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史上的今天：10月26日

岁月无声，历史有痕。八十载光阴流转，抗战的烽火岁月依然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观察者网特别推出“抗战史上的今天”栏目，每日与您共同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

1931年10月26日

溥伟带领废清复辟派40余人在沈阳祭告昭陵，日军沿途布岗保护，并驱乡民数千人前往“观礼”。日大将福田、井上及贵、众两院议员均送花圈。溥伟等在陵前三拜九叩后三呼“中日亲善万岁”，并宣读誓词，狂妄声称：“仰仗祖宗威灵及日本正义，推翻盘据廿年之仇敌，臣今后当竭其心力，恢复祖宗之基业。”

沈阳日军司令部借口“剿匪”，派兵占领四洮路各重要车站。日本官方声称此举系受南满路局之请。

国民政府就国联通过解决中日满洲问题决议案发表宣言，略谓“国民政府深信国联理事会决议案能早日实行，并盼国际联盟继续努力，务使目的能完全达到，我国国民自当刻意忍耐，恪守法律，以助正义公道之成功”。

宁、粤双方参加和平统一会议代表在沪开谈话会，讨论外交问题。双方认为国联对中日满洲问题能主持公道，应促国联贯彻其主张与精神；中俄复交问题，不必与中日问题并论。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报告，谓国联关于中日满洲问题的决议案，“以一般国民立场而论，当然未能达到吾人所要求之目的，但国联经过种种苦心，不能不说已尽到责任，亦不能不说国联已表现其精神与力量”。故我国应谅解国联，为保护世界和平而表示对决议案接受。全体国民应以“忍人之所不能忍”之精神等待国联伸张公理。

施肇基致函白里安，表示中国政府随时可与日本政府商订中日仲裁公约，但该种公约内容应与《中美仲裁公约》相同。

日本政府就中日满洲问题发表声明书，声称国联24日通过的决议案不能成立，日政府统观中日大局，凡关于日本国民的生存之利益，绝不改变决心，日军若退回铁路附属地内，则势必使事态恶化。日本政府为确保在满日人之利益，认为中日直接交涉所“必要的基本大纲”是：“（一）否认相互的侵略政策和行动；（二）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三）彻底取缔足以妨害通商自由，或煽动国际之间仇恨对方的有组织的行动；（四）对于在满洲各地之日本人民之和平业务，须加有效之保护；（五）尊重日本在满洲方面条约上之权利。”

东北冯庸大学校长冯庸，因不愿参与日军策划之东北“独立”运动，被日军送东京。冯托言赴英留学，设法辗转回国，是日抵沪转赴南京。27日，冯向蒋介石报告九一八事变后冯庸大学被难经过，并请政府设法救济。

上海各大学教授王造时、沈钧儒等200余人联名致书宁粤和平统一会议全体代表，陈述对时局意见：一、对日交涉须坚持无条件撤兵并保留要求赔偿、道歉之权利；二、集中全国贤能，组织国防政府；三、尊重人民固有权利，党治以来人民权利剥夺殆尽的局面必须终止。

上海特区市民联合会发表对时局宣言，主张对内应改进党务，澄清吏治，集中人才，努力建设，实行主权在于民之政纲；对外应从速决定对日方针，以恢复中华民族之地位。

1932年10月26日

刘文辉退出成都，邓锡侯部入城维持秩序。潘文华部占江津。

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中央限韩复榘28日前撤兵，是日韩电请展缓，俟海军接防烟台、龙口，再撤潍西。

蒋介石派张钫赴济南调解鲁事。

国民政府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意见由外交部电达国联中国代表，凡妨害主权、领土完整者明白表示不接受，凡无害主权、领土者原则接受。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交通部长陈铭枢辞职照准，内政部长兼代交通部长黄绍竑呈辞兼职照准，任朱家骅为交通部长，翁文灏为教育部长。28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

华北回民护教团因南华文艺社登载侮辱回教之文字，派代表马文清等四人赴京请愿，要求查封该社，将主编人曾仲鸣撤职治罪，并将撰稿人娄子匡逮捕法办。27日，马等到京。

国民政府派李世中为议订中巴（西）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全权代表。

1933年10月26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健行（潘汉年）与福建省政府及第19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大要为：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二、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三、福建方面立即释放政治犯；四、福建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之自由；五、在初步协定签订后，福建方面即根据订立本协定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六、初步协定签订后，互派全权代表常川互驻；七、双方人员有必要往来时，由各驻代表要求签发护照通行证，双方负保护安全之责；八、本协定在福建方面反日、反蒋军事布置未完成前，双方对于协定交涉应严守秘密；九、在完成上述条件后，双方应于最短期间，另订反日、反蒋具体作战协定；十、双方贸易关系，依互助互惠原则另订商务条约。

刘湘令五路军同时并进，克日收复绥定、宣汉。是日，杨森部向营山行进途中，在凤凰寺与红军发生战斗。

国民政府任命原第87师副师长宋希濂为第36师师长。

蒋介石以第23军军长刘存厚在防守绥定战役中“防守无方，有负职责”，予以革职查办处分；并电令刘湘将该军所余部队着由该军副军长刘邦俊负责收容，切实整理。11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革刘存厚职，28日，行政院会议议决任刘邦俊代理第23军军长职。

黄绍竑、赵丕廉先后抵平。是日，部分蒙族青年及旅平王公在德王怂恿下以内蒙旅平同乡会、蒙古救济委员会等名义上书黄、赵，称德王系根据“全蒙民意而要求自治，绝非其一人操纵把持，更无其他背景”；“章嘉阻碍自治，为全体民众所愤懑，如其仍本过去之主张，必将激起意外事件”。黄、赵在平期间，分别接见旅平蒙古王公及章嘉等人。

监察委员郑螺生弹劾前新疆省府主席金树仁祸新酿变，违法擅订《新苏条约》，交付监委罗介夫等审查成立，依法交付惩戒。

政务官惩戒委员会以原湖南省建设厅长谭常恺将军用原料锰、锑及白铅等矿砂售与长沙同昌公司及中央贸易公司转运出口，予以免职停用十年处分。

1934年10月26日

红军萧克、王震第6军团与贺龙、关向应红3军在印江县南腰界猫洞举行会师联欢大会。会师后，红3军恢复红2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并以红2军团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和指挥红2、6两军团。

陈诚部进攻宁都。第6师周碞部入莲湖附近，以主力置莲湖、城头，一部在侦探队先导下向宁都搜索前进。下午5时许一部进至宁都北门外，主力由西门进占宁都，红军退至宁都北部黄陂、小布。翌日，陈诚进驻宁都，派傅仲芳任城防司令。

西路军刘建绪命令第62师陶广部接守汝城、桂东南北封锁干线碉堡；以钟光仁旅防守查坪（不含）经汝城至新桥之碉线；补充第五团钟涤松部防守沙田（不含）经查坪至豪头圩之碉线；王育英旅防守沙田（含）经寨前至桂东城（不含）之碉线；第62师师部等进驻寨前，于寨前设指挥部。分别防堵中央红军。

粤军余汉谋纵队在信丰、南雄间之乌径、新田与林彪、罗炳辉红1、9军团发生激战。红军大队集结安远、信丰、古陂地带。当晚，余汉谋下令紧追，27日进至信丰、古陂。在此前后，陈济棠调独立第3师李汉魂、警卫旅陈汉光及教导师两个团由南雄西移，进驻仁化、乐昌防堵。

豫鄂皖三省边区追剿总指挥上官云相率所部兵力16个团开始向鄂豫皖徐海东、吴焕先红25军发动进攻。翌日，红军进至河南英山县陶家河，随在塔儿岗与上官云相部接战。

寻淮洲红军抗日先遣队在浮梁之藏湾与浙江保安队何团作战。次日，红军东入大小花桥，28日达董门、黄沙。29日晨在杨树附近又与太白驻军李松山师张团发生战斗。之后主力渡昌江，一部向朱坑。

岫岩义勇军首领苗可秀率部50余在头道干沟，被日军未田部与哨子河伪军包围。苗可秀被俘。

日驻承德部队用飞机在石城、独石口、沽源等地散发传单，威迫抗日义勇军撤退。

通邮会谈续在北平举行，双方各提最后希望，其分歧最大者为日方坚持通邮事务由双方邮政机关直接处理，我方要求不直接交换，而以商营性质的第三者名义居间承转。最后决定双方各自请示后再行会谈。同日，中方代表高宗武、余翔麟将谈判经过向黄郛报告，并即电汪精卫、朱家骅、唐有壬请示。电中叙述高等坚持通邮事务由第三者出面一节，黄郛不甚赞同，要求汪等电示。朱家骅电复称：“第三者一节当庐山会议时曾早有以不承认伪国邮票戳记及不直接交换邮件等等为原则”，要求代向黄郛解释。

中国实业银行因受上海中国兴业银行倒闭之影响，上海、天津、济南、青岛各行同时发生挤兑风潮。次日，芜湖、厦门两行亦发生挤兑。一二日后均告平息。

北平《立言报》创刊，主办人金达志。

1935年10月26日

何应钦电呈蒋介石，告以日使馆武官高桥业已宣称，天津等地日本武官会议之决议为促成华北五省“联合自治”，“表面上仍属中央，实则为独立”。同日，商震电呈蒋介石，谓河北香河事件为日方多田骏与日驻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所策划，其目的“即策预备迫使我方承认华北自治”。

商震与多田连日在津会商香河事件，尚无具体结果。是日武宜亭向刘耀东提解决条件三项：一、容纳“民众”要求；二、对事变责任者不加处分；三、死伤者给抚恤费。刘向商震请示后，允酌予接受。

刘湘奉蒋介石漾（23日）电，以第23师师长罗泽洲擅自枪杀旅长王芝槐，着即撤职查办。是日，刘电罗遵照，并委唐式遵暂代第23师师长。

驻日大使蒋作宾访日藏相高桥探询对中日“经济提携”及中国财政问题意见。高桥称：“中国欲使经济发达，须先收回外国银行钞票发行权”；中国“为谋经济安定，首须政治安定与统一，始能促进中日提携，为维持东洋和平作出贡献”。

冈村宁次抵广州，分别访晤李宗仁、陈济棠，就中日邦交问题交换意见，并对航空、广东贸易、中日“经济提携”等问题作具体研究。27日访萧佛成、刘纪文、邹鲁等。28日飞南宁，晤白崇禧。31日赴香港。

赴日经济考察团团员陈光甫、徐新六等在沪访财政部长孔祥熙报告赴日考察经过，旋与孔商金融问题。

阎锡山偕樊象离等自太原飞抵南京，出席六中全会。

澳门政府强迫华人学校增授葡文，并规定凡商店、学校印发之广告或宣传品，概须兼用中、葡两种文字，因而激起华人反对。是日澳门华商总会及各团体派代表三人向粤省府请愿，要求速向澳政府交涉取消此种无理规定。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沪开常会。蔡元培、李石曾、周诒春、胡适、司徒雷登等出席，美大使詹森等列席。会议通过拨款30万元补助义教经费等案。

绥西沿黄河五原、临河、包头、萨拉齐、托克托五县本年水灾灾情之重，为历年所未有。是日绥省府电中央请赈。28日又通电全国请赈，内称五县被灾1.51万方里，灾民6.24万余口，被灾村庄617村，淹没田禾3400余顷，毁房1094间，财产损失共约22.15万元。

中国驻国联代表办事处是日及29日先后函复国联秘书长，中国接纳国联对意大利制裁调整委员会通过之对意制裁方案，参加对意制裁。

1936年10月26日

红军总部令红四方面军除第30军、第9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并部署已过河部队以“一个军向中卫延伸，一个军准备争取战略要地定远营”。同时命令“4、31两军即以一部逐渐迟滞敌人”，准备于郭城驿附近与之决战。

天津日驻屯军司令部少佐谷荻那奉命到青岛组织陆军特务机关，并就首任特务机关长职。

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等46人致书蒋介石及西北各军将领，望“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并声明红军“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

蒋介石在张学良、杨虎城陪同下，到西安城南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宣称：“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要予以制裁。”

川越、张群进行第六次中日外交会谈，再议“华北特殊化”和“中日共同防共”问题，仍未获一致意见。同日，日外务省又两度集会，商对川越新训令内容。

1937年10月26日

日军以出动150余架飞机狂炸为掩护，攻占大场镇，切断京沪铁路。我军撤至苏州河南岸。第88师孙元良部第524团谢晋元中校团附与该团第1营营长杨瑞符，对外号称率兵800人守大陆、盐业、中南、金城四行仓库，实为第524团经过加强的第1营，仅414人。

四行仓库

娘子关方面，日军侵入我第3军右翼十字路、乱安村及固驿镇南端高地；我第122师在西回村遭遇众多日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同意第26路军留少量部队守娘子关，主力转至巨城镇、移穰镇，以第124师一个旅推进石门口。是日，娘子关失陷，娘子关战役结束。

忻口日军猛攻我军左翼，突破我83师盟謄村阵地。中央阵地日军攻势未得逞。右翼日军攻灵山及南部下以南阵地，亦未得逞。

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电林彪、聂荣臻等，指示第115师独立团撤至灵丘县上寨附近，向灵丘、涞源之线作战术游击，不要扼守一地和打硬仗。

第129师发出关于建立侦察网的指示，要求各部队立即在本单位活动地区，组织有力的侦察网，以利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地方工作。

军事委员会令韩复榘以主力向德县、沧县进攻，与第一战区进攻石家庄方面的第1集团军相呼应，以牵制日军兵力。但韩复榘行动迟缓，日军得沿津浦线方面节节南下。

日军占福建金门县。

平汉路高邑车站伪军100余人，与我游击队取得联络后，举行反正。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部队教育的指示》，要求加强部队政治教育，教育方法必须适合行军作战的环境，要善于利用时间，不放过一切可能的教育机会。

周恩来与阎锡山、傅作义、黄绍竑共商作战部署及山西持久战问题。

北平伪治安维持会派定汉奸朱深等六人为伪河北行政委员会委员。该伪组织于11月初成立，统治河北省，另于平、津两地设伪特别市区。

财政部长孔祥熙出席行政院例会，报告国际情况。

监察院监察委员张华澜、朱雷章、郑螺生提出对豫皖绥靖主任刘峙弹劾案，谓刘峙“恇怯畏死”，未经激战，下令由琉璃河溃退至石家庄，又由石家庄退至彰德，“旬日之间败退几达千里”，“请将刘峙移付军事长官惩戒会，按战时军律速正典刑”。

日本宣布拒绝参加九国公约会议。

印度诗人泰戈尔函蔡元培，预祝我抗战胜利。

1938年10月26日

武昌失陷。24日，日军波田支队自鄂城进犯葛店，25日陷葛店，是晨陷武昌。

刘汝明第68军奉统帅部之命扼守平靖关，掩护大军通过平汉路向西转移。该部在花园、应山间与越平靖关南进之敌激战一昼夜，将敌击退，使各军得以安全西撤，是日始通过应山，到达随县一带整理。同时田镇南第31军亦奉命在汉掩护全军安全西撤。

日军第9师团陷鄂东南金牛镇，次日陷贺胜桥，粤汉铁路被切断。

日军第101师团陷德安城西南之仪封山北端，炮毁该城西、北两门及各工事，并施放毒气及烟幕，第190师梁华盛部损失奇重，李兆锳师一部来援，与敌相持于仪封山南。

第四战区余汉谋部弃守佛山（南海）、三水。

徐向前等电示冀南部队：敌人已开始对冀南进攻，应动员军民加紧战备，彻底破坏公路，筹集粮食，准备空舍清野。各县基干游击队应集中兵力，不失时机地袭击和伏击敌人。

英国援华委员会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参政会，以英国人民之名义，对于中国抗战表示加倍援助之意，并深信中国必胜。

1939年10月26日

日军600余人进犯北平妙峰山，被八路军击溃，毙伤敌中、小队长以下50余人。

军事委员会任命武庭麟为第·15军军长。

上海“孤军”团长谢晋元举行奋斗二周年纪念日。谢对记者发表谈话，痛斥公共租界工部局及外国军事当局之失信行为，谓：工部局及外国军事当局请求孤军自四行仓库撤退时，曾保证我等仅须停留租界内十日左右。现已非法扣留达二年之久，违反国际法。要求恢复武装，继续参加抗战。

国民参政会决定在四川省成都、万县、阆中、宜宾及西康省雅安各设一办事处，各办事处主任为成都李璜，万县褚辅成，阆中张澜，宜宾黄炎培，雅安林虎。

国民政府公布《紧急命令拨款办法》。

上海市邮差因要求平等增加生活津贴，反对对各级员工待遇歧异，实行怠工，全体齐集总局，向局长乍配林（法国人）提出抗议。次日，信差以下职工组成代表团，由工会代表率同与乍配林交涉，乍表示答应工人要求，后复工。

1940年10月26日

浙东萧山日军于24日向绍兴进犯，是日守军第16师何干部、第67师莫与硕部弃守，绍兴失陷。28日，何、莫两部联合反攻，敌不支，乃向萧山逸去，绍兴失而复得。29日，克复漓渚、河桥等日军据点。

日军千余人“扫荡”山西定襄县芳兰村，烧杀抢掠，屠杀村民200余人，烧毁房屋2000余间。该村被烧杀13次，被杀害村民达540人。

日机33架分两批轰炸重庆，投弹29枚，死伤民众20余人，炸毁房屋160余间。同日，日机九架袭昆明，与欧亚航机一架遭遇，中外乘客四人受伤，航机坠毁。

桂南日军总部发布撤退南宁的命令：一、钦（州）防（城）方面军队，应由钦宁地方向广东及海南岛方面转进；二、板田兵团（即近卫师团）即开始由南宁撤退，先集中于钦州附近，以备转进；三、中田兵团（即第5师团之一部）应于板田兵团南进之同时，逐次缩小其警备区域，在钦县附近阵地掩护其撤退。

国民党中央秘书处致电军事委员会，谓黄桥失利后，苏北20余团大军全部溃散，高级将领李守维、孙启人、翁达等生死不明，陈毅等乘机占领海安、东台、盐城等县，望乘陈毅部立足未稳之际，速派大军收拾苏北残局。

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发表关于处理“中国事变”问题谈话，称：“目前事变的处理正处于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从速实行对中国内地的直接进攻既不可能，期望第三国的策应（外交上或武力上）又自有限度，现在为了这个目的而制订的主动的方案，必须以长期持久战术为主体。”关于解决“中国事变”的办法，有以下三种方案：第一种，根据长期持久战方略，建设“新中国”；第二种，根据战线的大调整，主动地永久占领重要地点；第三种，根据现在暂时维持的战线，迅速地进行外交处理。此三种方案，“以建设新国家的方针作为主干”。关于“建设新国家”的范围，有以下三种方案：第一种，华北或新旧黄河以北；第二种，华北以及京汉线以东、长江以北；第三种，华北以及京汉、粤汉线以东的华中、华南。此三种方案，以第二种为“基本目标”，第三种为“争取目标”。关于“在最小范围内建立新国家，其后解决事变的办法”，有以下三种方案：第一种，封锁江南和华南沿岸；第二种，切断并占领粤汉沿线；第三种，进攻并蹂躏中国内地。此三种方案，按“长期持久战的指导”，应以第二种为“基本目标”。

汪精卫致电蒋介石劝降，略称：“余深望足下坚决宣布中日议和的主张，使全国人民努力协助政府实现和平及恢复治安工作。”

四川省临时参议会选举朱之洪、胡子昂、黄肃方、陈敬修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据合众社上海电讯称：德国现正怂恿日本政府向重庆方面建议，除华北外，愿将其他日军占领区及华中、华南若干军事根据地交回中国，并称：“放弃汪精卫政权，而以较宽大之和平条件饵蒋介石，如可能时要英作调停人，否则由德国人任调停人也可。”为此，日外相松冈要求暂时停止日本与汪精卫政权之谈判，并“作到直接与蒋介石谈判”。

1941年10月26日

山西汾离公路之日军1500余向晋西北第四分区出动，占领碛口、咀头、孟门等黄河渡口，作出进犯陕甘宁边区之姿态，以配合其晋西南之行动。八路军第120师独1旅第715团正调往陕甘宁边区三边地区执行任务，乃派第2团接替第715团之河防任务，并击退日军进犯。

原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来渝述职，是日作题为《抗战期间的山东》的报告，称山东全省共107县，完全沦于日伪宰割者只有三县，完全在我手中者四县，其余百县中日伪仅据县城，而乡镇依然为我之势力，并称全省目前有30县推行新县制。

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国内和东方18个民族的代表130余人。27日，朱德在会上作《建立东方各民族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30日，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讲话，指出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促进各民族团结，共同打倒法西斯。大会于31日闭幕。会议决定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选举朱德、林伯渠等37人为执委，朱德为主席。会上日本工农学校35名学员集体宣誓参加八路军。

1942年10月26日

日军第32、第59师团及独立第5、第6旅团各一部，共1.5万余兵力，对鲁中沂蒙山区进行“拉网合围扫荡”，山东军区直属部队和鲁中军区第2军分区部队予以抗击。27日敌对沂蒙山区南墙峪进行合围，山东军区机关大部突出合围。11月2日，山东军区机关转移至对崮峪时，又遭敌合围，特务营大部壮烈牺牲。第115师指挥鲁中各部队有力地支援了沂蒙山区的反“扫荡”斗争。11月中旬，敌被迫撤出沂蒙山区。

日军在湖南岳阳、临湘自20日至是日，假“清乡”为名，四出屠杀焚掠，该两县境内被屠杀男女2000余人，烧毁民房数千栋，劫去谷米3000余石，猪、牛300余头，灾情惨重。

日军围袭河北三河县泗河村，三天屠杀村民48人，打伤致残者120余人。

美陆军航空队轰炸香港北角发电厂、广州白云山机场。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新四军第1、第6师领导机关对内实行合并，由粟裕统一指挥，原番号不变。

董必武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审查委员会会议上发言，驳斥军政部长何应钦所谓八路军“各自为政”以及国民党一些参政员要求“加强军事统一”的言论，介绍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英勇顽强、艰苦卓绝坚持抗战的显著战绩，并指出第18集团军不是天神，它的兵要吃饭，要穿衣，要作战，处在没有得到国民政府当局补充的情况下，怎能责怪八路军“各自为政”呢？

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对记者谈浙赣会战，称浙省此次战役全部沦陷者27县，敌骑部分窜入者六县，灾情严重县有衢县、松阳、丽水、永嘉，郊外村镇无一完好。被杀害群众达1.5万人，伤5000人，失踪1.2万余人。公私财产损失达四亿元以上。

四川省主席张群以各县、市临时参议会先后成立，并召开首次会议，于地方政治之推进补助良多，迩来征实征购工作之顺利进行，尤有极大贡献，特通电勖勉。

周恩来对当前同国民党的谈判问题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议采取以下方针：一、先尽力缓和两党表面上的关系，在根本问题（军队、政权等）上只从原则上说服国民党加以改变，“至少使他们当面不能反驳”；二、再次见蒋时，不提全部要求，或只谈原则，不提具体问题，或说愿听调遣，但有困难，要求“停打接济”；三、对张治中除要求停打外，还谈防地，说明愿听调遣，但须解决困难，就此提出要求。认为如此，林此来可完成两个任务，一是缓和双方表面关系，二是重开谈判之门。若要超过此种任务，则非在防地上大让步不可，恐今日尚嫌其早。28日，毛泽东复电称：同意所提方针，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提。林彪在第二次见蒋后即回延安。

美国总统罗斯福致函蒋介石，对于威尔基访华结果表示满意，称：“威尔基先生已以最热烈之语句，称述彼在中国人民中所见到之良好精神。福深信彼之访华，使吾等在美者对于协调吾人共同作战力量之各种重要问题，获得更明切之见解，而证明此行有莫大之补益。”

外交部发表声明：“本年4月25日中国驻巴西公使谭绍华照会巴西外长，中国政府拟与巴西政府缔结新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以替代1882年中国与巴西所签订之旧约，巴西政府在原则上接受中国政府之提议”。

1943年10月26日

日军第65师团主力配合伪军杜淑部共万余人，再度向八路军冀鲁豫第4分区濮阳、滑县地区猛攻，并大肆抢粮。30日，日伪军5000人再度向第1分区荏平地区合围，八路军第129师和民众于11月13日击退日伪军，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俘伪军2740余人。

日军第39师团部署由步兵旅团长野地嘉平少将指挥留守部队担任当阳的留守警备。27日黄昏后，该师团参加常德作战的部队主力开始行动，依次向李家埠（荆州西10公里）周边地区集结兵力，至11月1日集结完毕。师团战斗司令所27日从当阳出发，28日与驻在沙市的第13师团司令部建立联系，29日到李家埠，30日晚12时到达老厂，参加常德会战。

国民政府以绥远省粮赋成绩卓著，明令嘉奖省主席傅作义。

新四军第7师代理师长傅秋涛奉调赴延安。

日本东方会领袖中野正刚忧时自杀。

1944年10月26日

八路军冀中第7军分区一部和安平县大队攻入安平县城，歼伪治安军团部和一个大队，并将伪县政府解决，伪县长以下人员全部被俘，俘伪军200余人，缴长、短枪300余支。

国民政府特任鹿钟麟为兵役部部长；特派陈立夫为派遣国外实习农工矿业技术人员考试典试委员长。

外交部宣布承认意大利政府。外交部已电示驻罗马教廷公使谢寿康正式通知意大利政府。同日，美、英、苏亦正式予以承认。

捷克斯洛伐克兼任驻中国大使米诺夫斯基向蒋介石呈递国书。

1945年10月26日

国民党石家庄之第16军、安阳之第32军，南北对进增援邯郸。八路军集中两个纵队歼灭国民党第40军，以一个纵队钳制第30军和佯攻新8军，以另一部阻止国民党援军。

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裴昌会密令第15军军长武庭麟“围剿”豫西八路军，令称：“兹为适应北进政策起见，着该长官剿匪指挥任务，由第五战区刘长官负责，围剿伏牛山平汉路中段以西、黄河以南地区皮定均、王树声部而歼灭之。又现已大部南窜南召以北，战区所属第15军应在豫西嵩县一带防堵。”

中共中央任命饶漱石为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陈毅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新四军军长。

国民政府派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原任关麟徵免职；派关麟徵为云南省警备总司令。

叶剑英奉朱德之命，为秦皇岛美军向解放区山海关等阵地推进事，向延安美军观察组伊万·叶敦提出严重抗议，要求采取有效步骤制止向解放区推进行为。

熊式辉于是日自重庆返抵长春。29日，熊式辉第四次与马林诺夫斯基会谈，告以国民党军决定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同时由山海关前进，请苏方协助并保证安全。马氏表示，可以掩护国民党军队在营口登陆，在葫芦岛不能负责。国民党如果经北宁路运兵，在山海关至锦州一段，苏方不能保证国民党军队的安全。如果国共发生武装冲突，苏军不予干涉。但是，苏军于11月11日撤退之前，国民党军队不能进入锦州。

王世杰、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继续就国民党停止进兵、恢复交通、避免冲突问题举行谈判。国民党方面奉蒋介石的提示提出三点：一、铁路交通必须恢复；二、中共军队撤退铁路以外，其已占领区域暂维持现状；三、中共军事代表叶剑英应早日来渝进行军事小组会议，商谈中共军队整编及驻地问题；要求以此三点电达延安。周恩来指出：在解放区问题未解决、受降区没有重划以前，国民党军进兵，即为进攻。必须停止进兵，才能恢复交通。

周恩来、王若飞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同国民党谈判情况，提出关于恢复交通、避免内战的具体方案请中央指示，并要求中央按日具体广播国民党进兵与进攻事实。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同盟的成立和历史，以及此次临时代表大会的经过和成就。张澜强调同盟不愿中国再见内战，军事冲突应立即停止，希望舆论界一致主张、一致努力。

闸北四行孤军抗日八周年，上海各界公祭谢故团长晋元，蒋介石赐颁“军民楷模”挽额表扬之。

台北全市学生为庆祝台湾光复举行大游行，参加者计有大学、专门学校及中等学校等28校，学生5000余人。下午，台北各界民众数万人，复自大龙洞保安宫前出发，环绕全市大游行一周，以庆祝光复。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议，财政部部长俞鸿钧报告收复区财政状况及设施情形，略谓：中央在收复区普遍推行减免赋税政策，除田赋业已明令免除一年外，其他中央各税亦分别酌予宽免。继谓：以京、沪区财政、金融、经济情形言，目前亟待解决之问题，为物价、工潮与煤荒。又谓：财政部正积极安定后方金融，救济工商实业，将工贷总额定为50亿元，由各行、局贷放，使面临崩溃之工商业得以转危为安。最后称：今后财政计划之改革重点在于：一、平衡国库收支；二、调整财政系统；三、改进赋税制度；四、调整内外债；五、稳定币值；六、健全金融机构等工作，以奠定坚强之财政金融基础。

中央社记者沈宗琳报道上海物价上涨情况，略谓：8月10日以前，一般物价较战前约涨10万倍（以法币、伪钞一对一计），胜利到临之初期，物价曾一度惨跌，如米每担由200万元（伪币）陡降至60万元，阴丹士林布每尺由三万元跌至6000元，猪肉每斤由四万元降至2.6万元。然胜利二阅月后，物价不特恢复8月10日前之一般平均价格，若干种如百货匹头抑又过之，如以昨日行市言，米已涨至140万元，阴丹士林布六万元，猪肉3.5万元。燃料则以来源断绝，胜利前后始终上涨，白煤215万元一吨；煤球15万元一担。物价上涨系由于受敌伪八年经济压榨与近来残余物资又渐多内流所引起。

民生公司在重庆向新闻界报告公司在抗战中所作贡献和存在问题，略谓：公司现拥有船只84艘，总吨位为2.6069万吨。到胜利时为止，共抢救或装运兵工器材19.4万吨，航空油料、器材3.9万吨，枪弹、辎重、马匹等30.6万吨，运送军队壮丁270.5万人，运输美军器材2400吨。公司损失也大，总计被敌机炸沉船只1.2万吨，炸死员工270人。最大的损失是历年的亏空，自从1939年政府统制政策以后至今，亏折已达四亿元。究其原因，主要是拉差扣船与营业受统制。希望得到政府的扶植，把在抗战中破旧了的船只和工厂整顿起来，逐渐成为工业化中国的一条活跃的交通动脉。

（综合、修订自《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八路军大事记》《新四军大事记》《中华民族抗日编年》《中国抗日战争大事记》《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大事记》“抗战直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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