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维尔·兹尔卡：为何欧洲绝不能在特朗普的文化战中屈服-帕维尔·泽尔卡

据媒体报道，在欧盟峰会召开前夕，德国、法国、意大利、波兰等19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共同致信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呼吁欧盟推进“制度性彻底改革”。联名信指出，若欧盟继续沿用当前庞杂的法规模式，欧洲将面临“竞争力丧失”的风险。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近期发布报告分析，近期欧美之间的对抗本质上是文化战：特朗普通过在欧洲政坛扶持“新右翼”盟友、干预多国选举、渲染“言论自由”争议等方式，在意识形态层面挑起文化战，争夺“西方”价值观定义权；同时通过贸易胁迫（如迫使欧盟接受15%输美关税、承诺千亿美元采购）、弱化欧洲国际话语权（如将欧洲排除在乌克兰问题谈判外）等手段，在身份认同层面削弱欧洲自主性。

报告呼吁打破“美欧价值观天然一致”的认知误区，通过捍卫欧洲自由价值观、推进战略自主、强化欧盟领导力等方式，使欧洲摆脱美国附庸地位，成为全球舞台上的自主行为体。为便于国内各界知己知彼、把握形势之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摘译编写此文，供读者批判性阅读。观察者网转载翻译，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文/帕维尔·兹尔卡，翻译/肖思航】

雾蒙蒙的镜子

欧洲正困在“楚门的世界”里，而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正手握导筒，掌控全局。

如今的欧洲领导人，处境恰似楚门——每天忙着应对那些并不是自己制造的闹剧。今天要设法避免与美国爆发贸易战，明天又要确保美国仍会持续承诺保障欧洲安全。除此之外，他们还得处理国内的政治极化问题，而其中部分问题，正是特朗普及其“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在背后蓄意煽动的。

9月10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年度“盟情咨文”演讲中道出了欧洲当下的处境。她并未回避欧盟为掌控自身命运而必须直面的博弈，但由于经济与安全领域的紧迫议题，让她的演讲几乎没给文化议题（甚至没给特朗普相关议题）留什么篇幅。倒是法国议员瓦莱丽·海耶点破了关键：欧盟正身处一场文化战之中，而对欧洲价值观与理念的冲击，并非只来自东方。此时此刻若不能捍卫欧洲的价值观，便是没能认清特朗普对欧洲构成的威胁。

当今跨大西洋关系中的大部分事态发展，本质上都属于文化战争的范畴。这场“战争”在两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意识形态冲突，核心是何种价值观应主导欧洲政治，并定义“西方”的内涵。第二个层面则更深刻、也更为隐晦：这是一场关于欧盟尊严、公信力与身份认同的博弈——作为全球舞台上的自主行为体，欧盟需捍卫这些核心特质。这两种动态密切交织，实则讲述着同一个故事。但如今，欧洲人已然到了摆脱这一虚假现实的时刻：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他们应成为主角，而非道具。

9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波兰总统卡罗尔·纳夫罗茨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会谈

特朗普搭建的华丽“舞台”

文化战争的根源远深于政策争议。它是一场围绕价值观、身份认同，以及界定“我们”是谁的象征性边界展开的博弈。这类冲突的表现形式也因此多样：既通过政策层面，也借助符号、叙事与意义建构行为。欧美拥有共同的政治体系及其参照体系，双方都主张自己有权定义“西方”及其价值观，包括民主与自由应有的内涵。数十年来，双方在这一主导权上的立场一直被认为是一致的；而如今，在特朗普的推动下，这一主导权已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

这场争夺的一部分发生在“台前”。这些是围绕移民、气候、觉醒主义（wokeism）与言论自由展开的极具戏剧性的意识形态交锋，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何种议题应主导欧洲政治”与“西方价值观应有何种内涵”的博弈。这场博弈早于特朗普时代便已存在：欧洲“新右翼”的崛起，背后有强大的国内推力作为支撑。但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正借助这些基础，在欧洲发动一场属于自身的文化战争。这意味着欧洲各国政府及其“自由派”群体（本文交替使用“自由派”和“主流政党”概念，来指代从中右翼到中左翼的所有政党，它们均奉行1945年后形成的欧洲自由民主模式），大部分精力都耗在了应对特朗普及其欧洲盟友一手策划的危机上，而非自主主导议程。

当然，这场争夺幕后的戏码也不少。这是一场关于“欧洲身份认同”的角逐，包括欧洲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自主权，以及在跨大西洋关系（一般指美欧关系）中的平等伙伴地位。特朗普及其团队屡屡将欧洲人描述为幼稚、依赖他人且缺乏战略成熟度的群体。这种影响比价值观层面的博弈更为隐晦：欧洲的领导人尽可以将贸易争端仅仅视为贸易问题；将北约相关争议归为联盟成立初期就有的军费分摊常规分歧；将特朗普的交易主义解读为美国对全球义务感到厌倦的结果。但若是欧洲的领导层与社会将这些屈辱内化为自身认知，就可能陷入文化从属地位。

然而，特朗普能做到这一点，终究是因为欧洲人的默许。台前，特朗普阵营利用欧洲社会真实的分歧与“新右翼”的崛起；幕后，他们则借助欧洲各国领导层之间真实存在的分歧与犹豫，以及各国对美国真实存在或主观臆想的依赖，还有受美国影响的脆弱性。矛盾之处在于，这一切都发生在欧盟范围内“欧洲情感认同”依然浓厚的背景下。

尽管欧盟并不完美，且近期屡遭挫败。但对其多数公民而言，欧盟仍是自由民主的避风港。从诸多层面来看，欧洲仍是一份承载希望的愿景——而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可能正在摧毁这份愿景。

今年2月，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第6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就民主、移民等问题抨击欧洲，在会场引发震动。 视觉中国

（一）台前

今年2月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那场臭名昭著的演讲，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公开对欧洲发动文化战争的标志性时刻。彼时，距离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仅剩数日，万斯在会上勾勒出一场围绕民主本身的跨大西洋之争。他指责欧洲“背离了与美国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还谴责2024年11月罗马尼亚总统选举的推迟（首轮选举因被控受俄罗斯干预而宣布无效），并警告德国若“事态发展不顺”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况。万斯还花了整整十分钟痛陈欧洲“言论自由的倒退”，最后更是痛斥中间派无视选民对“数百万未经审查移民”的担忧。

这些事情并非凭空发生。过去至少十年间，欧洲各地的新右翼一直在对自由派步步紧逼。如今，新右翼势力已经进入意大利和匈牙利政府中，并且在欧洲多数地区，他们的支持率也在节节攀升。这些势力的崛起大多源于各国国内因素，但特朗普的第二任期的主张与作为，让这些曾经看似激进的主张变得更加“正常化”。

特朗普所做的远不止为欧洲新右翼势力提供可信度，还包括为其构建叙事框架并增强其主张的连贯性。他的阵营还搭建了关键的支撑体系，包括各类会议、媒体生态、资助者与思想先锋力量，为“MAGA国际联盟”的形成提供助力。或许，正如伊万·克拉斯特夫与马克·伦纳德所言，这是一场正致力于建立自身秩序的“后自由主义革命”。

特朗普阵营正通过三种主要手段试图塑造这一“未来”：一是公然干预欧洲各国选举的意愿；二是刻意将欧美关系定性为“价值观分歧”；三是将“言论自由”打造为欧洲新右翼的集结点。

1. 唯有他们能拯救欧洲

万斯在慕安会的发言中，暗中流露了MAGA阵营的“救世主情结”。他在演讲中对新右翼领导人未获登台机会进行抨击，次日还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领袖爱丽丝·魏德尔举行了一场打破禁忌的会面。埃隆·马斯克也在德国大选前夕为德国选择党造势。

在罗马尼亚，被取消首轮竞选资格的卡林·乔治斯库被乔治·西米翁取代，后者自称是特朗普的盟友，并曾在特朗普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的播客节目中亮相。这些现象表明，即便面对规模相对较小的竞选活动，特朗普阵营人士也能借此将MAGA理念注入欧洲各国的国内辩论中。

在波兰，特朗普阵营的干预或许产生了更重大的影响。2025年春季波兰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邀请民族主义候选人卡罗尔·纳夫罗茨基到访白宫，并在社交媒体上为其造势。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也在选举前夕首次在波兰举办活动。活动中，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发表演讲，明确将未来美国的军事支持与纳夫罗茨基能否取得理想竞选结果挂钩。最终，这位得到特朗普背书的候选人以极其微弱的优势击败了中间派候选人拉法乌·特沙斯科夫斯基。这一结果不仅撕裂了波兰政治领导层，并为MAGA阵营在欧洲建立重要据点。

诸如此类的案例还有很多，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一场选举接一场选举地发力，试图将欧洲政治的意识形态重心推向MAGA阵营的方向。

2. 文明层面的盟友及叛徒

“从根本上说，我们站在同一阵线。”万斯在慕安会的演讲中如此表示。他这番话将欧美视为同一文明的组成部分，而在他看来，这一点或许让特朗普阵营有理由去修正欧洲的发展方向。它反映出特朗普治下美国的一个深层认知：欧洲政治就是美国国内政治局面的延伸。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与巴西、日本的对话方式并非如此。关键差别在于欧洲政治与美国国内政治的交织程度。过去，美国民主党人会借欧洲来削弱特朗普在国内的合法性——他们一边指出特朗普在欧洲不受欢迎，一边将欧洲在医疗和气候领域的政策奉为典范。如今，在美国的党派斗争中，MAGA阵营将欧洲问题武器化。在特朗普阵营的论调中，与美国民主党结盟的欧洲主流政党，是西方传统的叛徒，而这已超越单纯的党派攻讦。正如伊万·克拉斯特夫所指出的，这场斗争关乎“西方”的核心内涵：究竟是如欧洲自由派与美国民主党所主张的那样，代表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自由世界”；还是像MAGA阵营与欧洲新右翼所认为的那样，代表一个白人基督教文明。

马尔科·鲁比奥领导的美国国务院在这场文明层面的斗争中表现得尤为活跃。该部门今年8月发布的最新人权报告，对匈牙利谴责LGBTQ+群体的行为网开一面；而对英国、法国和德国，报告则毫不留情，批评了这三个国家在言论自由问题上的处理方式。

美国国务院官员塞缪尔·萨姆森的言论则更为极端。在国务院官网发布的一篇臭名昭著的文章中，萨姆森指责欧盟主流势力背叛西方传统，并呼吁寻找“欧洲文明盟友”。他在文中写道，欧洲大陆已沦为数字审查、大规模移民、宗教自由受限以及其他诸多损害民主自治的行为的温床，还称这些现象共同构成了“民主倒退”。尽管这篇文章并非由特朗普或政府高级官员署名，却符合一个明确的模式：将欧洲主流势力与全球自由派议程描绘成“叛教者”，必须对其进行纠正，而更理想的情况是将其排挤出去、取而代之。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

3. 言论自由的主线叙事

在MAGA阵营所定义的“西方”里，言论自由占据着核心地位。特朗普阵营指责美国和欧洲的自由派在“深层政府”机构（媒体、官僚体系、司法系统）的协助下压制异见；同时，他们还将所有打击仇恨言论、治理有害内容的法律斥为审查行为。言论自由已成为MAGA阵营与欧洲新右翼攻击自由主义时首选的武器。

欧洲主流阵营在这一点上也负有部分责任。在部分欧洲国家，一些与言论相关的法律似乎确实走过了头，例如德国“禁止侮辱政客”的法律。MAGA阵营与新右翼正是利用公众对这种“过度干预”的不满，来扩大自身的吸引力。在美国，立场偏向他们的媒体会热切引用欧洲的此类案例，作为其国内宣传攻势的一部分，比如英国曾逮捕爱尔兰喜剧演员格雷厄姆·莱恩汉，理由是他涉嫌在网上煽动对跨性别者的暴力。

在与欧洲的文化战中，特朗普阵营对言论自由的强调还带来了两个额外优势：第一，这让MAGA阵营得以宣称自己肩负“自由世界”的使命。第二，言论自由能帮助特朗普阵营与欧洲新右翼人士建立对接。此外，根据本文在捷克开展的研究显示，对言论自由的关注，正强化当地极右翼活动人士对“跨大西洋共同事业”的认同感。

“台前”的三条主线形成了一个反馈循环。言论自由斗争展示了特朗普阵营支持者如何将复杂的监管问题转化为道德战场，放大对“欧洲背叛西方传统”的指控，从而为美国干涉欧洲政治提供正当理由。这是文化战争意识形态层面最清晰的例证：一场在欧洲本土竞技场展开的价值观战争，被塑造成关乎自由与西方未来命运的善恶对决。

（二）幕后

然而，特朗普阵营与欧洲文化战争的“台前”交锋只是冰山一角。在幕后，一场更深层次的较量正在展开——关乎欧洲作为“自主的全球行为体”，以及作为“跨大西洋关系中平等伙伴”的身份认同。对此，特朗普及其追随者通过言行不断削弱欧洲的自我认同。这一围绕欧洲身份认同，以及其尊严与可信度的象征性斗争，正是这场“战争”的第二重层面。

诚然，美国共和党人长期以来对欧盟不屑一顾。在某些情况下，民主党人也有类似表现：比如巴拉克·奥巴马，就曾有过著名的缺席美欧峰会的举动。但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有一点尤为突出：其对欧洲的定位与大多数欧洲人对自身的认知相去甚远。本系列报告此前的版本已指出，过去十年的种种冲击，从英国脱欧、新冠疫情到乌克兰危机，早已强化了欧洲人的集体认同感。而如今，特朗普可能会让欧洲人重新陷入弱小且无足轻重的感受中。

特朗普阵营通过物质与文化双重手段达成这一目的：既包括政策制定与公开声明，也涵盖各类图像、语言与符号，这些内容都将欧洲塑造成“低人一等”且“不够严肃”的形象。比如，当特朗普威胁加征关税，或暗示不会遵守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时，表面看他似乎只是在推行“强硬外交”（Hardball Diplomacy），但这种做法实则是在强化一套叙事：欧洲人处于从属地位，无权主张自主权。同样，当特朗普将欧盟斥为美国的“对手”、嘲讽欧洲领导人，或是绕过欧盟机构转而寻求双边协议时，也是在传递这一逻辑。若欧洲领导人不对此提出质疑，那么欧洲民众与政客都可能将美国的叙事内化为自身认知。届时，局面或将演变为葛兰西所说的“基于同意的主导地位”（Predominance by Consent），即欧洲在文化上陷入从属地位。

1. 屈辱场景

2025年7月，欧盟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印证了这一态势。当时特朗普威胁要对欧盟输美商品征收30%关税，迫于这一压力，欧盟委员会不得不接受15%的关税上限，并承诺从美国采购数千亿美元商品。欧盟成员国对此产生意见分歧：部分领导人希望欧盟采取报复性措施作为反制，但大多数成员国更倾向于避免局势升级。事后，一位欧洲贸易部长将该协议描述为“相对不那么糟糕的选择”，不少领导人也认同这一观点。

然而，美欧苏格兰会晤留下的经典画面，却是冯德莱恩在特朗普身旁微笑。这张照片被媒体评论员解读为“欧洲蒙羞”的象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欧盟设法争取到了比全球多数国家更优厚的协议条款，但这也向欧洲及全球公众传递了一个信号：欧洲是美国的附庸。

7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苏格兰进行一小时的会谈后，宣布达成欧美贸易协议框架。

海牙北约峰会则又上演了一场闹剧。峰会最终达成一项成果：北约所有成员国承诺将努力实现国防开支占GDP 5%的目标，这让法国、波兰及波罗的海国家政府感到满意。但其过程却充满屈辱感，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对特朗普大加奉承，而特朗普还得意地将这些内容分享到了网上。峰会落幕时，吕特还开玩笑地称特朗普为“爸爸”——这一新闻登上头条的瞬间，再次强化了“欧洲是听话孩童”的印象。

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乌克兰外交领域。欧洲各国致力于参与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但特朗普却更倾向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进行双边磋商，其政府还将欧洲领导人视为恼人的“多余角色”，而非和平成果的共同缔造者。在这一问题上，风险也不仅限于协议的实质内容，还体现在通过媒体传递给欧洲及全球公众的印象上：欧洲缺乏自主行动力，只能被动接受美国强加的一切。更多风险在于，欧洲国家会将时间和资源浪费在表面文章上，这类举措的唯一目的就是安抚美国总统，例如达成5%的防务开支目标，而非投入到更具实质意义的行动中，比如寻找合理使用这些资金的方法。

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表达了对这种“屈辱感”的不满。自俄乌冲突开始以来，法国总统马克龙就一直在呼吁推动欧盟战略自主。特朗普的强势回归让支持这一立场的人更多了。德国总理默茨承诺要实现“脱离美国的独立”，他认为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对欧洲的命运漠不关心”。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告诫欧洲同行警惕“心甘情愿的附庸化”，并敦促欧盟在“受保护者”与“主导者”之间做出选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在与特朗普打交道时展现出了策略性技巧：尽管面临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压力，他仍成功争取到不遵守5%防务开支承诺的豁免权。此外，在讨论如何应对美国的关税威胁时，西班牙也是少数主张采取更强硬立场的国家之一。

2. 谄媚的回应

总体而言，无论是欧盟还是各成员国，当前主流态度依然是顺从。许多欧洲领导人选择走“吕特式路线”，将谄媚奉为策略，这一做法的核心目的，很可能是通过安抚特朗普，让其减少对欧洲发起有害攻击。而其他大多数领导人则选择保持低调，毕竟几乎每个欧盟成员国都在某些方面依赖美国。

理论上，这种做法或许能为欧盟及欧洲各国政府争取时间，助力其实现对美独立，尤其是在防务领域。但关税战引发的经济混乱会阻碍这一进程：正如冯德莱恩在其“盟情咨文”演讲中所言，“想想和美国打一场全面贸易战会有什么后果，再想想那混乱的场面。”同样对欧盟不利的情形还有：在俄乌战争仍在持续、乌克兰对欧洲援助的依赖不断加深之际，美国却宣布退出北约。况且，俄罗斯的无人机还在不断悄然飞入欧盟边境。

若是时间要真的能争取到，前提是得用在实处，绝不能浪费在得过且过上。在欧洲从属地位暂时缓和的任何时期，欧洲领导人都必须切实填补欧洲大陆在自主能力上的空白。然而，这类缓和期往往不会从绥靖策略中得来。15%关税协议刚达成没多久，特朗普就放话：要对任何“歧视”美国科技巨头的国家或机构（包括欧盟及其成员国）加征更多关税。同样，即便承诺将防务开支提高到5%，也没能让北约中处境最脆弱的成员国（比如波罗的海三国）对美国安全保障放下心来。毕竟，特朗普本人几乎没做过任何能让他们安心的事。

最后，欧洲人通过放下尊严、安抚特朗普，在欧洲乃至全球公众眼中再次坐实了自身的附庸地位。而这还削弱了他们原本的愿景：在黑暗时代成为法治的灯塔。美欧达成的那份贸易协议，从某些角度看像是欧盟默认了“强权即公理”的原则。和楚门一样，欧洲的领导人往往表现得仿佛全盘接受了“摆在眼前的世界现实”，却不去质疑它，更没有提出一套清晰的替代方案。

一切尽在此刻上演

“台前”与“幕后”的运作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现实，维系着欧盟深陷其中的体系：被动应对、内部分裂且依赖性强。

一方面，围绕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之争，加剧了更深层次的身份认同之争。特朗普阵营为德国选择党或波兰的纳夫罗茨基提供声援，将各国国内辩论推向新右翼框架。这进一步加剧了欧洲社会的极化，并分裂了欧盟政治。当欧洲领导人深陷国内分歧，甚至有人戴上MAGA帽子时，欧盟就更难从特朗普施加的屈辱中挣脱出来。以波兰为例，2023年底图斯克出任总理后，该国本应“重回”国际视野，但其内部纷争却导致波兰在国际舞台上再次边缘化；在德国，尽管默茨提出了让欧盟实现对美独立的目标，但这位总理仍受制于分裂的执政联盟，以及国内与选择党的竞争。

另一方面，围绕身份认同与自主权的博弈，也为意识形态层面的大戏埋下了伏笔。当欧洲在与美国打交道时显得渺小，特朗普便能宣称，自己在领导MAGA版本的西方时，拥有物质和道德的双重优越性。届时，主流阵营会陷入失败主义，后自由主义革命也会显得势不可挡。这会提升特朗普的欧洲盟友对选民的吸引力，进而促使这些盟友与特朗普建立更紧密的同盟关系。而美国总统成功羞辱欧洲主流阵营、化身“变革之风”的举动，也帮助特朗普在欧洲的新右翼势力证明：他们所代表的先锋力量，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在这一体系中，意识形态与利益同样密不可分。特朗普对欧盟的鄙夷，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他称欧盟是“为坑美国而建立的项目”，还将其官僚体系比作苏联的官僚体系；他还热衷于嘲讽欧盟的“自由派”政策：在欧美贸易协定公布现场，他说风力发电机“丑爆了”，称风能是“世纪骗局”，他把欧洲的气候雄心讥讽为愚蠢又徒劳的举动。沉默的冯德莱恩并未对此提出反驳，让人感觉是对其言论的默许。

与此同时，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等智库则呼应并推动塑造这些意识形态主张，将欧盟描绘成精英阶层主导、奉行“觉醒派”理念的存在。与之相反，他们将欧尔班、勒庞、维尔德斯等人赞誉为在“亲自由联盟”（Pro-Freedom Alliance）中对抗自由主义帝国的斗士，该联盟还包括意大利联盟党领袖萨尔维尼、西班牙声音党主席阿瓦斯卡尔。但最重要的是，特朗普及MAGA运动将欧洲自由派视为美国民主党的盟友，进而将其视作敌人。这种观点源于一条长期存在于共和党内边缘阵营的思想脉络，如今在总统本人的推动下，这一思想已成为主流。

但意识形态同样也为实际利益服务。当特朗普及其追随者破坏欧盟形象时，这会削弱欧盟在贸易谈判的议价权以及《数字服务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等网络监管措施的执行力。特朗普反对欧洲的社交媒体监管措施，也有助于维持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事实证明，这种状态对特朗普在欧洲的意识形态盟友极为有利。此外，他嘲讽可再生能源，实则为美国天然气出口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美国对欧盟团结的削弱越彻底，特朗普就越有机会以双边方式与欧洲各国打交道，而非面对一个实力更强的统一集团。

欧盟内部的分歧还在进一步加剧，核心成员国中新右翼势力崛起，这让美国政府得以达成符合自身利益的协议。与此同时，纳夫罗茨基（波兰总理）等盟友会出面反对欧盟防务计划，因为其可能会限制美国的军火销售；而梅洛尼（意大利总理）则会弱化欧盟针对X和Meta相关监管规则的执行力度。

特朗普阵营的核心利益诉求似乎很明确：在国内维系MAGA运动的影响力。欧洲在这一点上也有所助力。特朗普可以将自己在海外通过胁迫获取物质让步的行为，包装成“为美国带来经济收益”的政绩；他还能将欧洲主流阵营在道德高地上的失守，嫁祸给美国民主党。而且，若特朗普阵营能成功让欧洲不再成为道德权威的有力竞争者，他们就能进而将美国标榜成“全球唯一的民主灯塔”。因此，文化战争服务于现实政治，而现实政治又为文化战争推波助澜。

欧洲的“楚门时刻”

若欧盟及欧洲各国能团结起来捍卫自身价值观、走出美国的阴影，就能证明自己并非特朗普“政治舞台”里的道具，而是跨大西洋及全球政治舞台上拥有自主意志的行为体。这对欧盟而言，就好比《楚门的世界》里的楚门走出摄影棚，意味着挣脱被他人设定的命运。

好消息是，欧洲采取这一行动的条件已成熟，民众心中的“欧洲情感认同”异常强烈。

（一）社会信任盈余

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数据显示，欧洲民众对欧盟的信任度已达到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24年秋季至2025年春季期间，有12个国家的民众对欧盟信任度甚至进一步上升，其中瑞典、法国、丹麦和葡萄牙的增幅最为显著。

欧盟信任度二十年：2005—2025年成员国平均值（百分比） 数据来源：欧洲晴雨表

在几乎每个成员国，多数民众都对欧洲和欧盟怀有归属感，认同自己是欧盟公民，并对欧盟的未来持乐观态度。但塞浦路斯、捷克、法国和希腊这几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属于异类。与英国脱欧文化战那种头脑发热的时期不同，如今几乎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国家退出欧盟。这一态势很可能推动了过去几年多数新右翼政党的主张转变：他们如今转而宣扬“从欧盟内部推动变革”的说辞，但实则是通过削弱欧盟的一体化程度，来维护国家主权。

民众对欧洲的态度：欧盟27国加权平均值（百分比） 数据来源：欧洲晴雨表。

欧洲晴雨表还显示，民众眼中的欧盟远不止是一个共同市场，其意义要重要得多。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多数民众都相信欧盟在国际上的声音具有分量。这一结果表明，民众尚未将特朗普施加的屈辱内化为自身认知，且仍对欧盟的国际角色抱有信心。

过去十年的种种危机，似乎让许多欧洲人认识到，在动荡的世界中，集体行动至关重要。如今，特朗普文化战争初期的影响，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它使民众更清楚认识到希望欧盟所体现的价值观，也为欧盟追求“战略自主”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撑。

但欧盟27国的情况并非一致。在部分国家，尤其是塞浦路斯、捷克、希腊和斯洛文尼亚，它们对欧盟的不信任度仍居高不下。北欧国家对欧盟的信任度不断上升，而其他部分地区，如希腊、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它们对欧盟的不信任度在加剧，两者形成鲜明对比。

按成员国划分的欧盟信任度二十年：2005年与2025年对比（信任与不信任欧盟人群的净差值，百分比） 数据来源：欧洲晴雨表

此外，对欧盟的态度已成为部分国家国内文化战争的分界线。这类国家中，有不少是中东欧地区的欧盟成员国。例如，欧盟已被卷入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大选争议中。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捷克10月大选前夕，以及匈牙利筹备明年大选的过程中。在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欧盟同样引发了分歧：保加利亚计划2026年加入欧元区，而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则乐于将欧盟当作替罪羊。

（二）领导力迷局

本研究的调研结果证实，欧盟多数成员国政府仍由主流派别主导且持亲欧立场。在罗马尼亚总统及议会选举中，疑欧派虽几近突破但最终未能如愿。2024年9月奥地利议会选举的情况也类似：极右翼政党虽赢得选举，却被主流政党通过政治隔离排除在政府之外。荷兰的一个极右翼疑欧政党退出政府后，该国宣布将于10月举行提前选举。在克罗地亚和芬兰，疑欧派政党虽成为联合政府伙伴，但在政府中的影响力有限。

尽管如此，特朗普发起的文化战争仍在考验欧盟的韧性。太多成员国政府不愿在贸易、科技、价值观及多边主义问题上直接与美国对抗。像马克龙、弗雷泽里克森、马塔雷拉这样态度更坚决的声音，如今处于孤立状态。主流派别往往显得随波逐流，倾向于模仿而非对抗新右翼势力。欧洲的机构，尤其是欧盟委员会，正努力填补这一领导力的空缺。

（三）重振欧盟面临的三大主要障碍

1. 民调隐忧

民众对提升欧洲自主性有着明确诉求，但许多欧洲公民怀疑欧盟是否有能力将其落到实处。民调往往还反映出各成员国社会内部的分歧。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2024年5月的民调显示，多数国家的多数民众认为，欧盟在安全领域不可能脱离美国实现自主；丹麦是唯一一个多数民众认为欧盟有能力在经济上与美国和中国进行竞争的国家。

或许对于欧盟领导人而言，面对欧洲内部如此嘈杂纷乱的声音，与其采取大胆的领导举措引发轩然大波，倒不如拖延推诿问题更省事。

2. 情况没有那么糟，并且很快就会过去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2025年5月的民调显示，欧盟公民对跨大西洋联盟的未来相当乐观。主流观点认为，特朗普虽损害了美欧双方关系，但一旦他卸任，关系就会改善。该民调还发现，多数欧洲人相信，与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建立务实合作关系是可行的，这能让欧洲避免贸易战、维持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并保持美国核保护伞继续存在。

这一结果表明，欧洲民众与政府都习惯对幕后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它们要脱离惯常的“绥靖与拖延”状态并非易事，研究发现，多数政府都清楚本国在贸易、投资、能源、科技、武器及驻军方面，对美国既存在真实依赖，也存在主观臆想的依赖。

3. 没什么比未兑现的期望更危险

当下的另一重悖论在于：欧洲对集体行动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对自身规范性作用的认知也日益清晰，但这背后始终伴随着民众的各种诉求。这让各国及欧盟领导层（尤其是欧盟委员会）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许多成员国政府（如法国、德国、波兰）因国内新右翼势力崛起而实力受损，无力满足民众的期望。

这三大障碍相互强化：疑虑与怀疑情绪助长了政府不作为的惰性，惰性又加深了民众的失望，而失望反过来会滋生更多疑虑。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另一个反馈循环，无形中帮特朗普达成了目的，即将欧洲领导人困在一种谨慎、被动的状态中。这种离心力将他们禁锢在“楚门的世界”里——欧洲领导人凝视着人工绘制的“天空”，对周遭的虚假世界感到不安，却仍不愿迈出那扇本可以让他们主导自身命运的大门。

欧盟27国在欧美文化战争中的角色分类 译者据文章整理

欧洲的出路

在《楚门的世界》中，一场潜意识信息传递运动试图压制楚门对外界的好奇心。诸如“Who Needs Europe!（谁需要欧洲）”这类标题，将除克里斯托夫（电影里的执行制片人）掌控的世外桃源之外的所有地方都描绘成“次等之地”——既无关紧要，也毫无吸引力。影片正是借此用“欧洲”这一概念维持节目的运转，让楚门始终顺从听话。

特朗普的做法亦是如此。他将欧洲领导人排除在乌克兰问题谈判之外，还把欧盟当作可勒索的附庸。与此同时，他的追随者协助他将欧盟主流政党塑造成文明层面的敌人。其目标很可能是打造一个“心甘情愿的附庸”：一个过于弱小且依赖他人、无法自主行动的欧洲。

但特朗普阵营能在文化战争中得手，根源在于他们利用了欧盟真实存在的弱点。要找到欧洲的出路，答案并不简单。欧洲领导人正面临相互矛盾的压力，但一旦他们认清这一切都属于文化战争的范畴，且攻击目标正是“欧洲”本身时，就会发现一些新的出路。

（一）自由派：捍卫自由价值观

欧洲主流政党必须重拾信心，鼓起勇气捍卫欧洲价值观。自由派如果继续墨守成规是行不通的。欧洲自由派应该毫不犹豫地重新诠释主权、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争议性概念，阐明这些理念如何能巩固而非削弱欧盟。

（二）欧洲各国领导人：别把阿谀奉承错当战略

欧洲各国领导人别再对特朗普采取“奉承、绥靖、转移视线”那套策略了，这套做法漏洞百出且目光短浅。相反，他们应当态度坚定，主动承担起保卫欧洲安全的更多责任。为此，他们需着力打造欧洲自身的优势：不仅要强化防务与科技领域，还要巩固欧洲与全球各国及地区的伙伴关系。

欧洲的“屈辱之夏”完全没必要沦为“屈辱世纪”。只要欧洲各国领导人齐心协力，欧洲就能实现繁荣发展。特朗普加速了世界秩序的动荡，也制造了新的威胁，但在这一切背后，也潜藏着真正的机遇。

欧洲摆脱屈辱的出路在于战略自主。欧盟及欧洲各国领导人需在防务、科技、能源领域，以及单一市场建设方面，逐步推进战略自主的实现。即便这意味着跨大西洋紧张关系加剧，他们也应坚持此举。此外，领导人还需树立自信、诚信而非附庸者的形象。

但要实现这一切，欧洲需要团结。这种团结应在可能的情况下覆盖所有27个成员国，必要时则以“意愿联盟”的形式推进。尤其是德国、波兰、瑞典等部分国家的政府，应走出幕后，承担起一直缺失的领导责任。这将带动其他成员国纷纷效仿。

（三）欧盟：在国际舞台上主动担纲

欧盟委员会需在美欧文化战争中承担起领导角色。欧盟委员会应坚定地运用现有工具。它需借助自身贸易权限对抗胁迫行为，并扩大欧盟在全球的伙伴网络。它同时还应通过《数字服务法》捍卫言论自由的欧洲愿景。例如，欧盟委员会在今年9月决定对谷歌实施制裁，这一举措符合欧盟的数字监管规则，且委员会在做出该决定时并未回避可能激怒特朗普的风险。

欧盟还应扩大举措范围，以应对文化战争。诸如拟议中的“欧洲民主保障机制”（European Democracy Shield）和即将出台的“欧盟公民社会战略”（EU Civil Society Strategy）等措施，它们回应了欧洲民众真正的迫切诉求——捍卫民主，而非仅仅管理市场。这些举措都将有助于维护成员国中那些最脆弱地区民众的欧洲情感认同。

如今，将文化视为欧盟核心地缘政治资产的时机已然成熟。这一点不仅与应对欧盟扩员挑战相关，也与应对欧洲同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之间的文化战争息息相关。

结束，还是新的开始

《楚门的世界》是时代的产物。它体现了20世纪末的自由人文主义精神：即普通人能够识破强加于自身的虚假架构，并为追求自由而努力。这部电影还认定，真相、自主与尊严是值得人们放弃安逸去争取的普遍追求。

一个特朗普主义的好莱坞绝不会拍出这样的电影。MAGA运动传递的理念是安全在于紧闭大门、重申旧有身份认同；而《楚门的世界》则与之完全相反，它以反抗权威、打破幻象、探索未知为主题。特朗普主义视角下的楚门，不会被塑造成挣脱束缚的受害者，反而会被刻画成危险分子。他的独立意识会被解读为“对剧中安全舒适环境的忘恩负义”，更不用说，这种追求自由的精神会给观众树立多么糟糕的榜样。但恰恰是《楚门的世界》所传递的精神，正是欧洲如今必须践行的：有勇气走出预设好剧本的安逸现实，自主决定自己的未来。

若如今的欧盟向楚门寻求建议，他或许会说：离开摄影棚吧，不必将其摧毁，去拥抱未知。本文提出的建议可与这一主张相契合，而楚门这番假设性的话语也有助于我们构想：欧洲若在这场跨大西洋文化战争中获胜，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