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台独”的历史根源：从“白团”到“台湾帮”——作为中国叙述的“台湾问题”

今天台湾地区的政治图景固化在“台独”或“独台”的困境或危机中，而来自台湾地区内部的“社会主义统一派”的声音开始突破重围。“社会主义统一派”致力于修正 “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的历史叙述，强调“二二八事件”实质是国民党腐败导致官民冲突，由此促使台湾地区一代年轻精英转向红色中国。

在2016年第6期《开放时代》杂志中，本文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吕新雨从分析台湾地区的当代政治格局出发，回溯其在冷战结构中的历史根源，指出所谓“太阳花运动”与“台独”思潮的背后，实质上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与台湾内部蓝绿政治危机的交织结果。而台湾社会的撕裂与经济困境，则源于意识形态对现实发展的扭曲。

文章以蓝博洲与陈明忠的研究为线索，揭示台湾近代史中被压抑的左翼传统，并进一步指出“台独”意识的形成与蒋介石政权依托日本“白团”、延续冷战反共结构密切相关。全篇试图打破冷战叙事的束缚，以历史的还原为两岸关系的未来提供新的理解视野。

【文/吕新雨】

一、引言：今天的台湾问题

2016年5月20日，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宣誓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国民党与民进党的两党政治进入新一轮的蓝绿循环。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就职也是2014年3月台湾学生反《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之所谓“太阳花”运动的成果，当学生们冲击立法院，蔡英文、谢长廷等民进党领袖奔赴现场力挺，并非偶然。所谓“太阳花”运动，实质是台湾地区两党政治危机的内爆，无论蓝绿阵营，这一政治危机其实是共享的，即这一政治危机受制于台湾地区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历史与现实的位置，及其在后冷战时期的角色，它使得目前台湾地区的政治图景固化在“台独”或“独台”的困境或危机中。

自2013年中美首脑在安纳伯格庄园会谈以来，中国与美国形成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博弈框架。事实上，正是中国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西进战略遏制了美国重返亚太的步伐，并实质上成为西方“普世价值”新的竞争性话语，而这才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石，平衡从来都是动态的角力过程，中美关系从来如此。这一大格局需要先厘清，这也是今天进一步分析台海局势的前提。只要这一中美基本平衡不被打破，台湾地区分离主义的政治空间就会被压缩。这可以类比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建交之后，台湾地区被迫放弃军事威权体制。

但是，另一方面，大格局能否锁定，却是以区域博弈为前提的，这就为区域冲突重要性的上升制造了条件，台海问题与南海问题一样——美国借此作为重返亚太的战略步伐，以及制衡中国的砝码，却因此更加活跃。7月12日，所谓“南海仲裁案”宣判菲律宾胜诉，否认中国“九段线”，美国率先表态要中国遵守仲裁。7月13日，韩美宣布萨德反导弹系统在韩国部署。一系列重大事件接踵而至，世界局势波诡云谲、风云变幻，2016年注定将是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关系表现在台湾问题上，则是蓝绿共享的、基于冷战的政治意识形态与美国重返亚太之间的配合，和台湾地区经济事实上承受“中国崛起”强大辐射之间的悖论。这一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与扭曲在台湾地区社会不断内爆，“太阳花”是这一危机的加深和表现。随着民进党新一轮上台，对执政“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汲取会进一步加深，涸泽而渔，台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困境会因此加剧。在世界经济陷入不稳定和动荡的历史关头，台湾地区经济发展如果不搭乘中国大陆经济高速发展的火车，几无可能解决困境。“太阳花”运动以社会运动与政党政治联袂的方式狙击两岸经济融合，并无前途。但是，社会的两极化和撕裂——这一在过去十余年间加速发展的危机，却有可能如失闸列车。

这也意味着台湾问题背后，即处于剧烈变动世界的格局将继续以不同的方式制约和影响岛内的政治格局，因此，需要把动态的变化与结构性制衡结合在一起来测绘。

在此视野中，作为致力于打破“台独”和“独台”困境的艰巨努力，来自台湾地区内部的“社会主义统一派”（以下简称“统左派”）的声音开始突破重围，在海峡两岸逐渐浮出地表，值得特别重视。“统左派”包括台湾原住民部落工作队、台湾抗日志士家属联谊会、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台湾劳动党、夏潮联合会、《海峡评论》杂志、中国统一联盟、人间出版社，以及因应两岸和平发展新形势而于2014年由以上8个团体发起组成的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与劳动人权协会、《远望》杂志、辜金良文化基金会、中华基金会等相关团体，虽然目前属于少数，或极少数力量，但却是台湾地区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继承，它的历史脉络需要新的理解，其发展潜能需要重新评估。

自2014年蓝博洲的《台共党人的悲歌》在中信出版社出版，至2016年4月《无悔陈明忠回忆录》在三联书店出版，围绕着两书的议题，两岸都展开了一系列重要讨论。本文以蓝博洲的历史考察和陈明忠的口述史作为左翼的阅读线索，勾勒这一拨重新崛起的历史叙述，即台湾地区“统左派”所致力于对台湾地区历史的拨乱反正；作为对比阅读的则是右翼《蒋介石与白团：最后的帝国军人》一书，它的中文版2015年1月由联经出版社在台湾地区出版。事实上，它们分别从左右相反的方向撬动了台湾蓝绿政党政治所共同奠基的历史叙述。

二、解开历史叙述的纠结：“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真相

“统左派”致力于修正的核心历史观不是别的，正是“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它们触动的是台湾地区社会的交感神经，也是蓝绿阵营历史叙述的枢纽和关键——只有解开此结，建筑其上的意识形态才会崩解。“统左派”强调“二二八事件”实质是国民党腐败导致官民冲突，由此促使抗日的台湾地区一代年轻精英转向红色中国。蒋介石政权来台最初被清洗迫害的恰是外省人，抗美援朝之后，在得到美国支持下，蒋始放胆大开杀戒，屠杀左转的台湾地区的本土精英和平民，一代人倒在血泊中，是为“白色恐怖”。这一历史被国民党刻意湮没，并被民进党蓄意曲解——这是今天的海峡两岸首先必须面对的历史大考。2016年4月25日，蓝博洲应笔者邀请在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做了题为“寻找被湮灭的台湾理想主义”的讲座，通过讲述台湾地区先烈共产党人郭琇琮的人生故事，他尖锐地指出：台湾人已经成为历史的难民。

“二二八”事件

其实，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红色中国的周边，“白色恐怖”不仅发生在台湾地区，也发生在印尼、韩国、越南等地。大规模对共产党和倾向左翼的平民恐怖镇压和大屠杀，都是美国支持下的威权军事政府所为，一如台湾地区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但是，在美国主导的冷战话语霸权之下，这一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被抹杀的。1993年，台北六张犁墓地发现201个在马场町刑场枪决而被时代弃葬的50年代“白色恐怖”牺牲者。据民间机构的统计，“白色恐怖”期间被以共党罪名杀害的人数约五千人，被判处徒刑的上万人。而按照陈明忠的估算，因为“匪谍”案件被捕者达十四、十五万人，其中约40%是外省人，而当时外省人占台湾地区总人数不到15%，可见“白色恐怖”并不是族群问题，而是“白色恐怖阶级对所有被统治阶级的恐怖行为”。[1]

2002年由于台风掀开了一个埋有众多遇难者遗骸的墓葬，韩国李承晚政权对共产党和受牵连平民的大屠杀才陆续在公众面前被披露，2008年美国档案馆公布的解密档案证实了这场大屠杀，据历史学家统计，死难者高达十万之众。而印尼在美国支持下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苏哈托政权对共产党和平民的大屠杀至少三十万以上，却直到美国导演奥本海默2012年拍摄纪录片《杀戮演绎》、2014年拍摄《沉默之象》之后，才得以逐渐为世人所知。更不用说1950年—1975年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美国直接军事对抗红色阵营，造成包括平民在内数百万的死亡。其实，如果把50年代以来美国在亚洲的行动逻辑与其在拉美、中东的表现放在一起，可以清楚地看到同一逻辑在不同时空中的演示。

但是，20世纪针对共产主义运动而兴起的、包括上述大屠杀在内的法西斯主义行径最终被归结为民族、种族和族群问题，却是21世纪的症候。它与今天重新复活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种族主义和狭义民族主义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不同面向——这已经成为今天这个世界上难以打开的巨大纠结，并从中不断内爆出新的暴力和人道灾难。正如非洲学者穆罕穆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在《好穆斯林、坏穆斯林：冷战与恐怖的根源》中以清晰的历史脉络所描绘出的那样，美国的中东战略正是今天世界“恐怖主义”的来源。[2]

今天的后冷战时期，世界主流媒体的历史叙述（包括中国大陆在内）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在冷战的框架下，继续型塑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以及中国在其中的位置、海峡两岸的关系。所谓台湾问题的死结其实正是这一序列的后果。在蓝博洲看来，“白色恐怖”不仅仅是杀了多少人的问题，而是摧毁了日据以来台湾地区进步思想的传统，也因此消除了台湾地区社会的良知与正义，以至于整个社会思想意识长期陷入丧失民族主体性的可悲的虚脱状态。

蓝博洲讲述了他如何从一个懵懂的乡下野孩子，受现代主义影响成长为找不到生活意义的文学青年，在冥冥中，通过文学的方式，忽然与台湾地区处于地下的、被湮没的红色历史相撞，所受到的心灵震撼和成长历程——这一看不见的“理想主义”顿时攫取了他的全部身心，让他立志要把自己的生命也献祭给这一历史。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力量能够让一个60年代出生的台湾地区文学青年从此放下一切，无怨无悔，自觉地把自己的个体生命与此相连？为了这些被遮蔽与遗忘的故事能够被重新讲述，蓝博洲做了艰苦卓绝的档案调查，大量寻访当事人。对于被权力刻意掩埋的历史来说，重新挖掘的困难，以及各种政治与经济的压力，在今天台湾地区社会的政治生态下是可以想见的。但是蓝博洲执意用自己手中的笔去穿透既有的冷战历史叙述的铁幕。因为这样的重负和孤寂之路，他有时候也会表露出一丝怀疑，以一己之力对抗这一强大的历史霸权，究竟能否产生意义？对于解开这一巨大的历史纠结，到底能否产生影响？也许我们今天尚无法给出答案，的确。但是，共产主义运动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这一在台湾地区被隐匿和镇压的巨大存在，是必须面对的，这一巨大的历史纠结和伤口必须被重新打开，民族的未来才有希望。未来是从现在开始的，现在是从过去生长出来的，正如蓝博洲的工作所证明的那样。撬开历史的巨石，缝隙下才会有绿草的生机，才能重新开辟出新的历史视野和历史动力。

通过蓝博洲展示的照片，这些死去的英灵年轻的面孔穿越时空与我们面对面。与这些澄澈的眼神对视，我们会发现他们还活在今天。守护着这些在“白色恐怖”中为理想主义而献身的英灵们，蓝博洲把自己当年所感受到的震撼如火炬般传递给我们，让我们与20世纪最波澜壮阔的历史有了心灵的对撞。历史需要激情，也需要理想，才能够传递下去。历史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被激活。

三、从“白团”到“台湾帮”：“台独”的历史根源

其实，蓝博洲讲述的这些故事我们既陌生又熟悉。作为20世纪50年代台湾地区共产党人的故事，不难发现，它们实际上就是20世纪中国的故事，与中国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血脉相连。蓝博洲用“历史的难民”来形容今天的台湾地区，批评今天不愿意当中国人的大陆人比台湾人还多，都是陷入一种历史的难民记忆里。的确，持续发烧的民国热，把民国看成是一个黄金时代，在蓝博洲看来都是奇怪的谬论，这本身不就是“历史难民”的表现吗？他难掩悲愤地说，蒋介石把进步的抗日青年都抓去坐牢、枪毙，重用一些当汉奸的人，把是非、忠奸都颠倒了，社会价值和正义都破坏了。蒋一方面重用由日本关东军组成的“白团”来训练“国军”反攻大陆，另一方面用依托武力的土改逼出了旧地主阶级反共反蒋、亲美亲日的“台独意识”。大陆一些历史学家对蒋介石的肯定，在他看来怎么样都无法接受，蒋有什么“民族大义”？！不过是坚持所谓“汉贼不两立”而已。现在竟然还有人歌颂蒋经国是民主的，这是历史事实的颠倒，他不得不如此，国民党的“独台”政策就是从自称也是台湾人的蒋经国开始的，因为反攻无望而开始搞“独台”，即不改变国号的“台湾独立”。

蓝博洲：《台共党人的悲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蓝博洲提到的“白团”问题，1996年台湾林照真曾出版《覆面部队：日本白团在台秘史》初揭面纱，2008年《朝日新闻》前驻台北特派员、日本媒体人野岛刚开始调查此事，他撰写的全面披露此段历史的《最后的帝国军人：蒋介石与白团》一书，2014年出版于日本，2015年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中文译本。不是“二二八事件”之后，而是自1949年7月败退台湾伊始，蒋介石就开始秘密组建和重用前日本帝国旧军人为成员的“白团”，他们同年秋天陆续抵达台湾。这是一个对抗红色中国、前后延续二十年（1949—1968）的大规模、有组织性的军事支援活动，与抗美援朝战争和越南战争几乎平行，其实并不奇怪。“白团”名称来源于日本前陆军少将富田直亮的中文名“白鸿亮”，以“白”为姓，正是包含了对抗共产党“红色”之意。中华民族刚刚浴血奋战把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扫除台湾，蒋介石就从后门把这些民族敌人引进宝岛，这难道不足以让蓝博洲质问和嘲讽蒋的“民族大义”究竟何在吗？蒋本非不自知，作为二战之后等级最高的军事机密，为了掩人耳目，所有日本军人都伪造了中国名字的护照。可以说，在任何意义上，“白团”都属于蒋介石政权在台湾的“白色恐怖”的序列之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玉音放送”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而在“玉音放送”之前，蒋介石就已经在重庆发表了被日本人感恩戴德地称为“以德报怨”的著名演讲：“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的暴行，以侮辱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3]——其“终止”在于反共。此时，蒋介石已经在考虑利用日本军人来对付共产党。中国的日军头号战犯是冈村宁次，他不仅是设置“慰安妇”的始作俑者，也是1933年臭名昭著的《塘沽协定》的强硬主导者，由蒋介石授意何应钦与之签署的这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满洲国”割让给日本，并为日本进入华北敞开大门；冈村宁次更在侵华战争后期成为日本侵略军总司令。这位始终处于侵略中国前沿阵地，最终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被延安的中共列为榜首的头号战犯，在蒋介石的庇护下，成功逃脱东京大审判，并成为日后日本对“台湾当局”的主要支持势力。

1945年12月23日，蒋介石接见囹圄中的冈村宁次，冈村对蒋此次的印象是“始终带着微笑，充满令人感动的温柔敦厚”。[4]在中国关押期间，国民党知日派持续拜访冈村并向他咨询反共作战的建言。1948年1月26日，石美瑜担任审判长的上海战犯审理法庭中午休庭时，石召集法官们来到审判长室，取出盖有国防部长徐永昌大印、写着“无罪”的判决书，告知大家：

我坦白告知各位，这起案件已经由高层决定了。我对此无能为力，大家现在就在这份判决书上签字吧。

我很清楚大家的心情，因此也无法勉强各位。只是，在隔壁房间里，国防部派来的军法官已经在那边待命了。就算我们不署名，他们也会立刻接手整起案件，结果还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就只是接下来，我们会被全体带到警备司令部的地下室去而已。[5]

1948年11月曹士澂在国民政府国防部处置冈村宁次的会议上强调：“众所周知，冈村一向坚守反共立场，若是将他处以死刑，正好称了中共的意。相反地，将他释放回到日本，则是相当有利的决定；冈村必定关于感于这份恩义，在日本继续坚持反共的立场，并且很可能在将来的反共战争中，成为支援中国的一股力量。”[6]曹正是后来组建“白团”的主要推手。

在国内外舆论强烈的抗议声中，1949年2月4日，冈村宁次以“无罪”之身搭乘美国军舰“威克斯号”安然回到日本，同船抵达横滨港的还有260名战犯。港口高悬日本国旗迎接，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参谋第二处的利米中校接应时表示：“这是我的上司，为了将军的到来而特地悬挂的。”GHQ副参谋长威洛比少将派人去医院见冈村，后赠送美军将官的营养口粮和盘尼西宁。冈村则直率地提出：“为了将南下的共军阻挡在扬子江一线，希望美军能够派遣两个师到华中地区。”至此，GHQ-日本旧军人势力-蒋介石的反共联线已经开始形成。[7]

1949年4月，曹士澂赴日本任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第一处处长，主要任务就是“集结日本正规军人组成‘国际反共联盟军’，对共产党发动反攻计划，随后演变成在日本组织军事顾问团，前往台湾助战的计划”。1949年5月30日他在与冈村密议之后，拍电报给蒋介石：

麦克阿瑟将军和美国国策之前的矛盾已然表面化；将军希望能够确保远东，并在此展开反共活动。我国刚好可以利用这点，发动反共同盟、组织国际联军，在亚洲展开长期抗战，并且获得最后的胜利。除此之外，东京是东亚各国代表机构云集的场所，在麦克阿瑟的反共精神号召下，联合各国共同合作也较为容易，这也是相当有利的地方。[8]

1949年7月30日，蒋介石两次召见曹士澂，深思熟虑之后批准了曹的方案，由冈村宁次担任“保证人”的中日反共联盟“白团”正式诞生。二十年间，先后有83名日本军官加入“白团”，其中82名上过中国战场。

1949年12月7日，即日本投降四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个月，蒋介石政权不得不全部败退台湾。冈村宁次1949年12月31日给蒋介石的信，明确描绘集结“反共同志”支持蒋政权的蓝图，“我国的反共同志，对于阁下确保台湾、长期坚持下去，并且在时机到来之际反攻大陆这件事，全都深信不疑，并且深深祈愿阁下的成功”。[9]

由此，可以再聆听一下蒋介石在“白团”担任教官的“训练营”上的训话：

以往东方各国中，要算日本的军事进步最快，而且文化社会与我们相同，尤其是他们刻苦耐劳、勤俭简朴的生活习惯，与我国完全相同，所以这次决定请日本教官来训练你们。……唯有以东方人知道东方人的性能，东方人知道东方人的道路，这样训练，才能真正复兴东方固有的道德精神，建立东方的王道文化，完成我们的革命事业，洗雪过去的重大耻辱。

但是也许有人会说，日本同我们经过八年战争，过去他们侵略我们，做过我们的敌人，现在我们打了胜仗，还要请他们来当教官，实在不能使人悦服。大家是不是也有这种观念呢？如果也有这种观念，那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10]

在这篇讲话中，蒋介石反省了中国凭什么打败日本？“一半是靠着总理的主义和正确的国策，一半是靠着友邦美国的援助，才有此侥幸的胜利”。在蒋的视野中，人民战争并不具有任何决胜的意义。这段话，应该请海峡两岸的民国“历史难民”们多读几遍。一面是对日本侵略者的“温柔敦厚”、“以德报怨”，一面是对岛内长达二十年的“白色恐怖”，这一基本事实还不足以说明历史的“真相”吗？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受此影响，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闪电建交。蒋介石陷入悲观绝望，富田直亮召集前“白团”成员署名“共存共亡”决议书递交给蒋，为其打气。1975年蒋介石去世之后，蒋经国恳请富田直亮继续留在台湾，要“接受白将军的指导”，并授予其上将军衔，“白将军”成为台湾地区第一个外籍军事将领。回到日本的“白团”成员则组成“冈村宁次同志会”，其活动档案秘密部分保存在靖国神社档案室。[11]

更重要的是，回到日本的“白团”成员成为战后日本所谓“台湾帮”的主力，他们构建了蒋介石政权与日本右翼前军人势力，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战前财阀、政客与官僚等军国主义余孽组成的反共大联盟，成为战后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坛的主导性力量。被认为是“台湾帮”之祖的岸信介，正是现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的外祖父。

岸信介是操纵伪满洲国的五巨头之一，东条英机内阁成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甲级战犯嫌疑人。1957年作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在美国的支持下，出任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这曾被《朝日新闻》认为是日本无法追究战争责任的原因。岸信介上台后即多次访问台湾地区，与蒋合作反共大计。1960年1月14日，岸信介强行推行和批准与美国签署新《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增加“远东条款”，即美日安全防卫的范围以日本为中心，包括“菲律宾以北，中国沿海和苏联的滨海边疆区”[12]，此条约在日本曾激发出战后最浩大的社会运动，几十万人上街示威，即为著名的“安保斗争”。1960年7月岸信介遇刺受伤，辞职下台。1969年台湾地区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动摇，岸信介鼓动台湾地区放弃安理会席位的同时保留一般成员国席位。从扶蒋反共到支持“两个中国”， 日本右翼反共、反华、亲美、亲台的政策路线在岸信介手中已经完成了它的自我逻辑，台湾地区正是其逻辑中的重要扣环。在岸信介之后，其胞弟佐藤荣作在1964年至1972年长达八年的执政期间，追随美国，继续执行岸信介的路线，自行延长《日美安全条约》，出台“台湾归属未定论”。但中美建交，美国并未通知日本政府，佐藤荣作因此下台。

1972年日本邦交正常化之后，“台湾帮”进入更加制度化、程序化的组织过程，成为有组织、有纲领、有政策方针和行为目标的政治势力。1973年被认为是日本“台湾帮”正式形成的一年，出现了两个组织形式：一是“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是老巢和据点；另一就是“青岚会”，由年轻的自民党右翼议员组成。这两个组织的幕后策划者都是岸信介，他们把持了日本的安保和外交决策大权。[13]其主要诉求就是在日美安保体制的框架内与台湾地区加强安全合作，把台湾地区纳入美日军事同盟框架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宣称安保体制适用范围包括“台湾海峡”。冷战之后，“台湾帮”东山再起，势力更加强大。1996年《日美安全保障宣言》和1997年《日美防卫合作和指针》连续出台。“台湾帮”对李登辉、陈水扁的上台，都起了关键性作用，已然是“台独”势力的鼎力后盾。李登辉的“两国论”抛出后，“台湾帮”即为日本支持分裂中国之政治势力的大本营，不断策划李登辉访日计划。与此同时，日本否认侵华、殖民“满洲国”为侵略历史翻案之言论甚嚣尘上，也就势所必然。

从蒋介石“以德报怨”任用“白团”，到李登辉公开“台独”主张，其间的逻辑其实是一致的。这既体现为蒋介石在战后台湾极其困难的经济环境下，花大价钱收买和优待“白团”成员，也表现在李登辉上台后，不惜大量重金收买日本各界重要政治人物。其方式主要有政治捐款、提供活动资金、认购日本政治家的集资宴会券、邀请访台、以学术研究名义提供经费、大型建设项目招标向日本公司倾斜等。石原慎太郎曾解释日本公司拿下台湾高铁的政治意义——“日本内阁成员就能正式访问台湾，来台参加剪彩仪式”[14]，从而提升双方的“实质性”关系。

历史并没有结束。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2014年4月日本“白团”团长富田直亮（白鸿亮）逝世35周年前夕，白鸿亮之子，时年77岁的富田重亮再度访台，参访当年“白团”成员在台足迹。[15]另据日本《产经新闻》2015年9月22日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日前往静冈县小山町为外祖父岸信介扫墓，专程向外祖父报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在国会通过的消息。[16]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以士绅家庭为主的皇民化家庭，在土改中是利益受损者，他们构成了“台独”势力在台湾地区的温床。这就是陈明忠提出来的重要的“台独土改起源论”的判断，他发现“台独”分子实际上多是因国民党的土地改革而没落并流散在日美等地的地主子弟，他们进一步与台湾地区中小企业主结合而壮大，这些人中很多也是地主在土改后获得“四大公司”股票转型而成。[17]他从狱中亲身经历发现，“白色恐怖”时期真正的“台独案者”是1960年之后才逐渐增加的，这符合海外“台独”运动的开始时间，而与1947年“二二八”事件在时间上差距太多。

1960年王育德在日本成立“台湾青年社”，出版鼓吹“台独”的《台湾青年》杂志，1965年改名为“台湾青年独立联盟”。“台独基本教义派”大佬黄昭堂曾任该社中央委员会委员长。1970年，总部设在美国的“台湾独立联盟”成立，黄为中央委员，并自1995开始担任总本部主席，“台湾安保协会”理事长。2000年陈水扁上台以来，黄被封为第一、二、三届“总统府国策顾问”。2002年5月，由黄昭堂为共同召集人的“台独基本教义派”发起“台湾正名运动联盟”，鼓吹“台独”“建国”。黄昭堂坦承：“日本方面对台独联盟成员从未有压迫动作，甚至曾私下表示，希望台湾早日独立，因为如此比较合乎两国利益。”1996年台海危机，日本防卫厅邀请黄昭堂参观陆上自卫队举行的年度军事演习，公开为“台独”势力撑腰。[18]黄既然是李登辉和陈水扁的鼎力支持者，自然也是蔡英文的力挺者。所以他于2011年手术中突亡，蔡第一时间紧急赶赴医院。[19]2010年安倍访问台湾地区，特别要访问民进党，并拜会蔡英文。[20]今天的日本右翼势力与“皇民化台独”派的合谋，已经是一个不用掩饰的“阳谋”了。

由此，陈明忠质疑“台独”的“二二八”起源论，并引证台湾历史学家戴国辉的论点，即“台独”运动的形成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契机，是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的事情，与“二二八事件”无关。

四、红色血脉：作为反抗帝国主义的民主／民族革命的台湾历史

只有把上述被隐藏的历史揭开，才能明白为什么被国民党屠杀的这一批人都是台湾地区年轻的知识精英。台湾地区作为日本的殖民地，一代最优秀的年轻人首先是在反殖民运动中背叛自己出身的皇民化阶级。他们欢呼台湾回归祖国，却被国民党在“二二八事件”中表现出的腐败所戕害，在痛心疾首地追寻理想的过程中，他们的认同从“白色祖国”转向了“红色祖国”。这一鲜血接续的红色血脉虽屡遭酷压，却如地泉，从未消失。日据时代第一波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爱国民主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被翦灭；“二二八事件”之后转向红色中国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至50年代也基本被杀绝；70年代在陈映真和《夏潮》杂志的影响下，通过乡土文学的论争，启蒙了蓝博洲这一代60年代出生的新人，其《台共党人的悲歌》就是通过奋力挖掘两岸关系中这一失踪的共运史，使之能够重新突跃出地面。而受难者与幸存者陈明忠先生就是在狱中被这些慷慨就义的烈士们所感召，成为这一血脉承前启后的历史传递者和证人。

50年代，台湾年轻的外科医生郭琇琮写给妻子的最后字条是把自己的骨灰撒在这片热爱的土地上，或许对老乡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当年轻的蓝博洲听到这样的遗言时，如遭雷击，台湾曾涌现过如此优秀的人物，之前却从不知道，这激发他去追寻他们的遗踪。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念，并不仅仅是西方舶来，更是中国，包括台湾本土在特定历史脉络下凤鸣谷应，呼应出来的理想，这一过程并没有结束。正是在寻找的过程中，青年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遇并结合，这本身也是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理由。只有把这一历史与新中国的建立重新并置在一起，才有可能把台湾地区被湮没的历史血脉接续下去，把今天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使命接续下去。

蓝博洲在讲座演示的PPT中，有一张手书的《安息歌》。这是和郭琇琮同一天走向刑场的年轻共产党人许强手抄给妻子的遗书，他是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第一届优秀毕业生，他的日本老师曾认为，如果亚洲有人能够得诺贝尔医学奖，许强会是第一个。但是，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之路。遗书没有私语，其实是两首歌的歌词，一首是《万里长城》，另一首就是《安息歌》。《安息歌》是他在牢房里向从大陆来的难友学会的：

安息吧！

死难的烈士，

别再为祖国担忧。

你流的血照亮着路，

我们会继续向前走。

你是民族的光荣，

你为爱国而牺牲。

冬天有凄凉的风，

却是春天的摇篮。

安息吧！

死难的烈士，

别再为祖国担忧。

你流的血照亮着路，

我们会继续向前走

去争取民主／族自由

有意味的是，民主的下面，许强用笔添加了一个“族”。在他的理解里，民主与民族的自由，正是互相联系、无法分割的追求。

《安息歌》 （图片来源：蓝博洲：《幌马车之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据台湾年轻学者邱士杰的考证，《安息歌》起源于抗战胜利后的昆明，是对1945年西南联大反内战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弹压的“一二一惨案”死难者的悼念，歌词由上海学生、地下共产党、著名报人成舍我的女儿成幼殊为上海各界公祭大会所写，并在反内战运动中传唱至全国。[21]但是，惨案十二天之后，即12月23日，蒋介石就以“令人感动的温柔敦厚”接见了冈村宁次。而这一反抗国民党在大陆实施法西斯暴行的歌曲，成为台湾“白色恐怖”中牢房的战友每天送别年轻的台湾共产党人走上刑场的告别曲，它所讲述的“内在于台湾的中国革命”不正是一个民族共同的历史与命运吗？

午夜时分，我在网上找到这首歌的视频[22]，当深情悲壮的旋律从夜深人静的历史深处回响起来，心潮跌宕起伏。与《安息歌》抄录在一起的是《万里长城》，这首曾传唱中国大江南北的抗日救亡歌曲：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曾被日本占领的东三省的命运，被台湾的先烈视为回归祖国的信念。

其实，“台独”作为日美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遗产，对于1949年以来的新中国来说，却是基本判断。

1963年10月9日周恩来与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的谈话，分析了日本“有些人”对台湾的“感情”。第一种是殖民主义的感情，认为台湾地区是日本的殖民地，中国曾经把它割让给日本，同日本有五十年的关系，希望台湾地区从属于日本。既然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之下，就应该仍然回到日本的手里。周总理指出，这种想法是不正义的，是帝国主义思想，凡是有正义感的人都不会赞成这种想法。第二种感情是军国主义的感情：

如冈村宁次，他本来是头号战犯，应该受国际法庭的制裁。但是蒋介石却有意识地把他留在中国，后又放回日本。这些老军国主义分子对蒋介石有好感，对中国人民没有好感，他们要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蒋介石也想利用他们过去侵略中国的战争经验。他们互相勾结在一起，至今仍有往来。有这种思想的人只是日本极少数的右翼分子。他们仍想复活军国主义。[23]

在这篇对谈中，周总理点名批评岸信介政府“不愿意促进中日友好，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并制造了1958年4月30日的长崎岛侮辱中国国旗事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政府如果把台湾问题看成是中国的内部问题，和新中国建立关系，让中国自己去解决台湾问题，问题就不复杂。但是美国要控制日本，日本完全是被动的，不得不同受美国控制的台湾地区缔结“合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却被排除在外。国际关系如此复杂是美国造成的，是日本追随美国造成的，不是中国造成的，这是我们的难处，不是你们的难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国内问题，是美国插进来把它搞成了国际问题。美国人怕我们和蒋介石谈判，怕蒋介石抛弃美国，同时美国也不愿意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怕打起来对美国不利。美国的做法是要保留在台湾地区和台湾海峡的军队，保留军事基地。蒋介石反对美国这种做法，怕有一天自己被遗弃，美国人自己控制台湾地区。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这和东德、西德等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同，台湾地区的现状是由中国的内战形成的，没有美国扶植，国民党政权一天也存在不下去。蒋介石只是害怕被美国抛弃，被替代，才反对独立。所以蒋去世之后，国民党滑向美国保护下的“独台”，已势所必然。

事实上，50年代的国民党就一直积极经营对美国国会和社会组织的游说活动，形成了以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入联合国为目的，推行麦卡锡主义的“百万人委员会”。从麦卡锡时代到今天，台湾当局以黑金政治手段和各种智库、基金会、研究院、文化交流机构和情报网展开游说活动，基于共同的反共意识形态，营造国会内外亲台的“台湾帮”，并通过新闻媒体宣传中国威胁论。[24]一头向美国的“台湾帮”政治献金，另一头向日本的“台湾帮”政治献金，不惜做“散财童子”的台湾当局，从国民党到民进党，积极寻求美日霸权庇护下的依附地位，其行径并无二致。从蒋介石与岸信介的密切合作，到岸信介孵化的“台湾帮”和安倍晋三对民进党的支持，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逻辑一以贯之。8月3日，安倍改组内阁，出任防卫大臣的是极右翼稻田朋美，她曾多次高调参拜靖国神社，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和日本侵略历史，宣称东京审判非法，主张日本拥核。安倍内阁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接近修改和平宪法的修宪目标。[25]

在两岸关系陷入僵局之际，重温周总理的讲话，具有特别切实的意义。1971年，周总理和基辛格谈判的首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一个中国”的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建交，这是底线。制衡美国，以及美日霸权结构，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过去如此，今天更是如此。只有世界霸权格局的切实改变，才能有“一个中国”的真正实现。

1976年，已经是中美建交之后，陈明忠却在台湾再次被抓进大牢，严刑逼供，九死一生，留下终生残疾。在海外保钓人士的营救下，得以免于死刑，改判十五年徒刑。在他看来，“一九七〇年代初国际形势变化，‘中华民国’失去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合法地位，在岛内，党外又在选举中兴起，国民党更加害怕。但它又有美国的压力，美国暗中支持‘台独’，台面上要蒋经国实现台湾民主改革，开放民主党派。所以蒋经国不能直接对党外下手，只能设法证明，党外人士后面是共产党。美国痛恨共产党，只要牵涉到共产党，就不管什么民主人权了，杀‘台独’分子不可以，杀共产党他就不管”[26]，这就是他再陷囹圄的根源！11年后，1987年陈明忠获准“保外就医”，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获准减刑，1990年才获准可以出境——此时东欧剧变已经发生。

今天中国革命的历史一页已经沉重地翻过去了，很多人愿意把它永远地埋葬，而不是打开，这就是近年来大陆革命烈士被蓄意污名和诽谤的故事不断发生的原因。因此，台湾“统左派”给大陆的挑战，或者说激发是：今天中国革命的历史究竟应该怎样讲述？如何重新回到革命的理想主义来兑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承诺？它是真真切切用海峡两岸先烈的鲜血换来的。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承诺在今天，怎样通过革命历史的再讲述获得践行？魂兮归来，这是今天纪念两岸革命英烈的历史使命。起英灵于地下，蓝博洲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招魂者，让过去引领未来，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

今年是“五四运动”97周年。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再到西南联大“一二一”反国民党、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它的延长线正是“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民主运动。这一历史血脉是以张志忠、郭琇琮、许强、钟浩东、蒋碧玉、陈明忠等为代表的一代台湾精英用青春的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你流的血照亮了路”，历史不是别的，是血脉。只有牺牲的英烈从历史的暗夜中浮现，才能让晦暗的历史重新有光。

五、作为台湾问题的“新民主主义论”与“转型正义”

“台独”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共意识形态在美日主导的冷战地缘结构中的位置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国民党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和软弱性所滋生出的，民进党其实继承了这个衣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新来讨论新民主主义的问题。

1945年—1949年，台湾地区是中国实现民族民主解放斗争，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1987年，台湾地区陷入近四十年的军事威权和白色恐怖，是美、日主导下的冷战前沿，左翼力量遭到残酷镇压，《无悔：陈明忠回忆录》就是鲜明写照。1972年，尼克松访华，台湾问题首当其冲，中美通过艰苦谈判确立“一个中国”原则，由此迫使台北威权政府在1987年宣布党禁、报禁解除。1989年之后，苏东解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大陆确立，历史被西方阵营宣告终结。世界大势所向，往往也是台湾船头所向。今天，破冰之后的台湾却如巨轮卡在历史剧变的转折处。报禁解除后的传媒制度深陷市场化导致的恶质化，成为民主之殇；党禁解除后的台湾政治生态则落入两党恶斗的泥淖，无法自拔；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资本外逃，社会经济停滞并大踏步倒退。两岸关系百转千回。

李娜（整理编辑） ：《无悔：陈明忠回忆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1989年之后的世界大潮已经回旋。在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退潮之后，暴露的却是坚硬而严酷的现实。21世纪面临的是新自由主义全面破产的新局势——作为冷战前沿而崛起的亚洲四小龙，基于地缘政治从西方阵营获取的经济红利已经消耗殆尽。通过把海峡对岸制造为“他者”的敌对路径依赖：政治和经济的，也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是今天的世界大势。这既体现为美国和北约为代表的政经军工一体的世界霸权体系正在面临198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危机；也表现为拉美“21世纪的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困境——拉美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依附地位所决定和制衡的结果；更深刻的现象则是中国的崛起，无论如何评价，这都是世界史意义上的大事件。这就是今天新的三个世界的格局，不管愿意与否，中国事实上已经构成制衡美国单极世界不可替代的力量。因此，无论如何理解作为“中国”的存在，它都必然是理解21世纪社会主义的出发点。

极富意味的是，陈明忠在出狱后痛切思考的正是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前途问题。“新民主主义论”是他的核心关切，这也是大陆思想界激辩的敏感话题——陈先生对此一脉络及其背后的复杂势力并不了解。这里，我愿意更多地从台湾地区和大陆对比的情势出发来理解陈先生的表述。

首先，中国大陆作为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要退回到“新民主主义”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意味着“新民主主义”？按照毛泽东的阐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中国革命即已经从新民主主义阶段过渡为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其标志就是革命政权的转变。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与实现国家工业化，即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联系在一起的。大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争论，有一派观点认为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社会主义过渡是错误的，中国目前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到政治结构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因此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回到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一派实际上属于改旗换帜派，否定毛泽东时期的发展道路，其真正的意图是西方式的社会民主主义。[27]这和陈明忠先生的思考路径完全相反，这是首先需要厘清的。

陈先生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出发，试图超越所有权问题来探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味，这里涉及的都是极其重大的理论问题，限于篇幅，无法做更深入的展开和讨论，需另文讨论。无论我们是否同意其阐述，其旨归依然是“一国社会主义”的延伸，“有民族主义的概念，才能反对帝国主义”，他据此批评台湾一些从美国回来的左派知识分子不明白这一点。[28]

陈先生强烈认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有其内在的理路，新民主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它是由无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是反帝统一战线的形成。毛泽东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29]过去的国民党是这样，今天的国民党依然如此，国民党并没有完成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今天的国民党应该超克的正是蒋介石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政党的软弱和妥协，回到孙中山开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才是解决台湾政治困境的出路。正如在“白色恐怖”中坐牢最久的台湾马克思主义政治犯林书扬所分析的，台湾属于“新殖民地资本主义”，“新殖民地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其资本循环运动中，数个关键性的环节，无法摆脱，甚至被吸进境外资经济强权的更大的资本环流中，不得不接受结构性的不平等交换，或不公正竞争。经济的依附性反映为政治的附庸性。这就是不论民进党或国民党，在其对外关系上常以‘西方民主阵营’的一员自居，谨守从无‘反帝’意涵的对外政策的理由”。[30]作为“统左派”最重要的理论家，这一分析切中肯綮。

在此意义上，台湾作为中国问题，是中国未完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阶段。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展开，只能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上的，“两制”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犹如毛泽东当年的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是新的，正在于有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存在，领导和援助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战争；在今天，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崛起并成为制衡单极世界最重要的和平力量，台湾的新民主主义任务只能，也必须是在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关系里获得表达和完成。这就是陈先生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政治意识。

为此，作为被国民党迫害和关押达二十一年之久、台湾最资深的政治犯，陈明忠劝谏和推动当时的国民党主席连战“有责任与义务去大陆与共产党和解”，使得犹豫不决的连战很感动，当场做了去大陆的决定。他说：

当年国共内战，我们心向共产党，被国民党搞得家破人亡。应该说，内战让很多人受苦。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你们两党应该和解，不要再因为两党不和，让无辜的百姓受牵连。如果你们能这样做，我们的苦就没白吃。我向连战强调，两岸分裂是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造成的历史悲剧！[31]

对此，有难友很不理解与体谅，甚至为之绝交。其实，陈先生完全是从民族大义出发，而不是任何个人荣辱得失，这才是真正的民族大义！只有在认同民族大义的基础上，才有统战的可能。2015年4月公布最新《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里，对于统一战线的阐述是：“统一战线，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联盟。”[32]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是所有统战工作的基础，舍此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统一。由此提出的历史使命正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巩固与提高，这将是决定性的。这在另一个意义上论证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解决台湾问题。而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所有曲折和困苦，其实都内在于台湾的命运之中。

2016年，陈明忠在新书发布会现场（图片来源：人民网）

蔡英文上台之后，把推动“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作为首要政治目标，既是针对国民党合法性的釜底抽薪，也是为了抽掉大陆统战的基础，为其彻底的“台独”铺路，或者说断路。在这个意义上，民进党不可能认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正是陈明忠思考“新民主主义论”的语境。民进党自身既然根源于日本军国主义庇护下的地主阶级，发展的轨迹与日本右翼之间声气相合、互通款曲，与生俱来带着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基因。其所谓“转型正义”的核心正是以揭示“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真相为诉求。但是，这却是以历史话语解释权的争夺为前提的。蔡英文上台后新任命的“国史馆”馆长吴密察出台新规定，陆港澳的学者不能查阅保存在该馆的历史资料，对台湾人士则实行“申请预约制”，学界哗然。吴密察在“太阳花”、“反课纲微调”运动中表现活跃，多次发表“反中”、“独派”言论，所以蔡英文任命其出任“国史馆”馆长，其意图正是垄断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术资源、掌控学术话语权。[33]在这样的行径下，“转型正义”的真相还有可能吗？

事实上，如果民进党只针对国民党，不针对当年支持、纵容和豢养国民党的美日帝国主义势力，相反，取国民党而代之，无视民族大义和民众福祉，继续在寻求美、日军事力量的庇荫下成为围猎中国的棋子，就并没有任何“正义”可言。

按照陈明忠的批判，“是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围堵中国，想要困死中国，二十年不承认中国；保护了被人民唾弃的政府，让它随意残杀支持新中国的人，还连累一大批无辜。是谁‘不义’，不是美国吗？同样地，美国扶植韩国的李承晚、越南的吴庭艳，让他们残杀韩国跟越南的左翼分子和民族主义者。……造成台湾将近四十年‘戒严’的元凶，不是美国吗？民进党为什么不去算美国的帐，不去跟美国要求‘转型正义’？”

就是因为五十年代的残杀，让台湾人民对国民党充满了怨恨，民进党才能借此出头。民进党难道不是踏在左派跟无辜者的血迹上前进的吗？民进党曾经对那些牺牲的台湾左派，表达过一点起码的敬意吗？民进党只听那个罪恶之源——美国的话，怎么还有脸跟别人讲“正义”呢？[34]

更不用说今天的民进党对日本殖民史的肯定，不仅表现在修改教科书、宣称慰安妇是自愿等对社会基本认知的扭曲，更是自觉寻求与日本右翼军国主义的联盟，这恰恰是对蒋介石反共衣钵的真正继承，也是对“白色恐怖”“暴力”的真正继承。在认同美日帝国主义霸权的世界格局下，“转型正义”扬汤止沸，以族裔政治来取代和混淆民族解放和人民福祉的正义，以族裔政治掩盖阶级问题，是其实质。种族主义和狭义民族主义的右翼民粹主义正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床，台湾社会不断出现的族群冲突和社会暴力，正是其表现。这样的“转型”不可能转向新的和平，而是相反。破解族裔政治与暴力、恐怖主义的互生关系，才是消除台湾地区内部与外部暴力的唯一途径。

自苏东解体之后，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不断扩张和东移，战火相继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燃起，无人机下生灵涂炭，难民潮席卷欧洲，恐怖主义如影随形，欧洲也不再太平。当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使得世界贫富两极化加剧，因此重新燃起对国家保护主义的渴求，此为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源，它与新自由主义是一体两面的伴生关系。当国家丧失了保护和回应底层的能力，族裔民族主义就成为救世主，它是国家失败的后果，而不是相反。在这个意义上，台湾右翼民粹主义的表现，是世界范围内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上升的一个表现，也是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失败的后果。今天，任何意义上的世界正义，都必须首先处理此一议题。

由此，后冷战时代进入重要转折点。

六、结语：作为“台湾问题”的中国叙述

台湾从5月20日蔡英文宣誓就职以来，一直拒绝对“九二共识”作正面回应，两岸关系降至冰点。7月18日，蔡英文在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中，以“民意”为由明确表示不承认“九二共识”。而稍早的6月25日，为二战中在冲绳岛战役中加入日军战死的数万台湾士兵招魂的“台湾之塔”在冲绳岛落成，蔡英文以“总统”之名为铭文落款，参加落成仪式的有激进“台独”政党“时代力量”、“台联党”，而“时代力量”正是“太阳花运动”的产物。[35]从民进党到“时代力量”，“台独”势力日益需要以彰显其与日本军国主义的联系来获得“本土化”的资源。把政治生命绑在日本右翼军国主义的战车上，背后依赖的正是作为冷战延续的美日军事同盟。但是，这一依赖已经不那么可靠了。

今天的世界格局急速变化，中美之间的博弈则成为决定世界大势的基石。6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塞尔维亚第一场活动是向1999年被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的前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旧址献花圈、吊唁死难烈士，这也是17年来中国领导人首次亲临现场。1999年科索沃危机，北约在没有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第一次以“人权高于主权”的宣称，持续发动长达78天的大规模空袭。这成为后冷战时期的一系列症候性事件的开端。从前社会主义阵营下的科索沃危机、颜色革命，到中东“阿拉伯之春”、乌克兰危机，后雅尔塔时代的地区危机不断。今天，族群冲突与难民问题成为21世纪最大的国际政治，接续的正是苏东解体之后的世界形势。6月25日，几乎与英国脱欧同时，中俄两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和《关于促进国际法的申明》，剑指“一些谋求获得军事优势地位的国家和联盟顽固拒绝讨论削减和限制保障其拥有决定性军事优势的武器，这正是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遭到破坏的重要根源”，世人瞩目。中俄重申维护和巩固二战以来的世界和平格局，回应的是当今世界的动荡，针对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酝酿的危险，由此呼唤新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在这一轮新的世界格局的重组中，在所谓“新的冷战”降临的时刻，中国的角色和责任之重前所未有。

今天“华盛顿共识”已经百孔千疮，但是出路何在？就台湾问题而言，与反共意识形态的历史叙述正面交锋，已经无法回避。事实上，“国民党史学”早已乘着马英九政权对美国所标榜的西方民主人权价值服膺的翅膀，成为大陆“民国热”和“翻案史学”的推手，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的盛行，其功厥伟。在这一推动大陆加入“历史难民”的意识形态的“难民潮”中，我们的市场化传媒配合默契，成为意识形态阵地失守的典型表征。而反抗和批判这一叙事的力量，却被既有的霸权结构压抑于无形。因此，让“失踪者”归来[36]，为牺牲者正名，不仅仅是台湾统左翼的历史使命，更是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中国叙述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

在这个关键时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应该联合统战部一起正式邀请台湾地区合法政党劳动党主席组团访问北京，不以其小，而是以共同的政治认同为纽带，建立两党之间真诚的合作关系，并以两党联盟的形式作为统战的主体，而不是对象。由此，把统战的主体延伸到台湾社会内部，以建立更加有效而广泛的统一战线，并以此作为构建“一国两制”的政治基础。这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大门，也是“社会主义统一派”存在的意义，即以社会主义为愿景的台湾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它可以，也应该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进行。即不再是以国民党或民进党之两党政治为统战诉求，而是谋求以台湾的社会主义政党为主体，以认同社会主义中国为基本面、打破党派界限的统一战线。如此，才有可能真正打破海峡两岸的危机结构。而其中，台湾经济困境的破局是关键，因此，通过谋求与劳动党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统一派”合作为管道，以大陆广阔的市场自下而上地支持和辅助台湾草根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的经济发展，农村包围城市，把利益直接输送到最底层社会，走“群众路线”的统一战线，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赢得台湾地区的民心，并由此促使台湾“社会主义统一派”领导的社会运动更多地延伸至社会基层经济组织中去。使其从城市劳工运动出发，尽可能拓展到乡村合作社等各种经济组织，充分利用大陆采购台湾农产品的有利机缘，以政治为经济，以经济为政治，形成政治和经济相结合的组织资源，并以此方式对接大陆市场，使得大陆的让利能够通过“统左派”，真正流向台湾基层社会，为台湾底层社会的民众福祉助力。

只有通过“统左派”让利给台湾民众，“统左派”才有壮大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声望。而不是绕过“统左派”，被台湾既有的政经架构所绑架，从而丧失主导权。今天的台湾问题，说明过去的统战路线和方针需要反思，对台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也亟需打破。既要重新检讨围绕大陆对台湾的让利渠道所形成的利益集团，切断被输送到反共阵营中的利益链条，割除对台独势力的输送；也需要甄别到大陆口头说自己是统派，却从未在台湾为统一运动作任何贡献的机会主义分子；按照蓝博洲的描述，今天台湾骂人最脏的话还是：你是共产党！这其实是“白色恐怖”时期的“恐共”心理在台湾这个反共社会的延续，“亲中”的帽子成为污名化的方式。这使得站队，而不是批判性的反思，成为台湾社会“政治正确性”的方式。因此，要营造和保护支持统战路线的台湾各界人士发声的平台和管道，使之能够形成遏制岛内反共话语的合力，而不是任由大陆市场化媒体炒作违背基本史实的“民国热”，这一右翼民粹主义的温床。只有这样，才能够打破台湾被“台独”／“独台”势力所把控的政治与经济的霸权，让台湾“社会主义统一派”真正强大起来——这已经是时代的迫切要求。这不仅仅是海峡两岸民族经济的融合，更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值得海峡两岸的社会主义者携手共同奋斗。“你流的血照亮着路，我们会继续向前走”，这是海峡两岸共同之路，也是从危机到转机的世界历史时刻。

参考文献、注释

[1]陈明忠：《无悔陈明忠回忆录》，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42页。

[2]Mahmood Mamdani, Good Muslim,Bad Muslim:America,the Cold War and the Roots of Terror, New York: Three Leaves Press, Doubleday, 2004.

[3]［日］野岛刚：《最后的帝国军人：蒋介石与白团》，芦荻译，台北：台湾联经出版社2015年版，第113页。

[4]同上，第119页。

[5]同上，第132页。

[6]同上，第129页。

[7]同上，第136页。

[8]同上，第150页。

[9]同上，第102页。

[10]蒋介石：《革命实践研究院军官训练团成立之意义》，载［日］野岛刚：《最后的帝国军人：蒋介石与白团》，第414—415页。

[11]［日］野岛刚：《最后的帝国军人：蒋介石与白团》，第339页。

[12]林晓光：《战后日本的“台湾帮”与中日关系》，载《台湾研究》2004年第4期，第46—50页。关于日本“台湾帮”的详情，可参见［日］本泽二郎：《日本政界的“台湾帮”》，吴寄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

[13]薛龙根：《论析日本的“台湾帮”》，载《台湾研究》2000年第4期，第48—54页。

[14]林晓光：《战后日本的“台湾帮”与中日关系》，载《台湾研究》2004年第4期，第46—50页。

[15]《台媒解密历史：蒋介石密组“白团”策划反共》（2014年4月28日），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tw/2014/04-28/6111506.shtml。

[16]《安倍晋三为外祖父岸信介扫墓，坟前报告安保法案通过》（2015年9月22日），澎湃新闻网，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78028。

[17]陈明忠：《无悔陈明忠回忆录》，第219页。

[18]张凤山：《黄昭堂——“台独联盟”元老之一》，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TCC/180711.htm。

[19]《台媒：“台独”大老黄昭堂骤亡 绿营相当震撼》（2011年11月17日），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tw/2011/11-17/3467640.shtml。

[20]邓婧：《“家族制度”对日本亲台右翼政客的影响———兼论日本右翼与“台独”势力的结合》，载《现代台湾研究》2015年第2期，第30—36页。

[21]邱士杰：《内在于台湾的中国革命：〈安息歌〉的故事》，载《文汇报·信息雷达》2013年2月11日，http://info.whb.cn/xxld/view/28034。

[22]《安息歌》，参见http://my.tv.sohu.com/us/17952588/16871015.shtml，署名为“飞鱼云豹音乐工团”敬制，这是台湾原住民音乐团体，属于“统左派”。

[23]周恩来：《以积累渐进的方式推进中日邦交》，载《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42—348页。

[24]参见孙哲、张春：《美国在台“特殊利益”的建构》，载《台湾研究季刊》2005年第1期，第24—32页；贾妍、信强：《从“中国帮”到“台湾帮”：美国国会亲台议员与美台决策》，载《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5期，第35—46页。

[25]张迎春：《稻田入阁 安倍内阁到了最危险时刻》，中评社北京8月20日电。

[26]陈明忠：《无悔陈明忠回忆录》，第167页。

[27]参见曹天宇：《当代中国改革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载曹天宇：《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中国改革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页。

[28]陈明忠：《无悔陈明忠回忆录》，第270页。

[2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34页。

[30]林书扬：《台湾社会的战后阶级结构和两岸问题》（2001年10月），载《林书扬文集》第3卷，《有了统一才能自决》，台北：人间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130页。

[31]陈明忠：《无悔陈明忠回忆录》，第275页。

[32]《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15-09/22/content_2937054.htm。

[33]刘相平：《台“国史馆”新规暗藏一石数鸟之计》，中评社北京8月9日电。

[34]陈明忠：《无悔陈明忠回忆录》，第276页。

[35]《国民党不立碑　台湾战士苦等70年……“台湾塔”冲绳落成》（2016年6月28日），东森新闻网，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628/724796.htm。

[36]参见张方远：《大陆思想史里失踪的台湾斗士》（2014年5月19日），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zhang-fang-yuan/2014_05_19_22944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