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尔曼| 乌克兰人怒了：奔赴前线参战？我还是“在沙发上保卫领土”吧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安东·尼尔曼，翻译/薛凯桓】

“各级指挥官都在撒谎。排长撒谎，连长撒谎，营长撒谎，旅长也撒谎。谎言五花八门，程度和危害程度也各不相同。”

乌克兰军官、民族主义者、前议员伊戈尔·卢岑科在10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怒斥道。他说，俄军占领一个阵地后，当局通常会宣称“我们还在这个地方，请放心”，只有在所有夺回阵地的手段都用尽之后，当局才会报告阵地失守。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几小时内传遍社交媒体、新闻网站和街头巷尾，瞬间在乌克兰社会和舆论场中引爆了话题。对当局信任度的拷问彻底点燃了积压在民众心中已久的困惑与愤怒情绪，民众们只想知道，为什么当局总是在说“胜利在望”“情况仍在掌握之中”，但事实总是一个又一个的失败？

公平地说，不能怪民众们有这种看法和情绪。事实上，就连我自己还有我的亲人、朋友，也在一个又一个“虚伪的胜利”中，被动接受了与现实完全不相符的虚幻感，这种虚幻感又给人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当局的这种做法确实让人感到很迷惑，如果俄罗斯拥有独立情报来源，美国也通过卫星影像和电子侦察掌握着准确数据，那么他们编织这套谎言究竟是为了欺骗谁呢？总统府、总司令西尔斯基、总参谋部及其控制的媒体发言人，为何要精心构造关于前线态势的虚假叙事？这究竟是为了蒙蔽国内民众，还是高层本身也在自我欺骗？讽刺的是，提出此类尖锐问题的议员玛丽娅娜·别祖格拉娅已被禁止参加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会议，由此可见，当局自己也知道自己说的是一戳就破的谎言。

乌克兰受伤士兵

三年前的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此后三年多，双方袭击不断，乌军和军事设施损失惨重，平民也在战争中失去了很多。战争深刻改变了乌克兰社会，也改变了乌克兰人的精神状况，虚幻感越是强烈，乌克兰人的精神状态就越发不健康，这就是我在最近所看到的、所思考的。

因此，我觉得我必须好好谈一谈乌克兰人的生存状态和所思所想，也必须揭示战争对小到个人、大到社会的重大影响。

现在的乌克兰人，有的身心俱疲、心理崩塌，有的孤高而疏离，有的充满无力感、负面情绪爆棚，有的变得麻木、情感异化。面对如此多的负面情绪，那还有没有正面情绪呢？说实话，不能说没有，但以笔者所见，基本已经绝迹。在这种负面情绪弥漫的社会，如果有人不对当局的谎言和事实的落差大发雷霆，那才是真正令人奇怪的事。

一个实际上局限于“个别地区”的战争，为什么会令全社会弥漫着这种“死气”？的确，大多数乌克兰人并没有直接被战争伤害到。你在现在的基辅，实际上难以看到战争的痕迹（除了停电和防空警报）。街上看不到士兵，就连巡逻队也消失了。偶尔会响起警报，防空系统运转良好，几乎击落了所有目标。这些声音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就像雷雨或狂风一样微不足道，战争已经变成了遥远的背景音。

但还是要请读者们代入一下乌克兰人的视角：每次路过公园，你都会看到一些独腿或残肢的男人。他们坐在长椅上抽烟，旁边常常坐着女孩。很明显，他们是退伍老兵，是战争的奇怪见证，是某种早已成为幽灵的现实，是基辅每个人都想遗忘的现实。通常，这些男人会愉快地聊天说笑，缠着绷带的残肢就那样倚在长椅上。路人会惊讶地瞥他们一眼，然后移开视线。他们不明白这些残疾人为什么如此快乐，但只有他们自己明白在快乐什么：他们比战友幸运，终究是活了下来。

“说实话，我已经不再穿过这个公园了，免得碰到他们，感觉有点尴尬。”笔者的妈妈曾有一次这样对笔者说。很多人对前线士兵都有类似的感受。过去两年里，身处前线和后方的人们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差异，以至于他们很难分享彼此的经历。在东部战火纷飞的乌克兰和等待战争结束的乌克兰之间，一道裂痕已经出现，而且还在不断加深。

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月，乌克兰犹遭雷击。那几个月，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既震惊又无比开放的状态。成千上万的人出于爱国情怀去投身志愿服务，许多乌克兰人倾尽所有，将车辆捐给前线，冒着生命危险，从战区帮忙撤离素不相识的人，自己也志愿奔赴前线……这往往会是很多人人生中一次最为意义非凡的经历，它既令人恐惧，又令人受益匪浅。

然而现在再重新审视这一切，我开始意识到，气氛已经彻底改变。最初几个月那种令人振奋的紧张感荡然无存。大多数乌克兰人都与战争保持着距离，我感觉我的朋友们仿佛生活在一种时间静止的状态中，人们似乎已经将战争从记忆中抹去。但现实是和平生活的叙事也未能恢复，乌克兰人似乎失去了方向，一切都凝固了。

我惊讶地发现，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很多人只是关注新闻报道。当局的新闻报道往往千篇一律：乌克兰武装部队取得了胜利，平民出现大量伤亡。至于前线实际情况的详细报道，则寥寥无几。

如果要了解这些，只能从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寻找了。他们大多会报道前线的真实情况，并直言乌军遭受的损失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TikTok上充斥着士兵在战壕里拍摄的令人胆战心惊的视频，这些视频告诉民众，那里一片混乱，最好远离。仗打到现在，士兵们都感到疲惫不堪，绝望至极。他们之前还抱有希望，认为情况很快就会好转，但现在他们意识到，这已成定局。

乌克兰前线战壕景象

一边是电视上充斥着胜利的报道，一边是士兵们传递回来的现场信息，乌克兰人并不是傻子，人们心中都怀有恐惧，但这种恐惧却无人愿意、也无人敢于公开讨论，只在私下里谈论着如何逃避动员和出国。

“他们真的打击了所有人的士气，”我的朋友列沙（化名）说。“私下里说的话现在都传开了：前线形势严峻，逃避兵役的人很多，几乎没人愿意上战场。他们还在到处动员，但政府各部门都想撇清责任。西尔斯基说，‘不是我们的错’，泽连斯基说‘是军队的错’，而最高拉达则说，‘为什么要追究我们的责任？让总统来决定吧。’总之，危机显而易见，但没人知道该怎么办。”

战争初期，大批志愿者奔赴战场，人人都伸出援手，前线与后方融为一体。如今，两者已截然不同，几乎成了两个孤立的世界。平民百姓鲜少见到活生生的士兵，取而代之的是广告牌上那些装备精良、招揽突击队员的巨型士兵。但是将乌克兰士兵塑造成所向披靡的英雄，这种宣传攻势已经完全失效，普通民众现在的想法是：“你们是军人，哦，所以呢？那你就去战斗吧。”

这些士兵其实也是可怜人，出于了解他们的欲望，笔者用一杯伏特加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聊了聊。

安德烈坐在轮椅上，脊背微躬，身上那件厚重的军绿色外套看起来比他本人更经得起风雨。他指间夹着半截烟，烟雾缭绕中，他左腿的残肢从绷带缝隙里露出来。我提出采访请求时，他安静地听着，灰蓝色的眼睛里浮着谦逊的阴影。“我知道的其实不多，”他声音低沉，像是很久没有好好说话。他的家就在基辅，战前在音乐学校教手风琴。“现在嘛……大概只能听别人弹琴了。”他感慨道。

我问他受伤那天的经过，他告诉我：

“我那段时间用无人机往对方阵地扔些废铁片、螺丝之类的东西。后来他们大概被惹毛了，专门派人锁定我的位置。那天我正要去着陆区回收机器，临时掩体只是个浅坑，大概就一掌深。队友在无线电里催：‘快躲起来，那边有动静！’我根本没时间挖得更深。后来才知道，对方配了新型探测仪，能追踪我们用的无人机型号，定位精度很可怕。

我不知道是伪装失效了，还是被对方的侦察机发现了。炮弹突然就砸过来了。我扑进土坑里，刚把无人机召回头顶，就听见震耳欲聋的爆炸。气浪把我右腿齐膝炸断，那条断腿竟甩过来撞到我额头，左腿也像被折断的树枝般扭向不正常的角度。战壕边的防护栏瞬间被炸碎。我给自己打了止痛针，用无线电报告重伤无法移动。那时候分不清是剧痛还是恐惧，只知道自己在不停嘶吼，但意识异常清醒，我知道必须撑到撤离。

时间感完全错乱了，可能只过了十分钟，却像熬了半辈子。我躺在土堆间抽烟，心想：要是就这么死了，也太荒唐了。奇怪的是，当时内心一片平静，甚至觉得这样荒诞的结局配不上自己的人生。后来救援组到了，他们给我注射了曲马多，药效让世界开始旋转。他们推着我穿过坑洼地带，在颠簸中我死死攥着清醒，直到手术台的灯光亮起，医生说了句‘可以休息了’，我才敢松开意识，毕竟在战场上昏过去，谁也不知道还能不能醒来。”

马克西姆身材高大，留着浓密的络腮胡。战事一起，很多人都无心打理面容。他左腿的残肢从毯子下直直地伸出来，像一截凝固的寂静。一个年轻姑娘突然跑过来，在他脸颊上亲了一下，然后从背包里取出一条灰色围巾，仔细系在他的残肢末端。

马克西姆只愿意和我闲聊几句。他告诉我，战前他曾在汽车修理厂工作，如今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依然宽厚有力。他笑起来时带着几分野性，倒像个落拓的江湖客。战争开始后，他在志愿兵排服役，病房里还住着两位和他一同负伤的战友，用他的话说，是“能把后背交给对方的人”。

乌克兰夜晚昏暗的街景

如今走进基辅火车站，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也许能看到这种场景：车厢里挤满了各兵种的士兵，深浅不一的卡其色制服连成一片。人群中偶尔能看到几位装备精良的年轻士兵，但更多的，是那些穿着略显臃肿作战服、面容沧桑的外省中年人。他们看起来与“特种兵”的精良面貌相去甚远。

这些人是步兵，战争最沉重的负担都压在了他们的肩章上，在泥泞战壕里度过无数个被炮火撕裂的日夜。他们中多数是被征召入伍的，战争头几个月志愿参军的那批人早已所剩无几。他们的眼神透着疲惫，目光总是向内收敛，仿佛在看某个遥远的地方。车站里往往有一股伏特加的气味，他们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灌醉，好让旅途变得短暂一些。

战乱国家的生活，充满了持续不断的恐惧、痛苦、焦虑和不确定性。那些远在千里之外，坐在温暖的房子里，吃着丰盛饭食、玩着手机观察战事的人，永远无法完全理解这种感受。啊，中国读者们，你们能体会到那种恐惧与痛苦吗？

一些乌克兰人开玩笑说，尽管炮火连天、空袭警报频繁，但待在基辅市中心比待在美国白宫还安全。然而，这种说法实际上只是麻痹自己的精神成瘾品而已。即使在远离前线的首都，战争的阴影也清晰可见：街道上到处拉人的征兵、在破旧装备上玩耍的孩子们、建筑物窗户里昏暗的灯光、政府办公区为了安全起见完全陷入黑暗。但最重要的是，那些从前线归来的老兵，有些失去了胳膊或腿。

就如同用酒精麻痹自己一样，乌克兰人对自己的处境很清楚，但又毫无办法，所以才有了这种貌似乐观、但底色又充满了“死气”的情绪弥漫。

从解放领土转向固守现有防线，征召志愿者执行防御任务变得愈发困难。许多民众更倾向于以“在沙发上保卫领土”的方式表达“爱国情感”，而非亲身奔赴战壕参战。如果士气仍如战争初期般高涨，征兵中心门前理应依旧排满长队，而现实情况却远非如此。

直到2023年，乌克兰社会都对“夏季反攻”有着极为乐观的预期，这曾带来巨大希望，而随后的战局发展却导致普遍失望，人们不得不接受俄军无法被迅速击退的残酷现实。认知转变严重影响到了民众的心理状态：战争导致的生活水平下降、持续的精神压力以及在前线失去亲友的创伤，已经在社会层面上永远改变了乌克兰人。

不妨想象一下，你所在的大楼火警铃声突然大作。刺耳的声音让你心跳停止，你毫不犹豫地抓起最重要的东西，冲向紧急通道。但如果这个火警铃声每天都会随机响起两三次，持续两年，而且你永远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最初的那种紧迫感会变成一种持续的、低度的焦虑，让你无法专注，无法放松，最终，那刺耳的铃声不再意味着“危险”，而是意味着一种能将你精神撕裂的、永无休止的折磨。

因此，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怀疑泽连斯基关于“战斗到最后一名士兵”的言论是否合理，以及这场斗争是否值得付出如此多的人命。所以，才有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终于忍无可忍的爆发，与其说这是对谎言的愤怒，不如说这是一种不知如何自处的无助。

但我不怪他们。在生存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时，人们的愤怒和歇斯底里是在反抗一种吞噬一切的荒诞。乌克兰人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与恐惧、团结与疏离、希望与幻灭的复杂叙事。它没有简单的答案，也没有清晰的出路。

希望人们能够珍重和平，不要在它逝去的时候才呼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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