也是影响青年学者选择职业方向的一个现实因素？当年轻人进入智库领域后，是否容易面临学术积累与政策需求之间的张力，甚至出现某种脱节或失衡？不知道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李刚：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也不应夸大其词。作为一名智库学者，必须树立研究领域的观念——明确自己深耕的一到两个专业方向，并坚持长期跟踪与研究。这并不是说作为后辈学者可以对所有政策议题来者不拒，什么任务都接；相反，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比如，如果你专攻产业政策，特别是芯片产业，这时如果突然让你去研究服务业政策，那就应当有所取舍：那不是我的方向，我不做。但如果任务与半导体材料相关，虽然不完全相同，却仍属于你的专业辐射范围，那就可以接受。也就是说，研究应围绕自身方向长期积累，使政策议题基本不脱离自身的学术领域。

智库学者不能变成“万金油”——上面布置什么就做什么，不管是否与自己的专业相关。那样不仅会让人丧失方向，甚至迷失自我，最终荒废专业。

为什么我们强调“不忘初心”？因为智库工作在大范畴上仍是学术工作，这一点与社会上的咨询公司有本质区别。智库本质上仍是学术型机构，应当以学术为“体”，以智库工作为“用”，做到体用结合、不相割裂。

智库全职人员/兼职人员比例分布表（2017年）《光明日报》

观察者网：对于未来希望投身于智库界的青年人，您会给予他们哪些最核心的建议？

李刚：我认为，首先要具备公共服务的精神。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确实需要一份情怀——这不是说大话，而是要对公共服务有真正的热忱，要有服务于党和国家大局的觉悟。如果缺乏这种内在动力，很难在智库这条路上坚持下去。你必须为自己的工作找到意义和价值所在。

其次，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智库成长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期间的历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绝不能忘记学术研究是立身之本；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策研究和调查研究这些智库的优势所在。要对自身定位和发展路径有清醒、客观的认识。最后，要认识到现代智库已经进入数据驱动和人工智能赋能的新阶段。在技术应用方面，必须紧跟时代，努力成为运用新方法、新技术的先锋。

如果一个从业者既有扎实的学术功底、丰富的社会阅历，又熟练掌握现代技术，那么在智库中就很容易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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