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默：防止欧洲“印度化”，安世事件不能息事宁人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雁默】

“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允许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

安世这起抢劫案令人匪夷所思，美国想抢TikTok尚且千折百回，就算是印度也需要酝酿养套杀技俩，荷兰用冷战时期的法规直接“零元购”中国公司，侵门踏户，底气何来？又意味着什么？我们该怎么处理？

这并不是一起孤立的“强盗案”，其背后的脉络是中国与大西洋联盟的博弈，荷兰对中国恶劣的硬刚姿态，对齐了老板欧盟的策略，也对齐了老板的老板美国的需求。

荷兰政府抢劫的理由是，安世企图转移关键技术到中国母公司，导致“公司内部独立性受损”。不过，其真实原因是美国技术管制。釜山会晤后，美方暂停了技术管制，但荷方仍以“避免关键技术流失”为由，负隅顽抗，而其背靠的是欧盟“去风险”排华战略。

如果无法借由此事件让欧洲认清“列强掠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不能怪这些海盗豪横有理，明抢无罪。

我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杜绝欧洲国家的强盗行为，维护中资利益，同时保持对欧贸易增长。两个子题是，怎么处理能立竿见影？以及如何掌握关键技术？

结论说在前面，这题不好解，且战且走，见机行事，可能是唯一的途径。

荷兰明抢安世，背后是中国与大西洋联盟的博弈

既然脉络是中国与大西洋联盟的博弈，而美国是头目，那么如果该联盟成员作妖，就要将美国卷入纷争，以避免“上士对下士”。对欧洲，我仍维持先前“分而治之”的主张，大西洋联盟有其韧性，也有破口，切莫以错误的大局观绥靖欧洲。

所谓“分而治之”，不见得以国家为单位，也可以党派为单位寻求团结，我们应与欧洲务实派深化交往——例如德国的另类选择党、捷克的不满公民行动党——削弱欧洲建制派奉行的“去风险”路线，若中方对欧绥靖，不利于这类政党崛起。

是的，釜山会晤后，中美平起平坐了，但上次说过，中方并未取得实质层面的胜利，因为双方对抗的本质并未改变，以致未来一段时间，美国会回避正面冲突，通过代理人给中方使绊的力度则会有增无减，而欧洲仍是最可靠的美国代理人。

简言之，对美国让步所造成的损失，欧洲会企图从中国这一端补回来，以致中美关系趋缓，中欧关系却更为紧张。

虽然理论上中方与欧方同是美国抢劫的受害者，双方应正向互补，但在实务上，欧洲面临的是双重困境。从他们的角度看，中美同样都是“劫匪”，美国是直接抢，中国则是透过超强的工业实力与自由贸易规则间接抢。

我已提过数次，当前中国最大的弱点，就是超强的生产力，而且这种生产力现在还包含强大的创新力，等于取得生杀大权。

如果中国经营自己的“阵营”，伙伴国会慕强，搭便车发展，但北京不搞阵营对抗，因此在取代“阵营”概念的新模式成形以前，拥有广大市场的国家或超国家联盟，会视中国为危机，毕竟，自己的产业因落后中国而难以生存，比起被美国刮几层皮要严重得多。

据此，中国对美国“硬刚”只是第一阶段的危机处理，第二阶段则更棘手，对欧洲该采取的战略是软或硬，不好拿捏，简单衡量利弊的算法是，若再失去欧洲市场，该从哪里补回美国那一端的损失呢？

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洲出口同比增长3.5%，工业机器人第一季度同比成长81.9%，高端机床第一季度同比成长11.7%，电子电器同比增长7.7%，日用化学品同比增长16.1%，新能源车同比增长82%。

荷兰，乃至于欧盟，对中国拿翘的底气，主要也就来自于此。

冷战思维阴魂不散

虽然，我们大可说，阵营对抗模式已经落伍，中国主张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然而从务实面看，世界大同的第一个难关是——如何不断发展自身，同时又能给别人留口饭吃。

市场经济的底层逻辑是自由竞争，优胜劣败，西方信这套，因此当他们处于弱势，必然会更依赖阵营对抗模式，并为中国按上“反自由竞争”，胜之不武的罪名，并发起群攻，也就是所谓的“补贴不公”、“产能过剩”。

荷兰用冷战法规明抢安世，意味着大西洋联盟并未放弃冷战思维，相反地，其阵营对抗心态根深蒂固。对此，企业虽然比政治务实，但遇到生存危机时，任谁都是不讲武德的，它们会默许，甚至鼓励排外性质的政治干预，以维护自身利益，并美其名曰“去风险”。

我们应该认清的是，中国与大西洋联盟之间，任何重大的贸易、商业或技术争端，都已不是讲道理的议题，而是讲“后果”的议题。

如上所述，既然人家断言你胜之不武，剩下的问题就仅仅是谁有能力诠释，甚至更改游戏规则，而这端视冲突中双方得到了什么后果，白话说，轻伤的赢，重伤的输。

回看2024年中欧最大的争端——新能源车保护主义，欧方祭出反补贴关税，中方对部分欧洲进口商品课征反倾销税以及调查。这个案子并没有结束，双方且战且走，中方加快了在欧洲设厂的进度以回避关税，欧方则在最近扬言要对中国投资“设定条件”。

即便欧盟设下关税壁垒，2025年1-9月，中国新能源车出口仍旧在欧洲同比增长52%，出口232万辆。与此同时，2025年上半年，欧洲汽车出口到中国的数量同比下降42%（注1）。

掌握优势的中方，战略是维持（哪怕是已经变形了的）自由贸易，要的是实质收获，而不是互相毁灭。处于劣势的欧洲则会不断发展出新的保护主义壁垒，最终有可能完全放弃自由贸易。

换言之，中方维持自由贸易的战略，随着自身技术与体量的不断扩大，只会受到愈来愈艰巨的挑战。尤其是面对大西洋阵营，若中方没能提出“给别人留口饭吃”的方法，或没能让欧洲尝到违规的恶果，安世事件不会是最后一个“强盗案”。

德国，在2024年新能源车争端中，本属于相对排斥保护主义的一方，因为车企在中国市场有庞大的利益。不过到了今年，中方的稀土管制以及安世事件造成的芯片供应危机，促使德方削弱了自身对自由贸易的信仰，而车企一方面在生产端遇到芯片供应危机，市场端在中国销售下滑，新能源技术端迟迟追不上中国车企，此一局面也将动摇德国企业的务实取向。

从稀土到车用芯片，我们可以将欧洲新一轮的“恐华症”看成中美博弈的附带损害，也可以视为中国不搞阵营对抗的天然包袱，具体的问题在于，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投资已然不安全，该怎么办？

当前，中国对安世事件的处理是“顾大局”，为了确保新能源车在欧洲的增长，需维持供应芯片给欧洲车厂，使得荷兰政府的强盗行径没有获得应有的后果。但如前述，此一战略的持续性大有问题，“斗而不破”需要更灵活的战术应变，必须考虑对恶行重大的对象各个击破，方能维持大局。

防止欧洲“印度化”

安世事件是2024年新能源车争端的衍生剧，它标志着新形式的保护主义壁垒正在酝酿与测试，荷兰政府明抢中国企业没事，可能会鼓励其他反华政府效仿，并借鉴印度的“养套杀”技俩，躲在大西洋联盟阵营里负责斗争中国，然后让欧盟出面负责“不破”。

因此，对荷兰政府，切莫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但思考有效的做法，要先搞清楚荷兰凭什么拿翘？

只要市场规模够大，又有心采取保护主义，外资在这种地方就会面临政治风险，特别是不同“阵营”的外资，尤其是属于战略产业的外资。

中国对欧洲投资的脆弱性，在安世事件中被凸显；中国对荷兰的投资集中于战略产业，也就是半导体业，在欧洲转向与美国同步，保护战略产业的趋势下，中资又更显得朝不保夕。相对地，荷兰对中国的投资分散，风险可控。

欧盟站在排华性监管的立场，从大战略的角度考虑，荷兰再土匪，也会予以维护；所以，除了中方需要欧方市场，以部分弥补流失的美国市场外，欧盟“疑华”是荷兰拿翘的第二个底气。

再者，在车用芯片的技术端，由于半导体是全球分工，即便是成熟制程芯片，中国也尚未建立完整的自主技术与供应链，例如高阶SiC/GaN芯片依赖进口IP，高纯度晶圆材料（如硅、GaN基板）依赖日本/德国，光刻机仍依赖ASML。这是荷兰拿翘的第三个底气。

当然，也有中荷相互依赖之处，如半导体产业的原材料、成本、供应链完整度和生产能力，没有中国，别说荷兰，整个欧洲都无法完全自主。虽然如此，荷方只要掌握以上三个优势，就能以小搏大。

白话说，无论是出口或投资，中国依赖荷兰（尤其是高端科技产品），而不是相反，所以仅惩罚荷兰，对我方不太划算。

我猜，即便荷兰继续硬刚中国，中方仍不会以全面断供车用芯片的方式应对，因为这扩大了欧洲的抵触，反而让荷兰获得同情，并可能促发欧盟成员狼狈为奸式的团结。

擒贼擒王，如果事件的起源是美国，中方最佳的解决之道，就是将美国代理人的行为都视为美国行为，并置于中美博弈的框架下处理，以简化问题，避免让自己忙着到处扑灭遍地烽火。

另一方面，德国是荷兰最重要的经济支柱，若荷方姿态强硬，中方可对荷兰关上谈判大门，只与德国谈，多使用外交工具，少使用经贸与技术工具，以避免实质损失。

另外，全球汽车大厂过度依赖安世，无论这家公司是中国籍或荷兰籍，都得有平替公司迟早会出现的心理准备。虽然在技术上，本就有许多家平替公司，例如英飞凌、安达美、意法半导体，但这些公司专注领域不同，难以实时补上安世的空缺。

这次荷兰政府的土匪操作，会激励这些平替公司重新布局产线，分食安世当前的占有率，包含同样具有半导体生产实力与汽车大厂的日韩两国，也会新增车用芯片产线，中长期对荷兰不利。当然，这也激励了其他中国本土公司进入市场。换言之，全球供应链重组恐怕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主要的不确定性都来自美国的政治干扰，这便是为何擒贼擒王是中方的最佳策略。中方若想维持供应链稳定，或在供应链重组时有利于己，就必须继续用稀土压制美方，别让华盛顿笑着坐山观虎斗。

在重大事件上，应当用实力让大西洋头目去规范小弟，少去跟小弟讲道理。

2024年欧盟贸易伙伴前五名

最终还是关键技术最关键

经贸产业上的博弈，最终还是关键技术最关键。

车用芯片的关键技术，多基于全球开源架构（如ARM、RISC-V）与国际标准制程，专利多在美日欧手上，中国在技术上的超赶，目标是完全自主，并达到“立规矩”的地位，当前虽然已有可观的成果，但还未达标，因此这场博弈还有很多硬仗要打。

功率半导体、微控制器、系统级芯片、AI与计算芯片、通讯与安全芯片、传感器与存储芯片，中方在这些领域的进步飞快，但未达到独家技术的层次，这些都攸关供应链重组是否有利于我方。

欧洲的“芯片法案”若想成功，需要两个要素，其一是“成功吸引投资”，其二是掌握大客户。当前，芯片荣景来自于美国AI大客户，特朗普也成功地强抢了投资，甚至连欧洲资本都往美国流动，这使得欧盟只剩中国可以合作，但荷兰的土匪行径恶心了中资，间接确保“芯片法案”的失败。

中国的技术进步仍在加速，虽然还没到技术立规矩的层次，但此一技术发展前景足以让中方在投资层面向欧方立规矩。我们的底气来自于生产性价比，安世若不由中资经营，其车用芯片价格势必飙高，致使平替公司更容易吞食其市占。

因此，虽然部分关键技术仍在大西洋联盟手上，但欧方的“去风险”战略只会弱化其优势，中方要用实力与欧方对话，以行动展现损及中方利益的后果，而不是循循善诱讲道理。唯有让欧洲实感“去风险”正是风险最高的选项，才能稳定局面并促进对欧贸易增长。

“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允许的”，杜斯妥也夫斯基这段话的意思是，道德建立在对奖赏的渴望或对惩罚的恐惧之上。荷兰政府不讲武德，以为上帝不存在，中国就应给予恐惧，此风不可长，否则不断崩坏的欧洲必然会“印度化”。

注1：数据来自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AC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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