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斯特&特鲁鲍维茨：中美“小而稳”的进步，胜过特朗普“大交易”的虚幻承诺-威廉·赫斯特、彼得·特鲁鲍维茨

本周在韩国举行的APEC峰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尤其是10月30日将举行的中美领导人会晤。特朗普早已迫不及待地“预告”行程安排，并期待中美“可能达成全面协议”，这再度点燃了自其上台以来便议论不休的、所谓中美“大交易”的种种猜测与讨论。

10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并强调，前段时间，中美经贸关系再次出现波折。通过吉隆坡经贸会谈，双方澄清了立场，增进了理解，就对等解决当前紧迫的经贸问题达成框架共识。希望双方相向而行，为中美高层互动做好准备，为两国关系发展创造条件。

中美之间会不会达成特朗普口中的“大交易”？其具体内容会是什么？对中美关系及地区格局有什么影响？少早前，一篇发表在美国“外交事务”网站的评论文章认为，在当前紧张局势下，美国政策制定者应当关注更加可控的目标，任何朝着正确方向“小而稳”的进步，都胜过对“大交易”的虚幻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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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威廉·赫斯特、彼得·特鲁鲍维茨，翻译/鲸生】

在大国外交的世界里，希望永不熄灭。即便是在美国与中国发生了异常激烈的贸易战当下，人们仍在谈论中美元首会面以达成某种“大交易”的可能性。

特朗普表示他“非常愿意与中国达成协议”，而中国在对特朗普的大规模关税攻击作出克制且有针对性的回应后，也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在当前尤为紧张的时刻，借此机会实现美中关系的突破听起来颇具吸引力，然而，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历史，以及各自国内政治状况都意味着，达成这种协议的可能性极低。

自1950年以来，中美关系多次从合作转向对抗，再转回合作。这既有地缘政治的原因，也有基于国内政治的考量。通常情况下，只有当面对一个共同敌人的明确且现实的威胁时，两国才有可能在安全领域进行合作。例如，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于1972年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促成了一系列旨在遏制苏联的协议。而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两国都由支持扩大国际贸易的国内领导人执政时，中美才能在经济领域开展合作。然而，双方在安全和经济事务上同时达成合作，始终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目标。

无论从国际大环境还是国内政治来看，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当前是中美在安全或经济领域超越分歧的有利时机。同时，也没有任何共同的安全威胁促使两国走到一起。事实上，在国际冲突问题（如俄乌之间的冲突、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上，两国更有可能持对立的立场（或者至少是基于完全不同的目的行事）。过去一百年来，唯有在20世纪50到60年代的冷战高峰期，中美两国才在安全和经济两个层面上处于完全对立状态；如今的环境愈发类似那个时期，很难想象任何人能实质性地解决两国之间的重大分歧。

特朗普不会愿意打出他手中的牌。如果他想推动达成一笔“大交易”，那对美国来说几乎肯定是一笔“与魔鬼的交易”。为了达成任何全面、广泛的协议，美国可能不得不在台湾问题或南海问题上作出让步——这将有可能瓦解数十年来支撑东亚区域稳定的安全架构。

美国将区域影响力让渡给中国的战略成本将远远超过任何潜在的经济收益——这包括中国进一步开发市场，甚至是美国制造业的复苏。在当前这种形势下，美国政策制定者应当关注那些更加可控、更关键的目标上，比如降低中美在南海及其他热点地区爆发意外冲突的风险。哪怕双方只是从战争边缘小小地后退一步，也将是极具意义的“大事”。

有用的敌手，有用的伙伴

历史表明，当中美两国不再拥有共同的敌人，且当“向内看”、以民族主义为代表的经济利益在国内政治中占上风时，两国关系就会恶化。

例如，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赢得胜利之后，从华尔街到小镇民众在内的美国人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莫斯科主导的、不断扩大的“全球共产主义威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在朝鲜战争期间得到强化，当时中美两国在战场上直接交锋；而到了1960年代，随着旨在“赢得人心”的冷战竞争氛围加剧，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也扩展至发展中国家。

国内政治的需求强化了这种地缘政治上的算计，并助推了中美两国间的对抗情绪。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中美两国都并未走上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之路，尽管各自的理由不同。美国更倾向于支持一种受管控的（而非自由化的）贸易体制，几乎完全专注于西方盟国内部的商业联系；同时，通过全面贸易禁运，华盛顿千方百计地试图在经济上孤立并惩罚中国。在那时的中国，这种孤立事实上无关紧要。当时中国与外部世界几乎没有多少贸易往来，除了苏联、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等少数国家，中国基本将对外经济联系控制在最低限度。

在冷战的前二十年里，中国与美国不仅是充满敌意的战略对手，还如政治学家汤姆·克里斯滕森（Tom Christensen）所形容，各自在对方的国内政治中扮演着“有用的敌手”角色。在国内政治的关键时期，两国往往通过相互指责对方是无法与之妥协的敌人来巩固自身权力。例如，从艾森豪威尔到林登·约翰逊以来的美国总统都把矛头指向充满敌意的中国，以此向民众兜售美国应深度介入南越战事的外交政策（否则美国民众本来也不会支持这场战争）。然而，这种战术的代价是强化了两国国内的强硬派声量，反过来加深了中美之间的裂痕。

到了1970年代，中苏两国在1969年爆发了边境冲突，苏联似乎成了比美国更严重的威胁，而中国对于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为敌的焦虑是明显的。与此同时，美国正寻求摆脱一场在国内极不受欢迎的东南亚战争，并重新调整其在亚洲乃至全球的冷战战略。华盛顿基本同意，中国和苏联已不再属于一个完整的共产主义阵营，这种战略利益的趋同促成了中美关系的解冻，始于尼克松的访华之行，那次访问是由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的秘密外交促成。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开启访华之旅，与周恩来总理握手。

正如基辛格当时形容，这次访问标志着一种“心照不宣的联盟”的开始，其目的是平衡苏联的力量。尽管正式的双边外交关系直到1979年才建立，但70年代为一系列中美战略性倡议奠定了基础：从“乒乓外交”和其他“魅力攻势”，到日益增加的贸易和技术交流，再到启动实际防务合作，这种合作贯穿了整个1980年代。尽管战略合作蓬勃发展，但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在1970年代仍十分有限。当时的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封闭，隔绝于全球市场之外。

直到1980年代，支持全球化的趋势在两国内部逐步扎根后，中美之间的安全与经济利益才在短时间内得以协调一致。中国在此时推动结构性经济改革，致力于市场改革和融入全球经济的双重目标。在美国，里根总统成为全球化主张的积极推动者，提倡贸易自由化和开放市场。与此同时，两国在战略上继续合作抗衡苏联。1980年代，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中美曾就支持阿富汗境内的抵抗势力进行合作，这进一步强化了两国的安全关系。正是这种国内“亲全球化”联盟的崛起，加上面对共同的敌人，营造了一个有利于战略与经济合作的环境，并持续到冷战结束。

苏联于1991年解体后，中美战略合作的基础彻底改变。共同敌人的消失导致两国在安全领域合作的战略逻辑不复存在。与此同时，经济合作却迅速发展。在华盛顿，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引发人们对美国实力在亚洲“前沿存在”可信度的质疑，也让人担忧中国在本地区对自身利益的捍卫日益变得强势。在1995-1996年的台湾海峡危机中，北京为了警告“台独”势力而在台湾岛周边试射多枚导弹，这场危机凸显了问题的严重性。美国则出动多艘航空母舰前往该地区，以展现其对台湾地区的军事承诺。

鉴于双方仅有经济利益的相互匹配，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始终充满矛盾。两国领导人在合作与竞争之间艰难地维持平衡。克林顿总统为继续深化中美经济关系寻找合理性，寄希望于经济利益最终能带来两国战略上的“结盟”（alignment）。他主张通过自由贸易和投资将中国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中。而中国也展现出愿意“参与游戏”的姿态。最终结果是中美贸易的飞跃式增长，并开启了促成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从那以后，中美两国的经济已陷入深度交织。

不再相向

2024年，中美之间的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超过5800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中国最大的单一出口市场（不包括如东盟或欧盟这类区域集团）。此外，北京还持有超过一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然而，这种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掩盖了更深层的离心趋势，近年来，这些趋势正逐渐拉开两国之间的距离。在国内，中美都面临着日渐增长的要求“向内看”、远离全球市场的政治压力——其理由大致相似：被认为由全球化所导致的贫富差距与错配（dislocation）。

在美国，全球化所引发或加剧的经济错配现象，导致了对自由贸易和国际合作机制的强烈反对。早在1990年代，人们就在克林顿曾推动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西雅图爆发的反对世贸组织抗议中看到了危机的先兆。然而，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进入奥巴马执政时期，围绕就业流失和对所谓“中国贸易行为”的国内关切才真正成为美国选举中的热门议题。国会议员们越来越将美国的经济困境归咎于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从这种观点滑向特朗普所倡导的反华、“美国优先”式新重商主义议程，仅仅是一步之遥——他在竞选期间宣传这一理念，上台后则在白宫付诸实践。

在中国，自2010年代以来，进一步强调推进“共同富裕”与社会公平，绿色能源转型以及“中国梦”——不仅仅是承诺提升基本生活水平，也追求更高的整体生活质量；不仅是一个强大且自信的中国，也是一个关注尖端科技发展、更加以消费为导向的经济体。实现这些目标的举措则包括减少对外国技术与投资的依赖，扩大内需、推动本土创新。

当双方都在将彼此当作“替罪羊”，又没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带来合作的动力时，在战略军事问题上的协调空间自然日益收窄。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期间，中美试图在反恐、气候变化和全球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上寻找共同点，但这些努力未能取得显著成功。对美国而言，在本世纪前十年发动的“全球反恐战争”被视为头等大事，而中国则更多地聚焦东亚的发展态势。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也被更广泛的贸易、技术、补贴和知识产权等争议所拖累。

到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不仅暴露出双方关系中的紧张，也进一步加剧了对抗倾向。在美国，政界人士猛烈抨击中国，特朗普甚至污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中国则坚决驳斥这些指控，并强调其防疫表现更胜一筹，随后更是借助“疫苗外交”与美国展开全球形象竞争。这场疫情大流行也强化了经济民族主义：两国都开始在本国建立关键供应链，而到了拜登政府时期，进一步限制了关键材料与前沿技术的对华出口。

随着拜登任内中美的战略互信不断恶化，华盛顿和北京开始从“大国竞争”视角来解读对方的每一个举动。双方越来越倾向于将相互依存关系“武器化”（例如对芯片和稀土出口实施管控），甚至在公众持有债务、国有或国家主导的投资流动等问题上加码威胁。

经济治略无法再像1950年代和60年代那样成为两国之间的战场，因为中美早已不处于各自独立的贸易体系中。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意味着有必要采取更微妙的“舞步”，却也开启了冷战时代根本无法想象的竞争赛道和施压角度。尽管双方都意识到有必要防止竞争演变为公开冲突，但两国关系仍充满变数和不稳定性。

少即是精

在特朗普新一届政府上台六个月后，中美关系变得更加令人不安。2025年4月，特朗普对中国实施的关税陡然上调至惊人的145%，目的是逼迫中国重返谈判桌，并为一项可能达成的“大交易”铺路。然而，中国迅速且强硬的回应——将对美商品的关税提高至125%，并对关键稀土和磁体实施出口限制——表明，这种直接的、强迫性的策略不太可能奏效。

尽管此后双方同意暂时休战，但真正率先退让的却是特朗普。若特朗普未在那些关乎中国地缘政治抱负的关键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中方几乎不可能在贸易和经济问题上屈服于前者的要求。这正是问题症结所在。

考虑到当前的博弈状态，任何“大交易”都意味着美国必须默认大部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属于中国事实上的所谓“势力范围”，以换取中国对美国在西半球、大西洋、太平洋岛屿和大洋洲影响力的类似承认。

2025年7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吉隆坡会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双方就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然而，这样的协议将严重危及美国的核心盟友——包括日本和菲律宾的安全，并很可能迫使日本或其他亚洲国家考虑保障国家安全的极端选项——包括获取核武器。这正是国际关系学者所谓的“安全困境”的经典案例：每个国家为了增强自己安全所做的努力反而威胁到他国安全，进而引发一连串的猜疑与潜在冲突。这也将为全球联盟政治与核不扩散规范树立一个危险的先例。盟友对美国失去信任将导致未来建立多边联盟变得更加困难，从而削弱美国在印太乃至全球的战略态势。

“大交易”一个常被讨论的经济面向是特朗普撤回美国对华关税、放宽对先进技术的出口管制、允许中国对美国关键行业进行投资；作为交换，中国则放松稀土出口限制，并调整中国所谓“让美企陷入不利”的政策——包括补贴与“知识产权”问题。这类协议或许能为两国的关键经济领域带来某种利好，却难以触及当前困扰经济的深层次问题：生活水平降低、物价上涨以及就业市场疲软。任何未能带来切实可见的、立即改善经济状况的协议，反而可能激发更强烈的保护主义诉求、更多对全球化的不安、以及更普遍的排外与不信任情绪。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利益，特朗普明智的做法应当是重新调整其“交易主义”雄心，聚焦于更狭窄但战略上更关键、更可能实现的目标。其首要任务应是通过更可靠的沟通渠道、两军对话机制以及增进互信举措（例如太空发射事前通报机制、关于网络战与黑客行动的实时应对机制），来防止南海发生意外冲突。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降低冲突升级的风险，也将安抚亚洲盟友、释放出美国致力于维持区域和平与安全的信号。

通过渐进式的协议，中美可以就具体问题达成一致，例如海上安全与“航行自由”问题——通过商定行为准则以及管控近距离海上接触的操作规程。此外，两国还可以确立反对网络间谍行为与商业网络盗窃的行为规范。

为了在经贸领域取得稳步进展，首先需要一个共享的框架，以为贸易规则与安排提供可预测性：如果关税与贸易壁垒每周每月都会上下起伏，将对中美双方利益同时造成损害。双方还能就劳工权益与环境保护标准和做法进行协调，从而取得更大进展。中国在这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意愿，比如过去十年来大幅收紧排放标准，从而改善了全国各城市的空气质量‘同样，至少自2010年以来，中国也显著加强了对劳工权益保护的落实，包括完善健康与安全规范、最低工资和关于加班制度等安排。如果华盛顿能够与北京达成一项关于基本劳工标准或温室气体减排机制的双边协议，这不仅不会损害，反而有助于美国的工人和生产者，因为这将削弱中国那些长期以来被美国工会等批评为“不公平竞争优势”的部分做法。

其次，若能在推动中国金融体系更具透明度或开放度方面取得任何进展，都会极大地有利于美国。例如，要求即便是国有企业的非核心部门也必须披露更多信息，并允许美国及其他国际银行、保险公司和金融机构更自由地进入中国市场。其中一些改革原本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承诺的重要内容。若特朗普政府此时能在这些领域取得哪怕有限的进展，都将有助于让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获得更充分的信息和更广阔的机会。

通过重点关注这些具体且可实现的目标，特朗普有机会让这对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建立在更加稳固的基础之上。美国的对华政策必须建立在对当下国际与国内条件的清醒评估之上。这意味着要认识到：在没有共同敌人的背景下，华盛顿试图促成任何所谓的“大交易”很可能适得其反——因为中国在本地区所寻求的进一步安全，只能通过美国的单方面让步获得；而作为交换，中国愿意在贸易层面做出的让步，也很难给那些反全球化的美国国内群体带来真正的改善。鉴于中美之间协商与妥协的政治空间如此狭小，任何朝着正确方向“小而稳”的进步，都胜过对“大交易”的虚幻承诺。

（原文发布在美国“外交事务”评论网站，原标题：中美之间达成一笔大交易是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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