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观鱼：被困在旧时代的王家卫

香港导演王家卫，曾是华语电影史上一个最响亮和神圣的符号，它承载了很多人对于香港、香港电影和华语文艺片的想象与情怀，但在一个信息透明、审美降级且热衷于解构权威的社会，“大导演王家卫”的人设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文/新潮观鱼】

王家卫“塌房”了吗？

这场风波源于六段私下录音的流出。10月31日，编剧“古二”（原名程骏年）在社交平台上传了一波《繁花》“剧本会录音”，因内含王家卫和编剧秦雯（《繁花》《我的前半生》《赘婿》《流金岁月》的署名编剧）私下议论游本昌、陈道明、唐嫣、倪妮、刘诗诗、金靖等演员的内容，瞬间引爆舆情。

当听到录音里的王家卫对合作伙伴言辞刻薄轻浮，很多人心中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家人设瞬间破灭。但对于早就熟知港圈旧事的人们来说，与其说是“墙倒众人推”，不如说这只是一场迟来的认知同步。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古二此前为期两年的编剧署名维权行动及9月曝光的录音均未激起多少水花，这一次靠着各位被蛐蛐的明星热度，瞬间霸榜热搜。公众对行业八卦的兴趣和窥私欲，远高于对知识产权纠葛的关注。

吃瓜群众没有一竿子打死王家卫过往的艺术成就，而是审视其中的“剥削”行为。这位开辟独特影像美学的文艺标杆，“不写剧本”“试图藏护照扣着演员”“让人一拍拍几年结果把人一剪没”的叙事，如今正面临“反噬”。

从开山立派的美学风格，到只能说“我喜欢”的审美霸权

在观众的记忆中，墨镜仿佛是王家卫的本体，不戴墨镜的他即使站在你我眼前，恐怕也没人能认得出，他的电影也和他的个人形象一样，神秘，极具个人特色。而他人设中的重要一环，就来源于他作为导演对“美”的绝对定义。

他是一位极具天赋的艺术实验家，从执导的首部电影《旺角卡门》（1988）开始，他就把对生活的观察、感性的认知与眼光独到的摄影剪辑技术集于一体，用一部部四字片名的作品——《阿飞正传》《东邪西毒》《春光乍泄》《重庆森林》《花样年华》《2046》《一代宗师》——构成独属于王家卫的电影美学。

他把招牌的慢门（抽帧）与高速摄影（升格）用到极致，《重庆森林》里晃动的都市虚影与男男女女的迷离焦灼，《春光乍泄》里梁朝伟在异国街头宣泄的奔跑，《一代宗师》里被定格的雨滴和武术力道，都是影史的经典画面。

他善用小物件承载情感，《重庆森林》里的凤梨罐头，《春光乍泄》里有瀑布光影的灯，《花样年华》遗落、收藏、丢失和寻找的绣花拖鞋，紧紧贴着颈部线条的旗袍领子，每个道具和色彩搭配，每个千百次尝试后确定的运镜角度，每个恰到好处响起的配乐，给一代影迷带来了“文艺启蒙”。

还有贯穿他几乎所有作品的画外音，用非常具体的时间，非常清晰的记忆，定格场景的情绪和温度。一句句碎片化哲思台词，被一些影迷们奉为圭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

八九十年代慷慨地赋予了他数不尽的缪斯，林青霞、张曼玉、张国荣、梁朝伟、刘德华、刘嘉玲、王菲、金城武……那是一茬茬风华绝代的灵感载体。在王家卫的黄金时代，他有本事调度这么多本身已是巨星的演员，在一次次的修剪中“逼”着他们催生了职业生涯最具神采的银幕瞬间，成就经典的同时帮助他们完成了从商业片大咖到影帝影后的“飞升”。这也让很多期待“飞升”的后来者心甘情愿地进入他的剧组，体验“王家卫式”拍摄。

那时的王家卫，不仅是导演，也是美丽的发现者和缔造者，和最终解释权拥有者。

他和美术指导、服装设计张叔平的黄金搭档，将这种审美深深镌刻在了中国电影史上，并通过电影这种大众传播媒介走向世界，一度成为亚洲和欧洲电影节的审美法典。被问到听过的中国导演，很多欧美观众会答出“王家卫”。

然而，近年来，王家卫的作品，虽然技法依旧纯熟，画面依旧精致，但故事中越来越难看到灵感的挥洒。他的才思不再如年轻时奔涌，仿佛陷入了“模仿”自己的困境。

自他以监制和编剧身份护航却口碑大跌的《摆渡人》后，王家卫就好像给自己筑起了一道高墙。一边看似接受批评、欢迎各种评价，一边用“我喜欢”维护作品还发动半个娱乐圈为之站台。

这份曾经的个性，一点点滑向了引发公众逆反心理的“审美霸权”。现在回看那年“我喜欢”的转发区，仿佛一场大型“忠诚度”测试。

转发栏部分截图

更残酷的是，他面对的是一个被算法推荐、碎片化消费和网红审美重塑的世界。

当一个“顶级美商”的导演撞上了一个“审美降级”的时代，华语影视圈里的“俊男靓女”变得越来越稀有，取而代之的是气质模糊、修图后长相趋同的“颜值”。那种大银幕上需要的独特灵魂才能承载得起的“电影感”，越来越难寻觅。

于是，他靠每一次旧作重映拉回路人盘，让人们想起他曾经的创作才华，怀念那种将“美”作为最高哲学载体、近乎偏执的创作，以及超越时代的想象力。

他从不解释自己作品的“确切意义”，就像这次录音风波发酵至今，他都没有发过声一样，似乎只要不直接回答，最终解读权就在他手里，艺术作品可以，但录音很难。

艺术打磨是“不写剧本”和“无休止拍摄”的万金油吗？

随着录音风波持续发酵，“王家卫受害者联盟”人数也不断增加，网友扒出了张国荣、王祖贤、巩俐、张智霖、木村拓哉、宋慧乔等人在王家卫剧组的遭遇。曾经“慢工出细活”的美谈，“不写剧本”的颠覆工业流程的创作方式，如今全成了王家卫“折磨演员”的“罪状书”。

其实，这次王家卫“塌房”，更像是两套认知体系的碰撞：一边是年轻的文艺群体对其才华滤镜的破碎；另一边是熟悉港圈的人们对此习以为常的反应——录音里展现的王家卫的言辞和现在被鞭笞的片场“剥削”，根本不算新鲜事，只是当互联网完成一代人的交接，年轻人第一次看清了那片始终如此的生态。

一部《2046》拍五年，《一代宗师》从筹备到拍摄十年，《繁花》从筹备到制作六年，这些数字不断强化着一个信息：王家卫的作品是“熬”出来的艺术，为了一个“完美”的镜头，他能让整个剧组和顶流明星甘愿无限期等待。

刘嘉玲透露，梁朝伟曾因为《阿飞正传》连着NG二十多次，回家后通过擦窗拖地来发泄情绪，边做家务边哭，哭了整整一个星期。

日本演员木村拓哉回忆道，拍《2046》期间，每天早上到了片场，王家卫会临时告诉他今天要演什么戏，并且立即开拍，他还原了一下自己和导演的对话：

王家卫：你在等一个人，准备好了吗？好了？开拍！……停！

木村拓哉：不好意思，我在等谁？

王家卫：某个人。

木村拓哉：我不明白啊……

参演《一代宗师》的赵本山表示：“跟王家卫拍戏是个累活儿，因为你不知道你是谁，他也不和你交流，我演完了还不知道我演谁。原来我以为我是章子怡她爹，后来发现不是，到现场他给你就一行字。但是他有一点好，就是台词，我很怕台词自己说得不舒服，他说你怎么舒服就怎么来……我虽然说是很累，但我没累多长时间，其他人可是真累啊。其实我也不能说累，只是时间一长血压一上，脑袋就迷糊，调整不过来。”

赵本山问了一圈，梁朝伟和章子怡都不知道《一代宗师》什么时候拍完，但他们都甘愿听导演的时间安排：“跟他合作，就好像他修了一个影棚，像一个监狱，把这一帮大腕儿关进去一起受磨难。”

“拍熬羹这场戏，天天在那熬啊，我都不记得我尝了有多少次，能有百八十次吧。我说这玩意儿能吃吗，我还每次都喝一勺，瞅那锅都老脏了，就是在那折腾。但我是很欣赏他，他能弄出好东西来。王家卫很执着，一个电影筹备三四年，找了各个门派的武术大师访问。拍了一个月，他看着不舒服可以一下子就不要了，又重拍。”

王家卫和赵本山。 新快报

1997年《春光乍泄》上映后，张国荣接受港媒采访时坦言，自己有时拍戏会遇到令人在肉体和思想上都很辛苦的导演，“像拍《春光乍泄》我肠胃不适腹泻，拍摄时间又长，感觉好闷。不是说王家卫不好，大师级导演啊！但坦白说我拍《春光乍泄》拍得很不开心。”

张国荣还透露，王家卫当时跟阿根廷的制作方闹得不偷快，剧组停摆三个星期，他腹泻还要赶回香港开巡回演唱会记者会，在签合约时已讲明档期有限，但飞回香港完成记者会，他又飞到阿根廷多拍了十几天，“那十几日我没收钱，我不是那种样样讲钱的演员。基本上，在我可能的范围内，已经满足了王家卫的要求。”

巩俐的评价更直白，她认为这样没有文本基础的创作模式会“浪费”演员：“两个小时的电影，没有剧本，我怎么去准备？我心里特别没底，没有安全感。一个演员在导演面前没有安全感，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方法……所以《2046》我演得不成功，只演了一个段落式的人物，而非整体。比如有场戏，让我哭，哭了十七八条，后来啪地给剪了。我从下午6点钟开始化妆，演了一晚上，到早上六七点钟，镜头推来推去，哭得死去活来。后来一看电影，根本没这镜头。我那天晚上都干什么来着？我觉得，这比较浪费演员。不要把这些好演员都放在一部电影里，然后你去随便浪费他们，这好像一个训练班。 ”

即使演员们按照王家卫的要求完成了拍摄，也可能被“一剪没”。

比如王祖贤，她在《东邪西毒》（1994）中戏份被剪到只剩一个侧脸，与张国荣的对手戏全遭废弃，在台湾放映的版本中于片尾出场8秒。到了2009年上映的《东邪西毒：终极版》王祖贤则彻底“消失”了，戏份全被删光。同剧组的叶玉卿在原片和终极版中均无踪影。

由于王家卫拍《东邪西毒》超出预算并超出预定制作时间，在出资人压力下由原班人马拍了一部《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由王家卫监制、刘镇伟导演。王祖贤在《东成西就》中镜头很多。

《春光乍泄》（1997）的关淑怡也很惨，她在片中本来饰演黎耀辉（梁朝伟 饰）的女友，还特地飞到阿根廷拍戏，结果在成片中被删到一个镜头也不剩。

韩国演员宋慧乔提到，原以为参演《一代宗师》是短期拍摄，最后被困在拍摄地三年，在成片中只出镜了几分钟。她记得，每个拍摄日早上都会收到只有自己戏份的剧本，不知戏份多少、角色结局不明、剧情改动也很多，在她萌生了离开的想法后，王家卫还建议翻译员拿走她的护照：“我感觉她要溜回韩国了。”

要说王家卫拍作品快不起来，也不尽然，他首部执导的英文电影《蓝莓之夜》（诺拉·琼斯、裘德·洛、娜塔莉·波特曼主演）从筹划到杀青仅用了3个多月，这对其他文艺电影来说是很常规的拍摄时间，但在王家卫这里显得很“异常”。

根据当时的报道，《蓝莓之夜》制片方对王家卫拍戏时间长、无剧本的特点早有耳闻，但该片投资有限，浪费不起胶片，而且主演们的时间也耽误不起，对方要求王家卫必须“速战速决”，所以王家卫就按时将剧本交到了演员手中。

事实上，很多被封为一种影像风格“鼻祖”的导演都是所谓的片场“暴君”，比如会在片场大喊大叫发脾气的暴躁“电影天皇”黑泽明。就像名导库布里克一再强调的：真相是多面的。与斯皮尔伯格、伍迪·艾伦等早年几乎一年拍一部的导演相比，库布里克后期每部作品的间隔时间比较久，他也以一个场景拍很多条闻名。

但这些导演，只要作品够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其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演员和大众都能忍受你的“打磨”，甚至还能自我“洗脑”都不用你费口舌——王晶评《风林火山》时就说得很直白，“王家卫压榨演员榨出他们从未到达过的高度。这部片（《风林火山》）压榨演员却看得出每个人都因为有合约限制，只有勉强把戏演完，反正没法演好。”

更重要的一点，这次“古二”录音事件能激起网友这么大反应，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阶级情绪共振”。吃瓜网民看到的是一个一昧付出但没有得到合理报酬的年轻人。

在人们眼里，古二是被王家卫、秦雯和剧组从“维权者”逼成了不怕鱼死网破的“复仇者”，尤其是鲍德熹和王晶作为非当事人，在王家卫肯定古二整理的主角故事线等第二波录音还未流出前就立马站队的行为，“参与编剧时为什么没有合约？”这种引发打工人PTSD的言论，让人们看到了行业话语权持有者沆瀣一气的傲慢和抱团——人们瞬间带入自己苦哈哈干了一堆事，因为没有话语权而被上级抢占劳动成果的职场现象。

大家开始不再无条件地仰望那副墨镜，而是更想直视镜片后的眼睛。王家卫的人设，也从一个被作者权威无限抬高的艺术神话，逐渐变成一个可以批评，甚至被打上“剥削”年轻人标签的职场“老登”。

香港导演给内娱带来了什么？

王晶为王家卫站台的博文中，有这样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现在的年轻人太多不用功就想一步登天，那人既为王家卫煮饭做助理，就肯定不是成熟编剧。秦雯手下有不少高质编剧，不须要用个业余的人，所以我选择相信王家卫与秦雯，而那个不幸患病的人是资料搜集及笔录员。”

这番懒得听录音就直接通过自己的从业“经验”下结论的傲慢，把争取署名和“一步登天”画等号的措辞，让人不禁想到毛尖那句犀利的论断，“影视剧就是全中国最封建的地方。”

在内地影视工业迈向商业化的进程中，的确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以港为师”的，既学来了香港电影的类型化叙事和市场化的制作流程，也学来了那套烧香拜神、论资排辈、拜高踩低、“服从效忠”的“旧”制度。

古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纽约电影学院和法国蓝带西餐学院，有电影背景还有烹饪技艺，因为崇拜王家卫成了他的生活助理，不仅帮忙想剧本故事线，还得给他做饭，对能给王家卫帮上忙感恩戴德。这跟香港电影黄金时代，许多技术岗位的师徒制传承其实没什么分别。徒弟拜师后，想要学手艺，就帮师傅打杂，照料生活起居，收入也全由师傅分配。师傅掌握着徒弟的职业前途。

古二

在香港片场的逻辑里，小人物都要爬到一定位置才能和大佬叫嚣，所以王家卫、鲍德熹、王晶不理解一个患病的“生活助理”怎么敢鱼死网破发布录音的底层逻辑。

曾经香港电影赶上了时代风口，创造了辉煌，一度成为“东方好莱坞”，但其工业体系流淌着浓厚的行会和戏班遗存基因，并非成熟的行业生态。

当内地与香港的娱乐业生态并未完全融合时，内地观众看到的只是香港电影行业经过筛选的光鲜外壳，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彼此的融合，即使是带有神圣光辉的名导也不得不在信息透明的时代接受“统一标准”的互联网审视和监督。

无论是王家卫，还是其他大导演，抑或是整个娱乐圈行业生态，由古二这个“双输好过单赢”的独特鱼死网破型爆料解开的冰山一角并非是要“推倒”哪一个人，而是让所有人意识到——当今的影视行业，早该打破这种陈旧的等级壁垒了，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无论是导演还是行业，都不能因为“艺术”的光环主动或被动地困在旧时代里。

陈腐之气当休矣，正如王家卫导演在《重庆森林》里的著名台词：“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如果不与时俱进，自己的美誉大概也会过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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