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莼思：特朗普的“交易”实为“只取不予”，我们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在过去10个月里，重返美国白宫的特朗普，如其所愿，在各国媒体报道中频繁占据C位。其中，其对华政策将如何演变，这一问题广受关注，因为它不仅关乎中美关系走向，更牵动全球战略格局。

近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布《拐点何时出现？特朗普2.0对华政策之可能趋势》报告，从美国国内政治博弈、中美战略互动及全球格局演变三大维度，剖析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潜在走向。

特朗普2.0政府与其第一任期有何异同？中美博弈的“拐点”究竟何在？我们又该如何作为，让中美关系在竞争与合作间维持微妙的平衡？观察者网特邀该报告负责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莼思深度解析，探讨特朗普2.0时期对华政策的内在逻辑与中国的应对之道。

报告封面

观察者网：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您曾提出，其前几届政府衡量中美竞争的标准既包括力量标准，也包括体系因素，而在特朗普眼中，美国的伟大就是各种单项指标的综合。这一判断是否也适用于特朗普第二任期至今的表现？在对华政策方面，与其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2.0有哪些沿袭与改变？

吴莼思：特朗普总统理解国际事务的方式与建制派和前几届其他美国总统相比，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不同。很显然，特朗普还是要维护美国霸权的，但是，他显然对前几届政府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塑造所谓“自由国际主义”体系的做法非常不感兴趣。

特朗普关心的是，从全世界赚更多的钱，包括收更多进口关税；美元在全世界的地位更加稳固、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挑战美元地位；美国拥有更多、更强的武器系统，比如“金穹”防御系统；美国恢复强大的造船业支持海军；美国在高科技领域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等。

可见，特朗普对于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是具象化的，不是抽象的权力转移或意识形态，这可能对他操作对华关系产生影响。

在对华政策方面，我们最近发布的报告中，有同事明确指出了特朗普2.0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延续性。特朗普2.0政府仍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并仍在采取各种手段试图遏压中国，其中包括关税、出口管制以及军事威慑等。但是，与拜登政府时期相比，特朗普2.0政府与其盟友以及世界体系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与其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在2.0时期更有经验，其决策体系也较少受到建制派约束。到目前为止，美国国内事务和美国周边安全占据了特朗普及其团队的大量关注。此外，特朗普还关心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以及其他有潜力助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 图源：央视新闻

观察者网：特朗普目前面临多重法律诉讼和国会分裂的局面。报告一方面提到现在的美国政治是“强总统、弱国会”，另一方面又指出“美国国内当前激烈的政治斗争生态将制约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迈出大步伐”，这两点表述是否前后矛盾？这些国内政治压力将如何具体影响其政府对华政策的制定空间和执行能力？

吴莼思：“强总统、弱国会”是事实，特朗普在美国当前的政策制定中具有更强的主导力也是事实，但特朗普的决策也并非完全不可改变的。我们知道，特朗普在关税问题上多次改变政策；在俄乌问题上，特朗普也曾不断改变说法。由此可见，特朗普的决策仍然有可能受到影响。

比较明显的几个因素包括：

第一，市场的反应。这在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后，大家已经见识到了。

第二，所谓“近因效应”。人们常常说，特朗普的观点会受到最后一个与他对话者的影响，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对成本-收益的算计。特朗普所谓的“交易型”行动方式，实际上意味着他惯于计算成本与收益。在对华关系上，如果面临美国国内比较一致的遏华叙事，特朗普会怎么算这笔账呢？美国国内想要让特朗普“知难而退”的，大有人在。

我认为美国建制派即便不进入政府，也仍有手段影响特朗普的决策。其中一种重要的方式是构建叙事并利用媒体制造舆论。特朗普对舆论敏感、对其选民的想法敏感，在当前通过这一方式施压特朗普可能比在国会中采取行动更有效。

观察者网：近段时间，美国国内出现了主张中美“再接触”、中美“和平共存”的声音。您是否了解，提出这些声音的群体主要是哪些？

**吴莼思：**差不多十年前，美国有智库曾出台了一份重要报告，宣称美国应该放弃对华“接触”政策。这种观点在实践中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有些人甚至主张中美全面脱钩、完全脱钩。

这些年下来，所谓的“脱钩断链”对中美关系以及对世界和平发展都产生了严重冲击。在大量事实面前，美国国内有人开始提出不同观点，美国学界和智库人员开始撰文主张中美“再接触”，美国经济和科技界的不少人也反复强调中美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全面脱钩并不现实。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比较务实的声音能否超越美国国内那些热衷于意识形态或大国权力之争的声音？

观察者网：您认为当下美国国内哪些关键的利益团体最有可能左右特朗普对华关税或科技政策的松紧？这些团体的诉求是否存在冲突？

吴莼思：“左右”这个词或许有点过了，用“影响”可能更合适。特朗普对关税有偏好，美国强化对华高科技管制的总体趋势恐怕也很难改变。更可能出现的情形是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很多美国人也说，增加关税实际上是增加了美国消费者的支出，但特朗普更关心关税带来的其它利益，比如，增加政府收入、迫使企业到美国设厂等。

我们近期看到了美国农业团体对特朗普政府的影响力。美国股市、汇市、债市的波动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影响特朗普的决定。美国大公司也有游说特朗普的能力。然而，在当前美国总体上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要对华进行打压的背景下，我们不宜过高估计这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只能在特定条件下让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行动更谨慎些。

特朗普与英伟达CEO黄仁勋 图源：纽约时报

观察者网：报告标题中的“拐点”具体指代何种性质或程度的美对华政策转变？您判断出现这种拐点的关键标志性事件或信号会是什么？

**吴莼思：**如何界定“拐点”确实有很多讨论。在我们召开的专家讨论会以及外审专家意见中，也都谈到了如何界定“拐点”的问题。我觉得至少有两种讨论“拐点”的思路：

一种是“结构性”的拐点。这种拐点取决于国际体系的重大变化或者大国力量对比出现的根本性变化。比如，美苏两极格局的变化以及冷战结束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等。

另一种，我称之为“事态性”的拐点。也就是我们报告中解释的，美国对华政策由于某种原因出现偏离原定轨道的现象。我们认为，在当前阶段，特朗普2.0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仍可采取不同性质的举措，虽然在总体上美国仍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我们的报告是年度工作的一部分，主要关注的还是当前、近期可能出现的变化。

我们之所以在今年的报告中提出“拐点”问题，是认识到特朗普2.0时期还是有一些与其第一任期和拜登政府时期不同的特点。就中美关系而言，如何界定对方非常重要。当前，美国基本上仍是以“零和”视角看待中美关系，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使用的“战略竞争者”这个概念非常糟糕。习主席在釜山见特朗普的时候说，中美应该成为伙伴和朋友。美国对华政策如果能向这个方向靠拢，那就是非常积极的进展。

观察者网：您认为中国应对特朗普2.0时期对华战略的最优先方向是什么？迄今为止，对于特朗普的对华动作，我们总体上处于“被动应对”局面，而报告提出我们“仍应尽最大可能引导美国对华政策向建设性发展中美关系的方向转变”，相应地，我们应如何引导？可以主动设置哪些议题？

吴莼思：这个问题，我可能没法回答得非常具体，因为我觉得我们对时代、对世界是有一个整体性的看法的。中国总体上认为美国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比如以零和方式界定中美关系，比如执意走逆全球化的道路等。所以，中国这些年经常讲不要随美国“起舞”。美国在对华关系中将标准设定为权力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冷战”，中国不这么看。中国考虑的是，是不是站在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上，是不是有利于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是不是有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中国是从更大的格局上来看待对美工作的。

当前，经济是中美都十分关心的问题，这应该是最前沿的问题。另一方面，考虑到美国打压中国的现实，如何防止摩擦失控也是安全领域关注的重要内容。

我不记得我们报告中用过“被动应对”这个词。我的观察是，这些年来我们的对美工作既有底线思维，也体现了战略主动。我们对中美关系的界定不再受美方影响，我们对议题的选择也有自己的标准。当然，中美都在给对方出题。对于美国出的一些题，我们需要“应对”；美国也需要“应对”我们出的一些题。从实力上看，美国仍然更强一些，这也许就是提问中使用“被动”这个词的原因。力量对比有历史原因，是现实情况，但也在发生变化。

这些年来，中国一直在积极引导中美关系往健康稳定、建设性的方向发展。在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上，我前面也说了，中国不接受美方用零和思维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战略竞争”，中国认为，中美应“秉承平等、尊重、互惠精神”，建设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双边关系。

在具体议题上，中国同样不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在经贸问题上，我们反对“脱钩断链”，抵制美国不合理的关税做法，积极维护产供链稳定；在地区议题上，我们反对冷战思维指导下的阵营对抗，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支持区域国家间的互利合作；在全球性议题上，我们支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今年还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发展、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以及应对全球性问题提供正能量。

老实说，我真的不认同“被动应对”这个词。我觉得，我们要跳出美国的视角看中国对美外交。很多新的变化正在出现，有些传统观念和视角恐怕不再适合用来评价当前的中国对美外交。

2021年3月18日，中美高层战略对话。面对美国的无端指责，时任中国外事办主任杨洁篪说，“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

观察者网：报告提到，“中美经贸磋商机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双方的摩擦，但并不足以为中美经贸关系长期稳定提供保障。中美在新的形势下需要重建更加稳定的经济互动模式。”请问对于“重建更加稳定的经济互动模式”，您有哪些具体的设想或建议？

吴莼思：我的专业不是经济研究方向的，在这里只能谈一些我自己的想法。首先，当前的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很重要。美方发动经贸战后，这个磋商机制实际上处于应对摩擦的第一线。它的首要作用当然是要对应经贸战的冲击，不让中美经贸摩擦失控。然而，在此之外，中美经贸磋商能否发挥更大的作用，可能还需要一些其它条件，比如，美方是否真正有意愿推动中美关系向健康、稳定、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就我的观察而言，中美经贸关系出现重大问题的时间点要回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使中美在冷战结束后形成的经贸互动模式不再适用。之后，中美实际上开始寻找新的经济合作模式。比如，在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曾商谈双边投资协定。但是，这个协定因奥巴马政府要推行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后来的特朗普第一任期等因素而停滞不前了。

中美更新经济合作模式的努力受到了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因素的影响。中美能否找到新的契机更新、巩固经贸关系这块“压舱石”至关重要。而其中更大的难点，我觉得也许不在经济领域，而在政治、战略领域。其实，在经济领域，我觉得中美都不缺好点子，甚至有很多奇思妙想，但要让这些想法变成现实，则需要更好的政治和战略环境。

观察者网：报告提到特朗普的对台政策呈现“功利主义倾向”，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在其第二任期内彻底解决台湾问题？

吴莼思：这个问题的逻辑其实比较奇怪。也许是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特朗普确实具有“交易性”的特点。但是，我们也不宜过度解读其所谓的“交易性”。有句话说：千做，万做，赔本的买卖不做。特朗普说的“交易”，实际上明显是“只取不予”，我们不要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

关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我们院有团队近期也发布了报告，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到我们院官网上查看。我想说的是，台湾问题是我们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我们“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我们对两岸关系的观察和解读也不宜过度受美国视角的影响。

观察者网：在俄乌冲突的相关研究中，您曾深入分析过核风险管控的路径。将此视角延伸到中美关系，您认为在特朗普任内，两国在台海、南海等区域性热点上，迫切需要建立或强化哪些具体的危机预防和管控机制？

吴莼思：危机预防和管控是需要的，也是重要的。我以为危机预防比危机管控更重要。在这些问题上最好的危机预防方式，就是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别挑事儿、别越界。

危机发生了再管控，风险其实仍然比较大，负面效应也更大。当然，有管控机制要比没有好。就此意义而言，要恢复和发展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和磋商机制。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似乎非常不喜欢官方磋商机制，中美之间的很多磋商机制都由此停了下来，之后在拜登政府时期恢复了一些，但仍然比较有限。目前，中美在经贸领域建立了磋商机制，双方外长、防长也进行了互动。希望在此基础上，中美再有针对性地恢复和发展一些危机管控机制，助力中美关系“稳下来，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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