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世界资本主义已经知道，中国当不了他的“小伙伴”

近年来，为了遏制中国崛起、为“贸易战”寻找借口，美国财经官员和经济学界不断炮制各种有悖事实的论调，试图污名化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中，尤以“产能过剩论”和“新殖民主义论”为甚。在这篇访谈中，卢荻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视野出发，指出西方国家如今面临的经济困境，并非因为“产能过剩”的中国扰乱了全球经济平衡，而是源于西方自身出现了金融化趋势，长期怠于进行生产性投资。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各国均出现了投资不足的问题，中国出现得更晚、程度更低，对世界经济的整体影响仍是正面的。

在产业结构方面，中国新兴产业的快速崛起和结构升级，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依靠技术垄断收取租金，同时继续享受中国制造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幻梦，进而成为政客调转矛头、攻击中国的诱因。西方右翼对自由市场的反对，并非出自对新自由主义不平等体制的批判，恰恰相反，“贸易战”的源头，是他们意识到维持自身垄断地位的不平等正在减弱。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与它们的经济关系，远比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更为平等。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高科技产品价格下降，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均让它们受益良多。

作者指出，尽管资本主义体系短期内难以动摇，未来的世界格局，极有可能围绕两个核心，形成两个阵营。欧洲各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会在各个领域，同时与两个核心保持不同程度的关系。中美如何同彼此展开经贸合作，对世界经济格局至关重要。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5年第5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文/卢荻，采访/文化纵横编辑部 郑涛】

中国崛起的世界影响

**文化纵横：**首先想聊聊这几年大家都很关注的贸易战。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往往是去政治化、去历史化的，但贸易战偏偏是政治因素驱动的，而且它的原因需要在历史中去寻找。您长期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刚好既是政治化的，又很擅长做历史性、结构性的分析。所以首先想请您从这个角度来谈一谈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的看法。

**卢荻：**要回应这样一个现实上的课题，必须在多个不同层面一步一步地深入探讨。首先，为什么会出现贸易战？或者说，它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它试图达到什么目的？在最表面一层，美国发起贸易战，背后主要有两个强大的推动力，或者说是为了应对两个不同的现实问题。

第一个推动力是系统性的需求不足，这里指的是整个世界经济存在需求不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特朗普的说法——所谓“中国窃取了美国劳动者的工作岗位”。这个说法的预设是，工作岗位是稀缺的或者不足的，因此，中国占有更多工作岗位，美国就会受到损害。也不只是美国，起码在话语上，如今世界各国都在批评顺差国家，认为它们在全球经济中占有了过多的需求份额和市场份额，导致逆差国家蒙受损害；很多发达国家提出，不应允许某一些国家存在持续的、庞大的贸易顺差或经常账户顺差；在贸易战之后，一些国家甚至提出，不允许一个国家持续存在超过其GDP3%的顺差。这样一些说法的前提，同样是全球经济存在需求不足。

如果聚焦中国与美国的经贸关系，这个情况在2010年之前并不构成一个问题。当时美国的财经官员都高度赞赏中美之间“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经贸关系，因为中国为美国提供了廉价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在补贴美国。中国通过贸易获得了美元后，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或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的方式，让这些资金流回美国，让美国用中国的资金继续购买中国的产品。而中国购买的这些美国金融资产，特别是美国国债，其实是低回报率的，尤其是低于美国在中国的投资的利润率。因此，在资金层面，中国再一次补贴了美国。

等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世界进入了所谓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全球经济增长出现停滞甚至衰退，需求不足的问题开始变得再明确不过。美国的财经官员随之转换态度和口风，开始严厉指责中国导致了所谓的“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s）。甚至出现了同一个人前后态度180度大扭转的情况：当珍妮特·耶伦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时候（2014~2018），她还在赞赏“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经贸关系；但到了她担任拜登政府财政部长的时候（2021~2024），面对同样的现实，她却转换为严厉的批判，认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有了过多的需求份额，导致逆差国家，特别是美国出现各种各样的经济困难。

美国前财长耶伦 资料图。 彭博社

从理论上来说，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里并没有需求不足问题，新凯恩斯经济学才认为有可能存在系统性的需求不足。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财经官员的视野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野，因此，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在当时的他们眼里不构成问题。而在2010年之后，他们转换为新凯恩斯经济学的视野，认为系统性的需求不足确实是世界经济的问题，也是发达国家经济的问题，中国必须为此负责，这是贸易战中西方的各种话语里接近于共识的一种判断。

第二个重要的推动力，或者发达国家面对的第二个现实难题，是贸易结构的变动。在2010年之前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中国主要还是出口劳动密集型、低增加值的产品，从西方进口高增加值、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产业升级越来越快，出口的产品结构也越来越升级，中国生产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越来越构成对发达国家的直接竞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2015年签署《巴黎协定》，当时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充满了自信，以为它们在绿色转型所需要的产业转型中一定是领先的，进而能够维持自身在高科技行业的“垄断（半）租金”。[1]2010年之前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格局中，以及长期以来整个发展中世界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格局中，之所以会出现不平等交换，就是因为发达国家享受了这种垄断租金。

但是，西方没有想到的是，在绿色转型中，中国领先了绿色产业的发展。因此，去年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时，特别强调的两点：一是中国存在“储蓄过剩”，即在世界范围内占有了过多的需求份额；二是中国存在“产能过剩”。她针对的并不是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存在产能过剩，在这些领域，哪怕中国产品占领全世界，他们都高度赞赏，而不是指责。她针对的是中国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尤其是绿色技术和产业。因为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崛起，使得发达国家所享有的垄断地位和租金遭到了根本性的动摇。

**文化纵横：**高关税、贸易保护主义曾经主要是左翼的主张，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中国和西方两边都有来自左翼的反对世界贸易组织和全球化的声音，乃至抗议活动。但是，在2016年以来的这波逆全球化的潮流中，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成为欧美所谓的“极右翼”的政策主张。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卢荻：**归根究底，就是因为中国以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姿态崛起了。

传统上，左翼反对自由贸易，是因为自由贸易的本质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背后是南方的劳动与北方的资本的交换，往往导致了南方国家陷入“不发展”，而不是发展。

但是，在这一轮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中国的崛起。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发展的经济体，在这种不平等交换的前提下——我们被迫接受低工资，我们生产出来的价值的主要部分被发达国家的资本拿走了——我们通过艰苦的自我压榨的过程完成资本积累，投资推动工业化，不断推动产业升级，一步一步走到了可以动摇甚至颠覆发达国家的垄断性高科技产业，特别是绿色转型产业的地步。这是之前没有人能预期到的。发达国家面对这样的压力，才发现原来自由贸易对它们有这么负面的一面，会削弱它们的垄断租金。

第二个变化，也是自由贸易的结果。在资本自由流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然而然会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转移。不只如此，由于经济的金融投机化，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普遍追求以劳动（非法移民或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替代资本（投资升级技术、设备等），让资本保持金融形态，而不是变成机器、厂房，捆绑在特定的空间里。结果，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得到了巨额的利润回报，但劳动者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不只是工作岗位大量流失了，而且新的岗位也没有建立起来，劳动者本身也越来越无法接受新的劳动技能训练。当然，这些发达国家之前可以借助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以及来自拉丁美洲的非法移民，尽量压低生活成本，作为一种对冲。但是，这两个因素的作用越来越难以对冲贸易自由化、经济金融化的负面影响，因此近些年西方出现了所谓的右翼民粹主义，要求回归闭关自守，反对自由化，等等。

10月4日，美国洛杉矶，多个工会和移民权益组织的成员举行反对移民执法机构的游行和集会。 视觉中国

虽然西方的右翼民粹反对贸易自由化，但他们的政治代表，包括特朗普，并不完全符合这个要求。对欧美的极右翼政客而言，对本国有利的自由贸易，他们就接受；对本国不利的自由贸易，他们就拒绝。因此，这些发达国家的政治建制反对的只是一种特殊的自由贸易——那些不利于保持自身垄断地位和垄断租金的自由贸易。在我看来，这才是右翼的反自由贸易的真正含义，跟左翼的反自由贸易刚好相反：左翼反对的是自由贸易背后的不平等交换，右翼则是反对这种不平等交换被削弱了。

**文化纵横：**您刚才提到耶伦批评中国经济存在所谓的“产能过剩”，这种论调当然本身有美国自己的偏见。但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差不多接近完成工业化了，而人类近现代史上，应该说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十亿级人口体量的经济体整体实现工业化的案例。这个事实确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国这么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全覆盖的工业体系，到底会给世界带来多大的影响？中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怎么去处理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

**卢荻：**这里其实牵扯到多个层次的问题。要回答中国是否会挤压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空间，必须先回答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就是发展空间的来源。发展空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范畴。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年代，发展空间与需求不足问题紧密相关。如果存在需求不足，发展的空间就会受到限制。那么，世界范围的系统性的需求不足，有多大程度上是中国导致的？这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需求的来源是什么？很明显，需求跟需要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市场需求和社会需要或人类需要不是同一个东西。例如，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绿色转型产品，或者世界范围内大量的人都需要城市里的住宅，但这些并不一定是需求，因为需求要看有没有市场的购买力：城市里有空置的住房，但农民还是买不起，这虽然是需要，但不是需求。

所以，市场需求的来源是收入，没有收入的增长也就不会有需求的增长。收入对需求的影响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收入分配，就算总体上有足够的收入来购买所有的产品或者能够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但如果存在收入分配的巨大不平等，大量需要就无法转换为需求；二是总体收入不足会直接导致需求不足。

需求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消费的需求，就是大家日常生活中购买的最终消费品；另一个是投资的需求，即对各种各样的资本品的需求，也就是安装机器、修建厂房、购买各种各样的原材料和投入品、雇用工人，生产出产品，将产品再卖出去，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需求。

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我们都可以观察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投资不足。[2]我们以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为例，这是最全面的数据。我们大致以1980年为最近一轮全球化的起点，在此之前的1970~1980年，发达国家（OECD国家）的年平均投资率（资本形成与GDP的比率）是26%，中国是34%，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是27%。进入全球化后的前20年，即1980~2000年，世界范围的年平均投资率就出现了相当严重的下降，发达国家下降到25%，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下降到25%。2000~2022年，发达国家继续下降到22%，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停滞，保持在25%的水平。中国是唯一的例外，1980~2000年，中国的年平均投资率上升到36%，2000~2022年进一步上升到43%。与此同时，进入全球化阶段后，中国以外的全球各国的经济增长率也大幅度降低，中国则同样在加速增长。

因此，世界范围内发展空间的不足，是因为收入增长缓慢；而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不足。我们如今面对的问题是世界范围的投资不足，而不是投资过度。中国是否存在投资过度、是否占有过多世界范围的需求份额，这是可以争论的。但是，世界范围的需求不足主要是中国之外的原因导致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投资停滞，乃至下降。这是从马克思主义和后凯恩斯理论中引申出来的判断。

但已有的主导舆论不是这样。以前，主导舆论是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时，这甚至不是个问题，因为它从来不认为需求不足是一个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市场经济可能会存在短期的需求不足，但长期来看世界经济会自动调整至供需平衡的状态。现在，世界范围的主导舆论已经转为新凯恩斯经济学，它确实认为存在长期的世界范围的需求不足，而不只是一种短期的波动。但新凯恩斯经济学里有多种不同说法。为什么需求不足？聚焦于投资的说法往往归咎为“市场失灵”：市场体制不完善，产权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使得资本不愿意投资。从特朗普1.0以来，主流舆论特别强调的是消费不足。他们的潜台词是，中国投资率这么高，那硬币的背面肯定是消费被抑制。因为中国消费占总收入的比率，明显远远低于大部分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用“消费不足”这个说法更适合将矛头指向中国。

世界前50大经济体（石油/天然气出口国除外）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极高，即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越高，总消费增长速度就越快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消费不足呢？对此西方的新凯恩斯经济学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是有一个暗中被主流建制接受的说法。为什么说是“暗中”呢？因为这种观点对西方来说有点政治不正确。这种观点集中体现在前些年美国的一本著名畅销书《贸易战是阶级战》（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中，该书作者认为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导致了消费不足，由于劳动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劳动者的收入中用来消费的比例，远远高于利润所得者），因此，如果收入分配过度向资本倾斜，就会导致整体经济的消费倾向偏低。他们认为这正是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劳动者的收入在整体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偏低。但如果从这里引申开来，就会发现不止中国如此，而是世界范围都一样，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尤其如此，都存在收入分配不平等导致消费需求偏低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这只是一个暗中被接受的说法。虽然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之前的希拉里或后来的拜登，竞选的时候都说过要解决美国国内的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要求让华尔街受到控制，但当他们执政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试图控制华尔街，收入不平等这个事也不管了，而只是将矛头指向中国。

总结起来，这里有两种判断。西方更主流的判断强调消费不足，有大量各种各样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力量支持的美国民主党，或者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工党等，都有这个倾向。另一种判断则强调投资不足：世界范围如此，中国虽然有一定程度上的消费不足，但更严重的问题同样是投资不足。

虽然刚才的数据显示中国投资率非常高，但那是整个时段的平均数。如果看实际演变趋势的话，大概从2012年以来，中国的投资率一直在下降。所以，投资不足是世界范围的问题，只是其他国家更严重，而且更早出现；中国比较晚出现，而且还没那么严重。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中国也有消费不足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这并不是中国出现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更不是世界范围的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对需求不足的理解，然后才能回应第二个问题——中国产业体系这么全面、这么庞大，会不会挤压其他国家的工业化空间？

前面已经说到工业化的空间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系统性的需求，另一个是产业结构。如果从系统性的需求的角度来看，需求不是固定不变的，需求的增长来自收入的增长，而收入的增长归根究底来自投资的增长，因为投资的过程是产生需求的一个来源，投资落成了就是生产能力扩张和技术进步的源泉。如果投资停滞不前的话，那收入的增长也会停滞不前。这恰恰就是中国之外的世界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的表现。OECD国家的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从1960~1980年的3.03%下降到1980~2023年的1.59%，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从3.01%降到1.3%，中国从3.01%增长到8.08%。很明显，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两个重要的事实。一是增长的式微，或者发展的式微。与1960~1980年的“黄金时代”相比，发展中国家也好，OECD国家也好，近四十年的增长率都是显著下降。二是发展的分化。在“黄金时代”，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非常接近OECD国家；进入全球化年代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趋于分化，而不是趋同。这很明显跟投资增长的停滞、投资率下降也是相关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判断：从系统意义上说，中国对世界范围的发展空间拓展，是有重大的正面贡献的。因为中国是全球重要的生产性经济体，中国的生产性投资长期持续且快速的增长，抵消了世界范围的投资增长停滞。主流的研究和舆论往往将焦点聚焦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市场竞争，但是忘了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方面是整个系统的价值创造和利用：生产出新的价值，价值被转化为生产力的提升，进而带来收入的增长。

强调经济活动有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区别，认为经济发展是生产性活动推动的结果，这是马克思、熊彼特或者一定程度上凯恩斯才有的视角。我们必须要从系统性地创建发展空间的角度，来回答中国对其他国家发展空间的影响这一问题，而这是已有的主流舆论完全没有考虑的。

然后来到下一个层面的问题：中国全覆盖的产业链是否通过市场竞争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工业化？首先我们会看到，无论是总量还是增量，中国经济在2000年时只占世界经济的很小一部分；当时，中国的对外经济活动，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活动等，都只占世界范围里的很小一部分。接下来二十几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飞速膨胀的过程，增量意义上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即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了1/4左右，远远超过了总量意义上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但中国的贡献还不止于此。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现了对外经贸大膨胀的过程，中国在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经济体，2016年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经济体，如果将这些因素考虑进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无疑超过了1/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是未来5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

从贸易平衡角度来看，2000年以来，中国对发达国家一直保持顺差，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一直是逆差，最近这几年才开始出现顺差。所以，从需求角度来说，中国崛起并没有挤压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中国向它们出口，也从它们那里进口，它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会因为有中国的竞争就销售不出去。

那在产业结构意义上是否构成挤压呢？2012年之前，中国确实是产业结构全覆盖，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到资本密集型产品，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竞争。大量研究表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纺织、服装、玩具、体育用品、基本金属、五金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确实曾经受到中国的竞争压力。但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发生贸易结构的转型，我们开始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并且比重不断上升，我们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的产业则开始大规模、系统性地迁往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埃塞俄比亚等发展中国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也没有发生中国以自身全覆盖的产业链挤压其他国家发展空间的事。

进入第三个层面：中国会不会模仿从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交换关系，在自身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起一种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呢？我们先撇开金融霸权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主要体现为前者以技术密集型产品交换后者的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果仅从贸易结构上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确实有相似的特征：中国的高科技产品，比如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正在大量出口到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中国的这些高科技产品、各种机械设备，都是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而不存在发达国家那种享受垄断租金的状况。对此，发达国家肯定很难受，因此对中国充满敌视；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他们买不起来自德国、日本的汽车、机械设备，但现在买得起来自中国的汽车、机械设备。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虽然有这样一种贸易结构，但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不平等交换，至少不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那种不平等交换。

同样的道理，中国以工业制品跟这些全球南方国家交换资源、农产品、矿产品等，表面看有点像所谓的“殖民地国际分工”的格局；但是，这里也有一个根本的差异：因为中国的大量进口，它们的资源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上升。中国向它们出口的工业制品的价格不断下降，从它们那里进口的资源价格大幅度上升，导致它们对中国的贸易条件（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的比率）大幅度上升，中国的贸易条件则大幅度下降。这表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表面上虽然有相似之处，但实际内容是完全不同的。

无论在殖民地年代，还是后来的新殖民主义时代，南北经济交换的利润都被发达国家拿走了，发展中国家只能继续停留在不发达状态，继续靠提供资源、初级产品生存，没有办法积累资本，投资推动工业化。而如今，发展中国家从与中国的贸易中得到了很多收入，它们可以用这些收入来进行投资，推动本国的工业化。至于这些发展中国家是否这样做，那是它们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决定的。如果主导它们政治经济的力量是工业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那就有可能；如果主导力量是食利的买办或投机阶级，那就不太可能。但责任始终不在中国这边。而且，中国一直坚守不干涉原则：即便在纯粹经济意义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是纯粹按国际比较优势去发展，先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低增加值的产业，还是希望通过所谓的“蛙跳战略”，一开始就试图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如此种种，中国都是完全不干预的。

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关系就不同了，我们确实在需求层面和产业结构层面都在挤压它们。但是，主要原因仍然是它们内部——它们的产业升级和生产性投资均停滞已久，而不是来自中国。另外，它们本来就享受了不正当、不合理的垄断租金，中国挤压、颠覆它们享有垄断租金的地位，并没有任何可以被指责之处。当然，正当与否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是它们的生产性投资停滞导致了产业结构没有办法提升。很简单的例子，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Meta这些美国高科技公司，它们的利润主要进入了各种各样的金融投机活动，特别是用来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以推高股价，既满足了高管的高薪需求（这些公司高管的薪酬很多都是期权股份），也满足了外部的金融投资者的需求，而不是用来投资再生产，推动产业升级。

中国则不同，最鲜明的例子是华为。华为将主要的利润用来再投资，所以才能逐步动摇、侵蚀美国公司的垄断租金。按照凯恩斯理论的说法，发达国家的资本在“怠工”；它们的经济已经高度金融投机化，资本不愿意进入生产性领域，没有扮演产业资本家、创业型资本家的角色，这是它们的根本问题。中国的挤压只是一个机制，而不是原因。

**文化纵横：**谈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中国这些年一直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开展各类国际发展合作与援助，这些实践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解决自身发展困境有没有帮助呢？中国的这些实践跟西方的国际发展合作和援助相比，又有何异同？

**卢荻：**刚才已经提到中国对外交往的首要原则是不干涉，不只是政治不干涉，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发展政策也不干涉。“一带一路”主要是提供一个平台或者说联通性，将各个相对孤立的发展中经济体联系起来。到今天为止，“一带一路”的主要内容仍是基础建设——交通运输、电力、电信、港口，等等。相应的，“一带一路”的投资者主要是国企。截至2020年左右，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中，80%以上是由国企投的。当然，“一带一路”的内容也在逐渐发生变化。随着国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起了电力、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之后，我们的民营企业也在大量“走出去”，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的产业。这确实会对当地的发展模式带来巨大的影响。

2013年到2025年上半年，“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参与的建设合同项目和产业投资项目的比例变化 绿色金融与发展中心网站

面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大潮，如果某个发展中国家愿意承接的话，劳动密集型产业占这个国家的经济比重就会大大提高。这就会给这些国家带来新的问题：只有保持低工资，才能让本国承接的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保持竞争力。例如，一开始是越南承接了很多来自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隔壁多了一个柬埔寨愿意提供更低廉的劳动成本，那越南的劳动者的工资就不可能提升；再多一个孟加拉国可以提供更低的劳动成本，那么越南、柬埔寨都会感受到压力。在当前世界经济存在系统性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如果各个发展中国家都扩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话，就会陷入逐底竞争、恶性竞争，有可能掉入低工资、低技术的发展陷阱。

虽然出现了这些新趋势、新挑战，归根到底，当地政府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当地的政治经济结构与关系怎么运作，它们追求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中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取决于它们自身。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西方的国际发展合作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就刚才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而言，其实很大程度上跟从前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模式差不多：当时是跨国公司、港台资本跑到珠江三角洲去建厂，雇用来自内地的劳动者；今天则是中国去海外建工业园区，都有相似的性质，只是这还不是“一带一路”的主要成分。

如果从一个更宽的画面来看，毕竟整体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是以生产性活动为主，无论是基建还是制造业，都是生产性活动。首先，这不是一种短期导向的投机活动。其次，即便在当地的采矿业，中国的表现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跟发达国家也是不同的。因为中国参与当地采矿业的主要执行者是国企，它们往往更遵守当地法律，它们的活动除了经济考虑，还有一些外交考虑、政治考虑等。中国在政治上不追求霸权，中国的对外经济活动也没有用霸权为本国企业利益服务的性质。中国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是纯粹的经济活动，纯粹有赖于经济力量推动，而不诉诸任何超经济的力量。

当然，今天我们处于一个经济金融化的年代，在生产性活动之上，其实更主导性的力量是金融。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和西方的差异最大。现在西方经常污蔑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制造所谓的“债务陷阱”，但这种说法的现实根据是非常欠缺的。大量调研数据呈现的，恰恰不是中国制造“债务陷阱”，让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陷阱”的往往是来自西方的债务。当发展中国家出现债务偿还困难、债务危机的时候，西方往往通过各种各样的债务谈判，一方面偏向于债权人的利益，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还会为债务重整增加多种多样的附带条件。而中国往往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极高的优惠，甚至豁免债务；此外，中国从来不提任何附带条件，中国从来不会借债务问题干涉债务国内部的政策、制度等。中国也不参加西方主导的债务重组和债务谈判，不愿意成为它们的“帮凶”。

**文化纵横：**在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推出的各种超常规、超预期的政策举措的冲击下，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世界经济已经很难回到之前的新自由主义时代了。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界也开始出现一些关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讨论。您觉得下一阶段的国际经济秩序可能会有哪些特点呢？

**卢荻：**展望未来，变数总是很多，包括世界政治的变动等等，比较难说。总体上，目前还看不到发生根本性变动的可能，因为颠覆资本主义的力量还非常弱。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全球南方，基本上看不到反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力量；哪怕是发达国家的劳动者阶层，力量也非常弱，特别是在主观意志和政治组织层面。因此，可以预见的是，资本主义会长期持续下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发达国家希望继续维持已有的资本积累模式的话，它们就必须跟中国切割。因为它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不可能作为它们的“小伙伴”，甘于停留在相对而言不发达的状况、自愿把生产成果贡献给发达国家的。不止如此，如果中国按这样的发展势头继续发展的话，会不断削弱发达国家赖以生存的垄断租金。其实，哪怕是货币金融意义上，发达国家的垄断地位也正在被动摇，虽然程度没有那么高。在政治上，世界资本主义也容纳不了中国作为它的一个成员，特别是不可能让中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按照西方建制的判断，地球的资源也承受不起。所以，西方只能选择跟中国切割，尽量打压中国。

但是，这将是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因为现在西方也高度依赖与中国相关的生产性活动，只能逐步与中国“脱钩”（decoupling）。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不会发生世界政治秩序的根本性改造，因为就像刚才说的，改造现有秩序的政治力量严重不足。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世界将变成两个阵营，一个是发达国家主导的阵营，一个是中国主导的阵营，其他各国与两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矛盾的尖锐程度。

现在，虽然特朗普政府要求各国必须跟中国脱钩，但他能够压服的主要还是美国的“小伙伴”，如日本、韩国、菲律宾；但欧盟是否愿意唯美国马首是瞻，是很值得怀疑的。除非爆发更尖锐的矛盾，比如战争，目前的状况很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最后逐渐形成关系越来越疏远的两个核心主导的两个阵营；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包括一部分欧洲国家，在贸易、生产、金融、货币等领域，可能会同时与两个核心保持不同程度的关系。

在这种两个阵营并存的世界格局中，以中国为核心的阵营应该会形成更平等的关系，以美国为核心的阵营则仍然会保持等级性（hierarchical）的关系。如果可以自由选择的话，各国可能会更愿意跟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但现实世界往往不是这样，一方面，选择不一定自由，另一方面，各国不一定能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一个买办政权主导的国家与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会有不相同的自我意识和自主选择空间。

注释：

[1] 在经济学中，“租金”是指从非生产性的活动中得到的收益，这种收益来自生产性活动成果的转移；“半租金”即通过垄断得到的超额回报。

[2] 这里的投资，是经济学上的概念，而不是金融学上的概念。经济学上的投资是生产性投资，即修建厂房、安装机器、购买原材料和投入品、雇用工人；金融学上的投资是买卖股票、债券、外汇、金融衍生工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