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笑鹏：“连总统都无法避开性骚扰，那其他墨西哥女性还有安全可言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韩笑鹏】

2025年11月4日下午，墨西哥首位女性总统辛鲍姆（Claudia Sheinbaum）正在墨西哥城历史中心附近步行，与民众亲切互动。突然，一名中年男子从后方上前，将双臂环绕总统腰间，并试图亲吻并触摸她的胸部。视频显示，总统迅速躲开并推开对方，随行工作人员立刻介入将该男子带离现场。

这起“公共场合对总统的性骚扰”事件瞬间在网上热传。有人认为这是贩毒集团或其他政敌的威胁。“他们的意思是：看看！你的安保里有我们的人，我们离你多近。照我们说的做，否则下次他就带枪来了！”更大的震动来自于对墨西哥社会女性处境的担忧：“如果连总统都无法避开性骚扰，我们国家所有年轻女性的安全何在？！”辛鲍姆在记者会上气愤地发问。她强调，无论身份地位如何，没有任何男性有权侵犯女性的个人空间，并宣布已对该男子提起控告。

当地时间11月5日，辛鲍姆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图为墨西哥政府官方网站发布的视频截图

舆论一边关注袭击事件本身，一边也警醒地把目光投向更广泛的社会背景：在拉丁美洲，从墨西哥到阿根廷，从巴西到玻利维亚，女性每天都在忍受着类似的骚扰和暴力。该事件映射出拉美女性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恐惧和怒吼。

女性恐惧与愤怒：触目惊心的数据

辛鲍姆事件虽有偶然性，但统计数字令人触目惊心。墨西哥国家统计局2021年的全国家庭关系动态调查显示，全国15岁以上女性中，高达70.1%曾在一生中遭遇至少一种形式的暴力（包括心理、经济、身体或性暴力等）。每一天几乎都有女性成为受害者。具体到街头和公共交通等公共环境，42.2%的女性一生中遭受过社区场所的性暴力，却只有5.3%的受害者曾向警方报告。绝大多数女性将骚扰视作“司空见惯”，认为“没什么大不了”或因怕遭报复而选择了沉默。

同样触目惊心的还有女性被杀害的数字。拉美地区专门创造出一个词汇feminicidio（女性被杀），意指因为被害人是女人而被男人杀害。2024年墨西哥记录了821起女性被杀事件，仅2025年1至9月就有501起。换言之，平均每天有两三名墨西哥女性仅因其性别而被残忍夺去生命。

拉丁美洲的整体状况更令人痛心疾首。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ECLAC）报告指出，2023年拉美与加勒比至少有3897名女性因性别理由被谋杀，平均每天11名女性失去生命。该调查也显示，约六成以上的拉美女性曾遭遇过某种形式的性别暴力或骚扰。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该地区每四位妇女中就有一人在一生中遭遇过伴侣的身体或性暴力。从全球视角看，大约每三名女性就有一人在一生中遭遇过身体或性暴力。这些数据告诉我们：针对女性的暴力不是个例，而是蔓延至社会每个角落的“常态”。

拉美男性的侵害手段层出不穷：从轻佻的吹口哨、调戏言辞，到有些甚至在大庭广众下露阴或猥亵。比如在智利，调查称63%的女性承认曾在公共场所遭遇骚扰，其中28%曾遭身体接触式的挑逗或抓扯，近20%目睹过有人在她们面前进行露阴行为。

可怕的现实是，无论街头、公交、家庭还是职场，随时可能发生侵害。在家庭里，无数孩子从小目睹暴力，身心创伤代代相传。无怪乎当拉美女性群体看到甚至连辛鲍姆也无法摆脱这种污秽时，愤怒和恐慌迅速蔓延：如果连身为国家元首的女性都街头公然被侵犯，那么街头巷尾、工地车间、家中卧室的普通女性又能有何安全保障？

图片为墨西哥城女性集会抗议性别暴力，举牌呼吁“没有原谅，没有遗忘，不再有性别谋杀”。

历史与文化阴影下的“习以为常”

要理解拉美如此普遍的性别暴力，就必须触及深层的历史文化根源。殖民时代的遗留在拉美社会结构中根深蒂固：从西班牙与葡萄牙殖民扩张开始，传统的父权秩序就伴随着宗教和氏族文化一同扎根。男性主导的“大男子主义”（machismo）观念长期盛行，强调男性的权力、荣耀和意志优先，女性则被视为顺从和受保护的对象。这种矛盾地位经常以礼节化的尊重形式出现（比如亲吻手背），但实质上塑造出对女性身体和意志的“所有权”幻想。

在日常生活中，一声吹口哨、一句性暗示或调戏，有时竟被解释为对女性“赞赏”或“关心”，而女性拒绝时常遭到指责甚至二次羞辱。Oxfam调查指出，在加勒比与中美洲八国，15至19岁的男性青年中有65%表示，当一个女人在男性求欢时说不，她其实是在表达“想发生性关系”，只是在欲擒故纵，45%的年轻女性也认同这一观点。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将家庭暴力视作“正常”，认为只要“受得起打”就无需报告。如此日常化的性别偏见，为性侵和家庭暴力提供了温床。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女性遭遇侵犯往往被轻描淡写或归罪于受害者：受伤的女性反倒因“不检点”或“不慎重”而受到社会责难，而施暴者常常被原谅甚至赞赏为“保护家风”。

经济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拉美地区长期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城乡鸿沟，女性尤其容易陷入经济弱势、受教育率相对较低、就业机会有限的境地。许多贫困家庭依赖女性微薄收入维持生计，一旦遭遇暴力或骚扰，女性既缺乏经济独立，也无力挑战家长里短的旧观念。大量研究表明，性别暴力与贫困、失业和家庭债务直接相关：经济困难时，女性更难逃离暴力环境，家庭矛盾更易升级为施暴借口。

女性觉醒与抗争：怒吼中的希望

尽管压力山大，但近年来拉美各地却也涌现出越来越多响亮的女性声音和集体行动。从阿根廷“Ni Una Menos”（不要再少一个）运动到墨西哥“Vivas Nos Queremos”（我们想要活下去）的呼声，女性群体不再默默承受。

2015年6月3日，阿根廷爆发首场“Ni Una Menos”（不要再少一个）大游行，上万名妇女走上街头抗议一桩又一桩被归为“刑事私事”的凶杀案。这一运动迅速跨越国界，蔓延至智利、秘鲁、巴西等多国，成为拉美女性权利斗争的里程碑。

每年11月25日“消除对妇女暴力日”，哥伦比亚、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国都会有大规模游行，女性举牌疾呼：“Vivas nos queremos”（我们想要活下去）、“Ni una menos”（不要再少一个）等口号响彻街头，要求政府落实法律保护、惩治施暴者。在墨西哥城、圣保罗、蒙得维的亚等城市的市中心，往往可见成百上千身穿紫色、手持标语的抗议者，呼吁“禁止性别暴力”与“尊重女性权利”。

这些集会不仅传递了团结与抗议的力量，也逐步促使部分国家和地区加紧改革。例如，受社会压力影响，墨西哥政府目前正推进立法统一，将性骚扰纳入全国刑法体系；阿根廷也于近年修订“杀人罪”，明确将许多对女性的暴力归类为“女性被害”（feminicidio）犯罪。

图片为阿根廷女性在“不再少一个”运动中纪念被性别暴力残杀的女性。标语为“小心！大男子主义会杀人！”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草根组织和社会机构加入保护女性的行列：政府妇女事务部和非政府组织开设热线和庇护所，提供法律援助与心理辅导；公益平台宣传女性维权教育，从学校到社区开展反性别刻板印象的讲座。

媒体上，以女性视角报道案件的新兴媒体和自媒体也开始涌现，尽管仍有边缘化倾向，但越来越多受害者敢于发声。正如一位女权组织者所言：“总统都被骚扰，说明我们的每一天都在经历相同的恐惧，但这同时也提醒我们：正因为问题普遍，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和抗争”。

启示与展望：法律、教育与社会重塑

辛鲍姆事件不仅是拉美女性困境的缩影，更是社会改革的迫切催化剂。单靠对个别事件的谴责远不足以根治性别暴力，社会必须从根本上进行反思与结构性重塑。只有法律、教育、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同步推进，才能实现真正的变革。

首先，法律必须明确且严肃执行。性别暴力和性骚扰应被定义为犯罪，并确保司法机关具备性别敏感性。警察、检察官等司法人员必须接受性别意识培训，建立快速响应机制，以保障女性的基本权利。拉美各国亟需推动更加严格的性别暴力法律，落实零容忍政策。

然而，法律的进步不足以根治性别暴力，教育和经济赋权是根本解决之道。女性要摆脱暴力阴影，必须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和经济独立，才能在遭遇暴力时作出果敢反应。提升女性的职业能力和经济地位，才能打破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中国的社会革命为此提供了有力的借鉴。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将妇女解放纳入社会变革的核心。废除旧有的封建婚姻制度，通过《婚姻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提倡男女平等、共同劳动，女性不仅在家庭中承担分工，也逐渐进入社会和经济领域，参与生产劳动和国家建设。这些政策为妇女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和社会基础，为女性找回了主体性，并促进了性别平等的广泛实践。

同时，文化改造在中国妇女解放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传统“男尊女卑”的性别刻板观念通过教育普及、政策推动和公共宣传得到了有效冲击。党和国家通过推广“妇女能顶半边天”理念，深刻改变了社会对女性的观念，激发了女性参与社会生产和政治生活的积极性。社会革命不仅体现在经济结构的变化，更体现在思想文化的深刻转变。中国将妇女从“男性附属”提升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这一变革为拉美的妇女运动提供了重要启示。

从拉美女性的困境到中国妇女的蜕变，可以看出，社会革命和文化改造为女性提供了多层次的保障。只有在法律保障、经济赋权、教育普及和文化观念转变等方面协同推进，才能实现女性真正的社会地位提升。

最终，拉美能否真正改变女性的处境，取决于是否能够进行全面的社会结构性改革。正如辛鲍姆所言：“无论身份如何，女性的自由与尊严应永远不可侵犯。”这一呼声，既是对拉美的警示，也是全球社会对妇女解放的共同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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