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永瑞：全球本土史视阈下的中韩二战共同记忆

【文/白永瑞】

2025年8月15日是韩国光复80周年纪念日；日本将这天铭记为战败日，以悼念战殁者并祈愿和平。中国则于9月3日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种差异化的历史纪念，反映了各国在国别史框架下形成的不同历史记忆。我们能否在尊重各国记忆感知的基础上，跨越“胜利”“解放”“战败”等记忆分野，构建一种东亚人可以共享的历史记忆？进一步说，我们能否以此为基础，共享一种面向未来的课题甚至“未来史”？

为探索构建东亚共同历史记忆的可能性，笔者试图审视中国学术界近年来将抗日战争定位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研究动向，剖析其意义，并就未来可深入分析的研究方向，提出一些拙见。

一、韩国视角下的“东方主战场”论

作为韩国学者，笔者尤其关注当前中国学术界抗战研究的两个核心概念——“东方主战场”与“14年抗战”。这两个概念对于促进世界历史研究摆脱欧洲中心论、确立多元化视角、重新思考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具有重大意义。“东方主战场”批判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二战史叙事，提出东方存在另一个主战场的客观事实；“14年抗战”则认为中国抗战起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实为长达十四年的抗争。

笔者尤为关注“东方主战场”研究的学术意义。该视角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让人们意识到：中国抗日战争不仅挫败了日本企图以“速决战”逼迫中国投降的战略，也有效遏制了日本在亚太地区发动全面战争的计划，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多个战场有力地支援了英、美、苏等盟国，由此构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或缺的一环。“东方主战场”概念进一步揭示出，中国通过持续全面抗战，不仅摆脱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还以四大盟国之一的身份参与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该研究视角强调了中国抗战兼具维护和平与守卫文明的双重属性，相关研究也为构建中国自主学术话语权奠定了基础。

笔者高度评价中国学术界这一学术研究趋势的积极意义。“东方主战场”概念矫正了西方学术界在世界历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成见，即将中国抗战视作“次要战场”，乃至视东亚战场为“边缘”的问题。事实上，韩国学术界也提出过类似观点。一位学者曾主张，中国军队的防御策略与消耗策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这一战略击碎了日本的速战速胜战略，促使资源匮乏的日本逐渐向东南亚扩张，最终与美国发生冲突，引发太平洋战争。

然而，这种观点在韩国学术界仍属少数。韩国学者长期以来主要关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等抗战背景因素，更聚焦于朝鲜半岛的独立斗争与国家建设，这一点从韩国学术界普遍将朝鲜抗日运动称为“独立运动”即可看出。这导致韩国学术界的主要研究视野仍未充分拓展至朝鲜抗日运动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史框架。尽管关于海外各地独立运动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但对二战战场在欧洲与亚洲的分布情况，尤其是亚洲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韩国学术界尚未给予足够关注。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学术界对“东方主战场”研究的推进，或许能给予韩国些许学术刺激，促使其突破国别史的视角限制，拓宽研究视野。

鉴于此，笔者建议引入“全球本土史”(Glocal History)视角，这一视角既可以为韩国学术界提供反思国别叙事的理论框架，亦有助于增强中国“东方主战场”论述的学术说服力。借助该视角，我们不仅能用全球史与国别史（尤其是中国史）的交叉视角把握抗日战争，更能充分地展现全球史、跨国区域史、国别史及地方史四重维度之间的多维互动关系，以期为建构“全球二战”叙事框架作出贡献。

“三一独立宣言书”

二、作为全球本土史事例的“中朝共同抗日”

“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概念已广泛运用于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尽管学者们的使用情况略有不同，但其核心意涵通常被理解为：研究者应同时具备全球化的视野与本土化的问题意识、理论关怀和学术实践。该概念强调“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张力关系”或“一种将全球视野与本土关怀有机结合”的实践。不过，笔者早在多年前便对Globalism与Localism的合成词“全球本土主义”(Glocalism)进行了延伸性重构，提出了“全球本土学”(Glocalogy)概念，并持续强调其重要性。之所以刻意提出这个稍显陌生的术语，是为了更加鲜明地凸显以“全球本土化”概念为基础的学术实践的特性。

“全球本土学”既是一种分析方法，也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这一概念关注地方性（Local）、区域性（Regional）与全球性（Global）的空间交叉与叠合，它既可以作为历史分析工具，用来解释和理解特定区域的既有现象，同时其探讨也具有前瞻性与批判性，通过主动介入不断变化的区域秩序，以实现特定的价值或目标。

作为历史研究者，笔者尤为重视“全球本土学”的核心子领域——“全球本土史”，更准确地说，是“批判性的全球本土史”。它与中国学术界更常使用的“全球地域史”有所区别，后者常常把“地方史”当作解释世界史的窗口。笔者尝试借此反思国别史研究的既有范式，探索一种能够回应“变革性全球本土主义”（Transformative Glocalism）诉求的历史书写路径。

当前，包括中韩在内的多国学术界日益关注全球本土史的研究路径。该研究强调在全球—区域—国家—地方等多重空间尺度中的结构性矛盾与张力，通过对这些多重空间的分析，有助于突破以单一国家为单位的研究局限。然而，笔者提出的“批判性的全球本土史”不仅关注全球化如何在国家层面实现本土化，也重视本土如何反过来改变全球化。

笔者之所以特意在“全球本土主义”前加上“变革性”的修饰，不只是为了揭示跨国资本主导的全球本土主义逻辑，更在于强调这是一种以本土为立足点、具有现实介入与变革能力的策略性思维——它旨在激发一种动力，促使我们在地方乃至全球层面对资本主义在多重空间结构中形成的等级秩序与压迫剥削施以变革。

仅凭上述抽象阐述，或许难以充分呈现全球本土史的内在意涵。因此，笔者尝试借用一个具体历史事例来说明该概念的应用可能性。该事例为中国境内中朝民众共同参与的、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部分的抗日战争。将中朝抗日战争纳入全球本土史视野下加以探讨，其意义不仅能凸显中国战场与亚洲战场之间的关联，还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为抗日国际统一战线增添一个案例。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研究视角有利于从多层次、立体的视角考察战争的整体进程，揭示抗战在世界历史与文明史上的重大意义，从而有助于建构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共同历史观。

朝鲜半岛人民在境外展开的抗日战争，即“独立运动”，其活动范围横跨中国、俄罗斯、美洲及欧洲等地，但主要舞台为毗邻朝鲜半岛的中国东北与关内地区。核心运动主体由韩国临时政府一派与社会主义一派的独立运动力量构成，两者在以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关系中，分别与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进行协作，广泛参与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军事行动。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的组建、1940年韩国光复军的建立，以及1942年朝鲜义勇军的成立，表明朝鲜在中国抗战期间形成了多支国际支援武装力量，这些队伍也都直接参加了抗日战争。

具体来看，在拥有200万朝鲜族人口的东北地区，自20世纪20年代起便持续爆发由各抗日团体领导的、大大小小的抗日武装斗争。至20世纪30年代，东北抗日联军的力量尤为突出。作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组织，它整合了东北地区的朝鲜与中国游击队，形成了一支规模可观的联合作战力量，甚至一度向朝鲜半岛境内展开军事进攻。

在关内地区，韩国临时政府创建了“光复军”。该部队直接参与抗战、策反日军、侦察敌情、开展抗日宣传及暗杀等活动，从国民党方面获得了军事训练与物资方面的援助。抗战末期，韩国光复军曾与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身）合作，筹划了对朝鲜本土的作战计划，但最终因日本投降而未能实施。

此外，朝鲜民族战线联盟于1938年创立“朝鲜义勇队”，在早期主要从事对日军及中国民众的宣传工作。1942年，朝鲜义勇队主力在重庆被编入韩国光复军，引发内部不满，部分成员另行组建“朝鲜义勇军”，并接受八路军指挥，逐渐参与到武装斗争中。

诚然，从整体规模与作战次数等军事指标来看，这些多线并存的朝鲜武装力量难以与中国的抗日军事力量相提并论，但其政治意义不容忽视。它们不仅影响了战后朝鲜半岛南北政权的建立，而且也成为中国参与建构战后东亚新秩序的战略资源，理应得到充分评价。

资料图：朝鲜义勇军

事实上，朝鲜独立运动的武装力量是在中国境内长期发展的结果，得益于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这直接证明了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牺牲的抗日战争所具有的亚洲意义：它不仅在精神与物质层面支援了亚洲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更减少了亚洲民众在战争中的牺牲。朝鲜义勇队的主要创建者金若山对此作出了精准表达：“现在的中国抗战是促使日本帝国主义总崩溃的决定性战争，将来的日本革命是这个总崩溃的终幕，朝鲜民族解放斗争也是促进日本帝国主义总崩溃的有利因素。”

但笔者认为，相较于直接参战，这些武装力量对抗日战争在世界历史与文明史上的重大意义有深刻的洞察。这种认知对当下的我们而言更具重要价值。

这里引用一例迄今为止未被广泛关注的史料，即《朝鲜人民抗日同志会文献第一号》（1937年1月）。该文献提到：“日本帝国主义自九一八事变后变本加厉地加快着侵华的速度。此乃破坏东方和平、终将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践踏全人类和平的元凶的最后挣扎……亲爱的同胞们哟！为了个人生存、祖国光复，也为了我们现居地华北的安宁，对内须凝聚同胞之力团结一致，对外当将抗日作战的友军联合扩大至国际层面。”

值得关注的是，早在七七事变引发中国全面抗战前的1937年1月，该文献已明确将抗战起点追溯至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预见日本侵华必将“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主张将中国作为“友军”，推动扩大国际联合阵线。虽然这一宣言出自规模有限的小型独立运动团体，却十分精准地把握了1931年以来抗战的国际战争属性。

在笔者看来，朝鲜人民抗日同志会实质上洞悉了抗战的“全球本土史”意义。这种视野的形成，根源于朝鲜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边缘位置，即作为殖民地弱小国这一客观现实。这种不利地位迫使朝鲜独立运动者不得不对民族主义—区域主义—世界主义三重维度的叠合保持高度的敏感。

另一个相似例证是，1934年末，支持韩国临时政府的韩国独立党在其发布的相关文件中预言：“在1910年8月29日全面侵略吾国的倭敌魔爪，迟早会伸向亚洲大陆，甚至将伸向整个太平洋地区。”他们进一步断言：“基于同样的理由，对日战争不久后必将爆发。”这一预见，亦可作为前文所述之佐证。

赵素昂

时任韩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部长的赵素昂，对上述认知作出了更为系统化的理论表达。他敏锐地指出：“从地缘层面看，韩国是太平洋的和平灯塔，也是远东乃至世界和平的指挥塔。”赵素昂强烈主张，若要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夕变革既有世界秩序，朝鲜半岛的核心作用不容忽视。在他看来，“三一运动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闭幕之声，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场序曲”。这一论断根植于其深刻的历史洞见：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之一，可追溯至日本对朝鲜的殖民化，而国际社会对此的漠视，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最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将“全人类推入火坑”。

赵素昂的深刻洞见，不仅体现在对国际局势的判断，更清晰地展现在文明观层面。他强调：韩国人期望的自主独立绝不在于富国强兵这一旧有形式，而在于与人为善、践行并实现“天下为公”这一真正的民主世界。此即韩国人所谓的“世界一家”的终极目标，也唯有此法能提升韩国的世界地位。

要言之，赵素昂揭示了中朝联合抗战所依托的客观局势，即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起点，乃早于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朝鲜被殖民”（1910年）事件。他不仅将此界定为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之一，也预见了抗战胜利所具有的超越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世界史与文明史意义。

诚然，这一观点或许会被视为当时独立运动领袖为凸显朝鲜独立运动的战略价值而采用的夸张性修辞。同时也会有人质疑，这是否代表了当时包括朝鲜半岛居民在内的海内外多数朝鲜人民的普遍认知？事实上，朝鲜半岛在当时已沦为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基地，遭受了残酷的大肆掠夺，那里既存在“朝奸”，即积极投靠日本的亲日派，也存在坚持抗争的独立运动派及其支持群体，而处于两者之间的所谓“灰色地带”、消极顺从殖民统治的民众，则占据了多数。然而，应该强调的是，在独立运动派及其支持群体内部，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确在当时形成了高度共识，即抗日战争将成为改写东亚格局的决定性历史转折。

在此，若仔细审视当今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mings)的一段比喻性论述，或可进一步拓宽我们的视野。他写道：“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在全世界逐渐崭露头角，20世纪也由此开启。而随着20世纪的展开，日本却如飞蛾扑火般滑向灾难。”卡明斯强调，在这一过程中，朝鲜最早掀起了民众抵抗运动——三一运动。

当下全球学术界普遍视日本投降为二战结束的标志，一些中国学者主张将战争的发端前溯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学术界提出的“14年抗战”概念，也是基于这种逻辑。英国学者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对二战史作出了新解释。他提出，二战“至少要追溯到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1931年”。

笔者认为，此观点颇具说服力。在此基础上，我们或许有必要更进一步思考，是否应将更早时期的日本对朝鲜的殖民化进程，以及推动这一进程的日本帝国主义扩张，也纳入全球本土史的脉络中加以综合考察？正如笔者将在下一节详述，要全面阐释中国抗日战争在反帝及反法西斯方面的意义，阐释其在世界历史与文明史上的重大意义，就必须建立一种更为深远、宏阔的历史视野框架。

三、中朝抗战的文明史意义

以全球本土史视角对抗日战争进行重新思考，在很大程度上能凸显朝鲜民众与中国人民携手抗战的重要历史。在这种情况下，中韩两国学术界应该通过共同研究，以多元路径将中朝共同抗战的历史传达至学术界及社会公众。

具体而言，中国近年来在深化和推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及“14年抗战”论述时，有必要融入朝鲜抗日运动的实践与认知。这需要研究者系统评价战时韩国临时政府的外交成就，也亟须重估东北抗日联军、韩国光复军与朝鲜义勇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与贡献。更进一步，中韩两国学术界还应开展共同历史研究，在两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推广、共享这一历史认知。

中韩两国学术界应共同肩负这一使命。在开展合作研究的过程中，双方应通过相互参照与反思实现自我革新。此为超越国别史中心主义历史观、将国别史与区域史融会贯通的必经之路。

在此，笔者尝试指出韩国学术界亟待自我反思的部分内容。当前韩国历史教科书中依然使用“中日战争”这一术语。有韩国学者就此指出，该表述隐含着“两国对等交战”的错误认知，而非日本单方面侵略中国，这可能淡化日本作为侵略国的历史责任与中国人民的抗争正当性。因此，该学者主张采用“‘中国抗日战争’的概念，以更准确地反映中国人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展开的艰苦卓绝的抗争”。

历史教科书的叙述通常反映了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或定论。因此，历史术语的变更应该在学术界内部进行深入讨论，并获得社会公众的广泛同意。这看似冗长的民主协商程序实则不可或缺。在此过程中，不同国家学者就历史认知进行交流与反思，对凝聚历史共识将发挥重要推动作用。

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有助于不同国家学者彼此反思与自我革新。中国抗战研究可以在中国百年现代性这一宏观视野之中加以重新考察。至少，应立足东亚史维度，将1905年甚至1894年等历史转折点以来的百年历程纳入视野，从而揭示抗战的意义。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明确地印证：抗战是正义、人道、和平与文明的代名词。

这一诉求绝不仅仅出于对学术理论的单纯探讨。如果我们意识到日本提出的所谓“远东1905年体制”，便更能体会到上述主张的现实紧迫性。

1905年11月17日，日本政府逼迫大韩帝国签署《乙巳条约》。

日本通过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吞并台湾，又借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吞并朝鲜，利用中国衰落所造成的“东亚权力真空”构筑帝国的根基，这就是日本所谓的“远东1905年体制”。该体制是明治维新后近代日本迈向帝国主义领土扩张的起点，也确定了日本近代对外侵略的总体方向。该体制的空间范围包括千岛群岛、日本本土、朝鲜半岛，以及冲绳、中国台湾乃至菲律宾等海陆疆域，与当时日本军部提出的“主权线”“利益线”密切相关。该体制的提出者千千和泰明认为，尽管日本战败导致这一体制土崩瓦解，但通过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等新形式，美国主导下的“远东1905年体制”仍将得以变相延续。

这种将美日同盟、美韩同盟视为始于1905年的同源体系的历史阐释，体现出日本部分势力对东亚秩序的构想，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日本对区域局势的分析方向，未来还有可能在日本境内外以改头换面的不同形式不断出现。

那么，“远东1905年体制”的替代方案是什么？笔者尚提不出明确的概念，在此仅提出相关研究应坚持的原则性方向：以“我们希望构建一种怎样的未来体制”为思想基础，以全球本土史视角分析中朝共同抗日经验的研究工作作为出发点。如果我们能坚定地按照这一方向前行，势必将构建起二战叙事的新逻辑结构。

与此同时，这一研究方向也意味着，我们需在“百年现代性”的历史视野中重新思考包含中国在内的东亚现代性问题。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往往以“现代化成败”的陈旧评判框架，来衡量东亚三国的现代化发展轨迹。具体而言，自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的10年间，中、日、韩三国的现代化发展轨迹被人为地分割开来。在这10年间，日本将“富国强兵”定为国家目标，凭借有限资源的战略化集中而大获成功，以“优等生”的身份实现崛起；战败的中国则沦为“次等生”；而战争最大的牺牲者，最终被完全殖民的朝鲜则被视为“差等生”。这种历史认知曾有极大的影响力。

然而，在抗战进程中，中朝人民已充分揭露了这一陈旧的现代主义认知的虚构性。正如竹内好很久以前所主张的，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最终颠覆了历来关于现代化的认知框架。他极具批判性地指出，日本现代化以西方为模板，其外向型“转向文化”必然走向失败的宿命，最终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暴露无遗。因此，对抗日战争进行重新思考，不仅是为了重新理解“胜利”“解放”“战败”等关于1945年的分裂性历史记忆，也是为了实现跨越国别记忆的“共享”。既是各自“所有”亦是东亚“共有”的历史记忆，将有助于我们共同研究通向正义、人道与和平的未来课题。这便是重思抗日战争工作的重大意义所在。

为妥善推进这一课题，我们亟需更加深入地探讨现代化问题，尤其是关于“现代性的扬弃”这一创造性的理论设想。这一理论设想试图超越将现代性视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划分——一方面将现代性特质视为必须达成的积极价值（现代主义），另一方面又将其视为应予摒弃的陈旧遗产（后现代主义）。

这一设想常被误解为“现代性的弘扬”与“现代性的批判”两个课题的折中，或理解为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先后顺序。但事实上，这并非两个彼此独立的课题，而是一种统合性的“现代性的双重变革”（Modernity’s Double Project）：现代性本身既蕴含应加以实现的进步特性，也内含必须否定的压迫性要素，因而，对善恶混杂的现代性的“适应”（Adapting）本身就兼具肯定与批判。只有当适应的努力与克服（Overcoming）的努力内在地统一时，两个课题才能真正取得实效。换言之，唯有“包含克服的适应”才是对现代的真正适应，唯有“立足适应的克服”才是对现代的有效克服。

上述论述乍听或略显抽象难解，但若结合非西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社会面对帝国主义侵略被迫“走向现代”的历史经验，其内涵便清晰可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越是身处逆境，中国与朝鲜半岛反而越是更坚定地追求更高层次的普遍愿景。这一共同经历表明，两者在历史的淬炼中，已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应对“双重课题”的智慧。因此，今日的中韩两国唯有在认识到彼此均有沦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反抗殖民统治、赢得民族解放等共同经历的基础上，方能以不偏不倚且时不我待的态度，分析各自在推进“适应现代与克服现代”这一双重课题过程中经历的困境与突破，并由此重建、传播新的历史叙事逻辑。唯其如此，学术自主的话语权根基方能被夯实。而这一立足全球本土史视阈的中朝共同抗战历史叙述，必将为其赋予强大的智识动力。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